吕利/文

如果将当代西方政治的逻辑比作音乐，其致密程度一定堪与最为复杂的复调作品相提并论：权力的运作不但取决于民意、政党、官僚、法院和商界（在一些不那么典型的国家，还有可能包括有组织宗教和军队的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还时常受制于将国家间乃至超国家政治卷入其中的双重博弈。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对这种复杂性有所认识，但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缺乏在地认识的人，在理解民粹政治这一现象的兴起时，还是倾向于将其抽象为一股单纯的力量，凭借人数优势踩着进行曲式的鼓点，大摇大摆地从彼得·德鲁克所谓经济人的尸体上践踏而过。

一

在近年发生的种种民粹政治现象中，英国脱欧无疑是最能体现这种认知落差的案例之一。在2019年的今天，舆论对脱欧的解释仍可大体分为两种：在第一种观点看来，脱欧是大众政治的一起意料之中的“意外”事故，“沉默的大多数”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用公投的结果向西敏政治精英和布鲁塞尔技术官僚发起了的复仇；另一种观点则把英国脱欧视为一种世界-历史惯性的回归而非失常，真正“意外”的不是英国在2016年离开了欧盟，而是英国居然在此之前为欧洲的一体化浪费了四分之一（从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日算起）乃至半个（从1972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日算起）世纪。

但如果真的把视角放回2016年以前那个不必然在公投中选择脱欧、甚至不必然用公投解决欧盟去留问题的英国，我们将很难在当时的现实中找到那些宏大叙事所强调的历史因素的踪影。在一个政府和议会普遍不希望彻底颠覆英欧关系现状、而现有的宪制框架又不为直接民主决策提供制度性窗口的国家，无论选民的情绪还是大英帝国的精神遗产，都无法自动转化成1740万投给脱欧的支持票。只有个别政治人物在微观层面的动向，以及彼此之间不乏戏剧性的合作、密谋与背叛，才能将高层政治的资源与平台和大众政治的势能联系到一起，为民粹政治的逻辑补上缺失的环节，令战后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变局成为现实。

在2016年公投结果揭晓后，英国出版市场涌现了一批论述或追忆上述细节的非虚构作品。其中既有时政记者对欧洲去留问题当事人的跟踪记录，也有当事人自身的主观回忆——今年秋天问世的前首相大卫·卡梅伦回忆录，便是最新的一例。而在诸多以脱欧为主题的政治类非虚构作品中，尤以《星期日泰晤士报》政治编辑蒂姆·希普曼于2016年末付梓的《全面战争》最为可贵：出色地把第一手观察与全景式的视角糅合起来，用不失紧张感的笔法，将脱欧留欧阵营、保守党工党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选择与动作囊括在内。在这部由细节和人格戏剧组成的脱欧故事里，读者或许会不无惊讶地发现，那些时常见诸报端的宏观因素，在英国走向脱欧的道路上往往只扮演了幽灵般的角色，而真正的抉择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政客和他们眼前最为迫切的（尽管不一定是在长期最为重要的）关切之间。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但在理解英国政治动态时，错误的时间概念却时常构成误会与夸大之源。一种常见的论调在解释英国脱欧的来龙去脉时，试图把1740万选民在2016年作出的决定和大英帝国在战后的衰落相联系。在这种叙事之下，鲍里斯·约翰逊俨然构成了对于安东尼·艾登的反题。但只要考虑到当英国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名声扫地之时，即便本届下院保守党资历最深的肯尼思·克拉克议员也只有16岁，而他恰恰是保守党内最坚定的亲欧分子，上述历史主义认识论的迂阔之处，便一目了然。

二

在希普曼的视野里，真正推动保守党和英国走向脱欧之路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什么对不列颠帝国遗产怀有切身记忆的政坛耆老（这样的人事实上并不存在），而是一群出生在1970年前后的中年政治家。在保守党内，最早为推动公投脱欧展开行动的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汉南，生于1971年；而在公投前夕鼓动党内疑欧派议员向卡梅伦施压的史蒂夫·贝克，和在2014年以投奔极右翼英国独立党的举动震惊英国政坛的议员道格拉斯·卡斯维尔，也都与他同年；他们都在1992年英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并以将英国带出欧洲为自己从政的最大使命。而在这些“脱欧火枪手”的前期努力，为一个有能力赢得公投的脱欧阵营搭建好框架之后，在2016年2月选择加入脱欧一方的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戈夫，则分别是1964和1967年生人，他们赶上了80年代牛津大学辩论社扩招带来的民主化风潮，在这个原本以辩论为主业的古老社团里，品尝了民选政治家的滋味。

上述一众保守党人的疑欧主义立场，无不深植于自己作为后冷战时期第一代人的历史体验，至于对英格兰往事的追忆，则始终不出政治话术或者个人癖好的范畴。但在工党的布莱尔-布朗核心偃旗息鼓之后，最终从这一批60后、70后保守党人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强硬的疑欧主义，而是力主和新工党争夺中间选票的大卫·卡梅伦和他的所谓“现代派”路线。

卡梅伦并不认为在苏联解体后推进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有何益处，但他也不曾设想过一个英国完全退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未来。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卡梅伦更为在意的是欧洲议题对保守党传统支持者的绑架：不但在党内制造了严重的分裂，还拖累了保守党在21世纪完成自由主义转向、与布莱尔的工党争夺中间选票的步调。

