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个人私德上几乎没有污点，堪称完人，却落得徐偃王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

 田晓菲女士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看来，尽管萧梁王朝在传统儒家的历史叙事里并不足取，然而这是因为儒家无法对萧梁的兴与衰做出合理解释因此避而不谈的缘故。在梁武帝萧衍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下，萧梁蒸蒸日上，没有南朝常见的宫廷政变，长期保持着繁荣与稳定的局面。所以它的突然崩溃，超出了传统史家的理解能力范围，这比司马迁解释刘邦的胜利与项羽的失败还要麻烦，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梁武帝都是最典型的儒家圣君，他在个人私德上几乎没有污点，以统治者的标准堪称完人，却落得徐偃王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最终人们只能将宫体诗的写作与梁武帝对佛教的崇信作为梁朝覆灭的替罪羔羊，在传统史家看来，君主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处理国家政务上，无论是写作宫体诗还是崇信佛教，都意味着君主注意力的转移、分散和浪费。这个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不务正业，做的远比萧衍父子夸张，那么他们为什么却没有倒台呢？

这个不值一哂的说法，从本质上来说，跟儒家史官对王莽失败的解释一样，在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王莽的所有政策都绝对忠实于战国以降的儒家学说，儒生们不可能承认儒术的破产，否则就是自毁根基，因此只能在道德上抹黑王莽。尽管如此，王莽与西汉儒家的汤武革命信念同归于尽以后，东汉儒家很有自知之明的不再坚持“制度决定论”，转向“人事决定论”，品藻人物的清议流行，在魏晋时演变为清谈。

萧梁的灭亡对时人的打击，不下于王莽给予汉儒的破灭，南北最知名的大儒纷纷惊叹“文武之道，今日尽矣”。隋唐的史学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根基，只能抹黑萧衍父子，通过道德上的失败，将梁王朝与齐梁文学定性为颓废萎靡，以证明其政权的失败与儒家，与儒皮法骨的帝国政制本身毫无关系。然而人的审美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戳破冠冕堂皇的辞令，是以我们可以看到隋书的艺文志能收集到的大部分是南朝人士，以及模仿南朝的诗歌，这已经能说明很多事情了。

一个公认的事情是，中国文化到了六朝时方有了文学的自觉。在此之前尤其是汉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都是简陋与稀缺的，两汉庞大的帝国与其不值一提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而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六朝却涌现出一大批最出众的作者与作品，这里头原因众多，六朝政制的演变是其中一个不够充分但极为必要的要素。

自东晋以降的南朝政权在世界历史上最接近者，莫过于罗马人的拜占庭。罗马人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希腊人的土地，或者说罗马人的世界帝国只剩希腊的残山剩水，然而依旧不肯舍弃帝国的荣光，以至于尽管外来的征服者随着时间流替不断被希腊人的语言与文化反征服，被蛮族讥讽为希腊人的皇帝，却依旧坚持自己是罗马人。

对于仓皇逃窜的东晋政权来说，吴人本来只是刚被中原王朝征服不久的异邦，从语言、饮食到文化都格格不入。然而在陆机兄弟上洛时晋人尚有征服者的余裕嘲笑百越的异质风俗，但就未来的晋元帝而言他只是派系斗争的失败者，以至于琅琊王在渡江后感慨“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西晋的亲王用金帛招引蛮族充当打手，本是东汉起中原王朝惯例，从窦宪到曹操一贯如此。只是这一回作法自毙，出柙的虎兕在主人同归于尽后翻身上位。而琅琊王本是东海王集团微不足道的一支偏师，情况比罗马人还凶险。为了稳固政权，东晋皇室与南下流亡的中原家族达成合作，以压制同自身文化异质无法信任的吴人土著和家族。

这是东晋时期门第政治诞生的重要缘由，北来侨民不仅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而且担任官职也相较南方本土人士受到优待。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晚渡北人也同样受到歧视。从这个角度讲，东晋也类似从北越逃奔至南越，建立凌驾本土居民之上的吴庭艳政权。

