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就谈利率,为什么利率从古到今似乎总是居高不下？过去多年，领导人召集多次会议，布局政策，立意明确要降低融资成本，可就是降不下来。
　　

前几年发生的山东辱母报仇血案中，于欢母亲的公司借款月息10%，年息120%，高利贷是整个血案的起因。如果没有高利贷，也就不会有血案了。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金融发展到今天，民间借贷利率怎么还这么高呢？有哪些改革措施才能够把持续多个世纪的高利贷根除掉呢？
     

历代皇帝都试过管制利率
　　　

对高利贷的痛恨，不是今天才有，但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和商业投资的规模都很小，生产性借贷不是主流，像于欢母亲的公司那样的商业借贷很少，而且对于商业性借贷的利率，再高也不太容易引起社会同情。由于古代的借贷多为消费而为，也就是，一般是在一家人没饭吃的情况下才去借钱，所以，过去对利率的管制多是出于道德考虑，出于防范趁火打劫。
　　

最早在周朝就开始管制利率，并且据《周礼》中记载，为了防止商人过于剥削，周王由泉府（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经营官方放贷，利息一般在20%至25%，这算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国有金融机构了。这种国营金融虽然开始的用意善良，是为了救济民人，但后来逐步演变成财政开支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挤掉了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因为官营金融可以亏损，但民间金融如果亏损太多，就无法存活下去。
　　

汉代规定利率最高不超过100%，规定“一本一利”，禁止复利，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利息的基础上再要求利息，不能“利滚利”。比如，山东于欢母亲公司借钱100万，月息10%，如果不允许复利，那么，年息就是120%，一年后的本加息为220万；而如果允许复利，那么，计算1.1的12次方，年息就为214%，一年后的本息为314万，两年后的本息为985万！复利的确很厉害呀！
　　

唐朝武则天把利率上限往下调，规定官营放贷利率不超过60%，民间放贷利率不能超48%。这两种利率上限一直维持到宋朝末期都没变，而且明显对民间借贷限制更严。尤其是在1069年，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在每年夏秋收成前青黄不接之时，老百姓可以去官府借钱或粮食，年息40%。可是收效甚微，并被时人指为与民争利，“名为济民，实则专利”。
　 

到了元朝、明朝，民间利率上限继续下降，不能超过36%，对复利更是打击，违者后果自负、不在法律保护之内。清代继续前例，到19世纪利率上限为24%。中华民国政府规定最高民间利率不得超过20%。到1950年代后期，民间借贷就逐步被禁止，民间金融走入地下，官方允许的民间利率水平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就有了许多非法集资案件。一直到最近几年，民间金融包括民间借贷才慢慢得以恢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超过36%为无效。
　　

利率管制的结果到底如何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张三跟李四签借款契约，合同上说借款900元，并且是零利息、一年到期，但是今天张三实际只拿走600元，这样实际利率50%，可是合同上说是零利息。官方要查也查不到。所以，利率管制的结果只会使许多借贷走向地下，增加借贷契约的执行风险，因为，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出现纠纷，借贷两方还不能正式去诉讼，只能私了，而私了的过程往往充满非法暴力。

就像山东辱母血案那样，月息10%显然超过年息36%的最高法定利率，所以，债务人赖账时，债权人就无法走正式司法，只能通过黑道讨债。地下借贷就这样伴随暴力。

     过去好多年，我跟河南大学彭凯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收集了大量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借贷利率数据。我们的利率历史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为详细的、量也最大的。根据我们的数据，18-19世纪的全国平均利率基本维持在20%多一点，而货物借贷利率大概要高出1.5倍；而民国时期到1950年代，货币借贷利率平均在40%至65%之间，而货物借贷利率则平均在100%到180%之间。

管制使利率走高

　　利率管制两千多年，民间借贷至今还是充满高利贷，这说明单靠人为禁止高利贷是无效的，最多是治标，但没有从根本上治本。道理很简单，就是对利率的限制多是基于一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忽视了借贷市场的实际情况，尤其忽视了资金供给端为什么会要求高利息回报。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会说那是因为这些放贷者心黑、剥削心太强。可是，借贷市场的潜在参与者还是很多的，如果对放贷人权益的保护很可靠（就像我们现在要求保护股市上的中小股民权益一样），借贷交易又很安全，特别是当其他投资选择不是很多或者回报比较低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在借贷利率不是太高的条件下也愿意去放贷的。如果能做到这些，高利贷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我们发现，以1930年代初期为例，各省的借贷利率差别非常大，浙江的平均借贷利率最低，才21%；福建第二低，为22%；江西第三低，24%；而宁夏平均借贷利率最高，为50%，陕西第二高，47%；湖南也不低，32%。那么，为什么各省差别这么大呢？
　　

我们的量化历史研究表明，至少三方面的因素能部分解释这些跨省份的利率差别。第一，人均耕地面积越大的省，其借贷利率水平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可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在文化上对商业更加排斥，对契约的认同度和遵守度可能更低，由此，那里的借贷违约概率会更高，违约风险要求的溢价也会更高，因此，那些地区的放贷资金供给会少，借贷利率会更高。
　　

第二，抢劫占当地刑事案件的比重越高，那个省的借贷利率也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民风会更差，违约赖账的概率更高，因此，借贷的违约风险溢价会高，利率自然会更高。

第三，一个省的金融机构越发达，占借贷交易量的比重越高，那么，那里的借贷利率就会越低。这还是跟借贷契约文化高度相关：金融机构化越多，借贷交易就越正规，交易安全度就更高，因此，贷方要求的利率就会低。
　　

今天，我给你讲了很多利率数据和研究，其实就是讲一个简单道理：利率管制解决不了高利贷问题，而如果要治本，就必须像浙江、福建、江西那样，要改善商业文化、认同契约精神、提升民间商业秩序，尤其是要旗帜鲜明地保护放贷人的权益，增加放贷人的安全感，而不是要批斗、打倒放贷人。只有改善借贷市场的投资环境，人们才敢把资金投放出去，要求的利息回报才可以低。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第一，从周朝开始，历代皇帝都试过管制借贷利率，立意在于打击高利贷、帮助穷苦老百姓。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虽然这些基于道义的努力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且至今还在继续，但高利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因为单方面地限制利率只是治标。第二，为了治本，就必须从资金的供给侧着手。从中国1930年代的跨省数据以及许多跨国比较的研究结果看，商业文化发达、契约精神可靠、社会秩序优良的地方，放贷资金的供给就多，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就低。第三，治理高利贷的办法是放开并鼓励民间金融，政府需要通过法治保护放贷人的权益，鼓励更多人加入放贷队伍，而不是把他们打入地下。打击高利贷者只会使借贷资金供给短缺，利率不跌反而上涨。
　　

按理说，两千多年限制利率的结果是那么明显的摆在那里，那就是没有解决任何本质的问题，而且高利贷一如既往。可是，就是没有人指出这个明显的结论，至今还迷信“打击高利贷的办法是限制利率”，为什么是这样？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