随着保守党在2010年大选中与亲欧且主张社会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卡梅伦的策略不仅为保守党迎来了暌违13年的执政权，也令他的现代化路线在保守党内确立了指导地位。就任首相后的卡梅伦，在执政早期依旧维持了压制党内疑欧派的策略，他甚至一度单独找时任教育大臣戈夫谈话，要求后者避免公开表露自己在欧洲议题上的立场，而戈夫作为卡梅伦的好友兼阁员也表示应允。但在2011年10月，欧洲议题在保守党内部的分裂效应再一次暴露：在一场要求政府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公投的提案投票中，81名保守党议员不顾党鞭的严厉督导投下赞成票，背叛本党路线的人数，甚至比1992年约翰·梅杰政府议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多出近一倍。这最终迫使卡梅伦在约一年后作出妥协，并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2013年1月，卡梅伦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彭博欧洲总部发表演说，承诺将在赢得下一任期后就英国在欧盟的位置重新谈判，并在此基础上于2017年左右举行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如果考虑到在2011年秋天的那场投票中，保守党议员的大规模叛变也只是让支持就欧盟去留问题举行公投的议员人数增长到110人左右（与之相对，有438名议员投出了反对票），卡梅伦在一年之后的让步，无疑标志着强硬疑欧派的策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

尽管疑欧主义者经常抨击英国政府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缺乏民主合法性背书——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英国仅被交由议会审议，但在法国和丹麦却举行了公投；布莱尔时代的工党政府无论在拒绝加入欧元区，还是在2007年接受《里斯本条约》时都未诉诸公投——但2016年以前的历史经验表明，同情疑欧主义的选民，并不会自动集结在脱欧乃至就是否脱欧举行公投的口号之下。由金融家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组建的公投党，曾在1997年大选中赢得约80万张选票，但除了吸收部分保守党票仓、令一些保守党候选人输掉自己的选区之外，这股短命的政治力量并未在当年的英国政坛掀起更大的涟漪。而如果1975年的退出欧共体公投能为脱欧阵营提供任何参考，那么他们在半个世纪前的“先烈”们以一比二的悬殊差距落败的经历无疑证明，以一场在野政治运动对抗整个英国的政党与商界利益，有多么自不量力。

三

但正如那句谚语所说的那样，一场战争的结果或许可以被天时地利人和所左右，真正的胜负却往往取决于一个铁钉的得与失。2016年的公投本身，便最能体现这种毫厘之差带来的本质变化：如果有60万支持脱欧的选民在2016年6月23日作出相反的选择，卡梅伦便有可能作为现代保守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领袖载入史册，英国的命运也将走上与今时今日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从历史的角度看，对这种“另类事实”的想象，或许是一种危险的假设；但从政治的角度看，每一场对选票的成功角逐，本质上都和战争一样，是由一系列关乎策略选择与后勤安排的技术性细节堆积而成的。

正是在这琐碎的领域，希普曼记录了脱欧阵营在2016年公投中被掩盖在“反全球化”标签之下的另一面。诚然，在2011到2015年间，英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相对景气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从欧盟其他国家涌入英国的移民人数几乎翻倍（尽管英国并非申根区成员），而叙利亚内战制造的新一轮移民/难民危机,也大大加重了人口流动和边境管控问题在政治辩论中的分量，令脱欧阵营“夺回控制”的口号取得了奇效，但在公投前夕制定这一所谓“排外主义”策略并付诸实行的团队本身,却充满了国际化色彩。上述三位“脱欧火枪手”中的丹尼尔·汉南出生在秘鲁;而道格拉斯·卡斯维尔则出生在乌干达，为这支保守党背景的脱欧竞选团队担任总监的多米尼克·康明斯,则在俄罗斯经营过一条从阿斯特拉罕到维也纳的航线。

脱欧阵营背后的政治资源与行动哲学,同样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国界之外。当脱欧阵营组织和公关负责人马修·艾略特,为代表商界疑欧主义者的压力团体构思名称时，他的灵感完全源自奥巴马2012年竞选团队；而在竞选活动白热化阶段，苦于无法从保守党官方数据库中获取选民情报的康明斯,委托了一群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数据科学家,利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建立用于分析选情的数学模型，并利用一家加拿大企业的技术，从零开始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社交媒体竞选系统。

正如“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源自欧陆诸国技术官僚的跨国往来，而后冷战时代被美国标定为“流氓国家”的威权政府之间，也通过种种非正式渠道建立了人员和物资的交换关系一样，在2016年崛起于英美世界的民粹政治背后，固然存在“反全球化”的宏观因素，但毋宁说也存在着一种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忽视的“另类全球化”。正是这一趋势，令泛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有机会绕过传统的政府间渠道建立跨国网络，使用社交媒体和日趋成熟的数据科学左右21世纪选举政治的涛动。

但如果跳出2016年公投的一时之得失，或许不难发现，这场战后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竞赛并不只是一个外交议题反噬国内政治的案例，而是两种舶来的政治哲学在保守党内部的角逐:如果说卡梅伦代表了基民盟式的欧洲中右翼路线，主张用自由化的社会政策与更开放的党际政治立场占据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从而塑造一种更具卡特尔色彩的“共识政治”，那么脱欧阵营所追求的则是一种类似尼克松时代美国共和党的“保守革命”，以在支持传统两党制的选民基础不断锈蚀的21世纪，为保守党在右翼重新确立一片以经济主张和保守认同政治为分野的基本盘。

今天，无论是脱欧公投的结果还是特蕾莎·梅的末路，无疑都已经宣判了前一种策略的死刑。但直到鲍里斯·约翰逊真正接受投票箱的考验之前，后一种策略的成效亦只是悬而未决。不管唐宁街和西敏之间的宪制缠斗终将把作为一项政治工程的脱欧推向何处，只有一场刷新当前议会僵局的大选，才能给作为一起政治革命的脱欧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