然而门第世家毫无战斗力，不得不仰仗南下的流民帅和蛮族拱卫江陵与边境。这样的政权无疑是极度虚弱的，从刘宋的北府兵到萧齐青州集团，再到梁武帝起家的雍梁集团，南朝背后的历史逻辑是拥有武力却受歧视的南下族群推翻现政权，然后被清谈文人使用权术柔性规训，一如木曾义仲、源义经际遇。

换句话说，贯穿南朝始终的线索便是庶族君主与士族阀阅的阶级斗争，发现了这枚钥匙，有助于我们理解六朝文学为何在齐梁达到巅峰，以及为什么梁武帝父子不仅偏好文学之士，甚至亲自参与文学创作。

一方面，儒家对文治主义有特殊偏好，大一统帝国也宁愿治下百姓都是顺民，好从其身上榨取膏脂。因此文学，而非军功成为提倡对象，至于经术早在魏晋之际便风评被害。虽然顺民化意味着解除武装，不习武事，导致由顺民组成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只能雇佣蛮族军队。虽然如果蛮族反叛便难以抵挡，但这一代价完全可以交给子孙负担，而梁武帝的不幸是他活的太长了。

另一方面，寒人的抬头，正潜藏着取士不以门第而以个人才华的草蛇灰线，也就是世家地位的下降与皇帝权柄的上升，这场权力游戏通往的便是唐宋科举制的无底深渊。

本书作者指出，在6世纪前半期，梁武帝有意扶持了一批文化新贵，由士族中的后门和南方本土人士组成，但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武帝对士族寒门和江南本土人士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试图铲除原籍北方的世家大族，毕竟这会损及他的统治根基。他小心翼翼的采取均衡手段，世家大族依旧享受特权，皇室也必然只与世家联姻，但原本有才只是受到门第限制的寒门士人，现在也可以和世家大族的成员站在同等地位，担任最高级的行政职务。

这些文化新贵的家族之间往往彼此相互通婚，互相提携，其特点是占有雄厚的文化资本，并且通过姻亲关系构成一个独特的社群。他们不但把“文”当成品评人物的新标准，使得娴于政事但不擅长文墨的世家子弟沦为被嘲弄对象，而这在谢安王导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把“文”变成一种家族产业，而且还常常成功地把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特权。

那些在公元5世纪通过军事和政治成就获得社会地位的家族，现在也纷纷转向文学与学术。就连齐梁皇室也显示了同样的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他们原本来自士族后门，如今不但取得了最高的政治权力，而且也逐渐成为文化时尚的奠基者和文学方面领导潮流的先锋人物。依靠他们塑造的这一潮流以及此时积累的文化资本，在萧梁灭亡至唐末的很长一段时间，萧家依旧保留着荣华富贵与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李唐皇室因为缺乏文化资本，不得不尴尬的被历史悠久的关东世家视为暴发户，屡屡拒绝联姻。

不过作者否认了一个学界长期沿袭的观点：梁代存在三种不同的文学阵营，背后牵扯着不同的政治派别。作者指出，虽然明清以降，文学阵营的对立常牵涉到政治立场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并产生严重后果。但在梁代，文学世界对文学的定义和理解同多于异，根本不能分成三个清晰阵营。很多被人为划分到某个阵营的人，不仅经常有其理论上敌对阵营风格的作品，还经常被敌对阵营的人欣赏。后来的学者以今度古，因此遮蔽了历史真实，而且一如我们在开头时候提到的，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建构，通过将萧统的《文选》视为经典和道德的，把武帝第二个太子萧纲的宫体诗视为颓废和不道德的，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的体制会失灵，是因为有人道德败坏。

真正存在的可能是代际的更替，导致文学风尚和口味的变化，父兄(萧衍、萧统)的品位已经out，风尚转向更加年轻的萧纲。从公元5世纪开始，文学界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古”、“今”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产生，人们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口味以及诗人的个人风格之差异都有所察觉，同时对新变进行有意识的追求。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梁人小心翼翼地拓宽文学的边疆，虽然远谈不上为艺术而艺术，但确实试图分离文学与功用，使文学拥有一个独立的话语与场域。梁朝以前的文学观强调文以载道，除此之外的文学都是多余和无用的。孔子教诲弟子，便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意识形态无足轻重的附庸，随着六朝的文学自觉在梁代登峰造极，以及儒术这么些年来被佛老之道严重冲击，人们放松了道德审判，默许文学可以无用，这一脉络开花结果，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宫体诗。

在重视政教与实用的价值体系里，宫体诗是没有存在价值的，用作者的话说便是：在一个不能容忍任何多余物游离在外的文化系统之中进退维谷。但在南北对峙的六朝，宫体诗不仅征服了南方，同时也在几个世纪里受到北人的追捧，宫体诗并不只是对女性与艳情的歌咏，实则涵盖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卸下政教包袱、道学气息，对生活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才能打动时人。

在宫体诗的世界里，充斥对时间的流逝、波动，世事的无常和虚幻的格外关注，这些都是佛教文学中常见的题材。魏晋后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印度化的社会，佛教的兴盛，除了带给乱世之民精神慰藉外，也有门第政治限制寒士上升渠道，只能投身宗教，一如中世纪西欧教会是平民提高阶级的最大途径；佛寺拥有治外法权，顺民投靠后便能免去大一统帝国榨取的因素。反之，佛教的衰微因为科举吸引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和三武灭佛用暴力手段夺取佛寺荫蔽的编户齐民。

儒学在宋代的复兴，使宗族取代日渐衰微的佛寺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心，同时也使后人无法理解梁武帝对佛教的推崇。从统治的角度看，在一个高度佛教化的世界，统治者的宫廷不崇尚佛教，反而会遭遇背教者尤里安一样下场。而宫体诗中不时展露的佛教要素，更为后世辟道排佛的理学家的批评增添了一份理由，另一方面这正印证了佛教世事无常的观点，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股后现代主义式的黑色幽默与荒诞。

不过，虽然是失败者，梁王朝同样也有建构自己的历史叙事，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由于不肯放下汉魏帝国的荣光，江东拜占庭政权力图确立自身为汉文化中心的正统地位，于是梁朝有非常发达的边塞诗传统，作者指出，这些边塞诗都是由一群从来没去过北方的诗人写的，与描写北方的乐府诗一起，将北方的形象塑造为蛮荒、朴野、自然，其本意在于强调北人之粗野，以求突出南人之文明。南人自视等同于“文化/文明”的代表，置北人“自然”的地位，这正与这些南下的北方贵族后裔把南方本土社会身份低下的女子(“小家碧玉”)塑造为热情洋溢的“自然”形象遥相呼应。

然后，初唐时期，作为征服者的唐人接受了"自然"的定义，但将其解释成孔武有力，刚健的男性形象，南方的所有人不分贵贱解释成柔靡而女性化的形象。这种南北对立的形象认知一直延续至今，只是虽然刻板但并非向壁虚构，只要我们想到东晋以前，吴人以轻死敢战闻名，南朝结束后再难见此评价，便能明白对儒生们来说，帝国是一个荣光，但对于处于被殖民地位的吴人来说，那只是一个沉重负担。

随着北朝国家建构与编户齐民的完成，永嘉之乱各民族大迁徙的余波逐渐停歇，到梁武帝时再难指望南下军事资源。萧梁王朝的命运，其实是日后各大中原王朝的先声，随着帝国顺民化的进展，王朝的经济文化越发繁荣，同时也越来越缺乏战斗力保卫自身，于是被来自内亚的军事集团征服，然后因为自身的堕落与军事技术逐渐落后，被新的蛮族征服。

陈寅恪教授从史册中摘出的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如果关陇集团在某个异闻带没有被武则天消灭，也迟早会在唐玄宗时期堕落为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满洲人从武士堕落成费拉也差不多同样时间。为了帝国的安全，只能选择雇佣蛮族与半蛮族作为军事力量，因此安史之乱是不可避免的，而安史之乱的对战双方主力军，正是不同的蛮族。是以尽管唐太宗与其臣子充满征服者的优越感，但他们后裔的命运与梁武帝父子别无二致。

传统儒家对武帝父子的评价有失公正，然而萧梁王朝的灭亡并不值得遗憾，只要帝国的文化灿烂依旧建立在压制上，那么它的辉煌正是它的取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