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文 薛倩/译

一

加藤周一先生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是岩波书店少有的兼具畅销和长销属性的作品。1937年末，即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岩波书店开始出版岩波新书系列，迄今已有80多年，发行了约4300个品种，在日本影响深远。在这四千多品种中，无论是销量还是受欢迎度，《羊之歌》都毫无疑问可以进入前五之列。出版后经过半个世纪，它的光辉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日益明耀，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所热爱和持续阅读。

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广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评论家。其自传《羊之歌》在日本首次出版是1968年。那时候担任《羊之歌》编辑的是海老原光义先生，他和岩波新书当时的主编、也是《世界》月刊杂志的主编吉野源三郎先生，是同一时代的人。吉野先生的作品《你想度过怎样的人生》近期由于宫崎骏的动画改编而红火，在中国也很畅销。他们都是我在岩波的老前辈。

我和加藤先生也曾有一面之缘。那是2006年，由原NHK制作人樱井均先生发起组织的一次以加藤先生为中心，邀请新闻报纸、电视电台、出版等各界媒体相关者参加的沙龙。可能是从此前几年日本日益鲜明的协助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姿态中感受到了危机感，加藤先生从书斋中走出，作为核心人物发起了和平护宪的九条会，并且在各地积极进行演讲。与此同时，有良知的记者、编辑们也对甚嚣尘上的右翼、反动言论动向产生警惕，基于在日本培养健全的舆论环境的共同目标，感到了彼此团结的必要，想要建立基于良心而批判体制的媒体工作者联合体。这次沙龙集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承蒙樱井均先生邀请，我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当时，目光犀利，思维清晰，对每个人的问题都非常认真倾听，并给出了中肯的意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当时他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两年后就去世了。

在日本，《羊之歌》作为文学名著的地位无可动摇，但在不同时期，它受欢迎的理由也有微妙的不同。在出版初期，因为战后日本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丸山真男、鹤见俊辅、小田实，还有在世的大江健三郎等，基本都没有写下自传——所以，当时很多读者都想通过《羊之歌》了解这些思想家、知识分子是怎么想、怎么看待时代和社会的。当时也是综合杂志的鼎盛时期（《羊之歌》最初就是连载于《朝日周刊》），这些知识分子有较为充分的言论空间和广大的读者，影响力很大。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综合杂志的没落，大众媒体趋向趣味化、娱乐化、碎片化，公共知识分子言论发表空间缩小，这本书也有一段时间相对没有那么热销。但到二十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内保守潮流的增强，特别是随着围绕第九条的改宪动向越来越清晰地被提到政治日程，右倾化、保守化、排外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与之相对，也有更多人感到有必要倾听那些经历过战争、一贯反战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声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些老一辈人重新开始了活跃的社会活动，影响力再次昭显，也带动了新的读者重新阅读《羊之歌》。

《羊之歌》是自传文学，如果放在德国文学谱系中，会被当作成长小说、人格形成的文学记录来读。不过，自传文学在日本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明治时期，也有像福泽谕吉、涩泽荣一、大隈重信、新岛襄、内村鉴三、河上肇等人，将自己的成长与社会相重合，描写社会历史发展的自传作品出现。因此，也不能说是加藤的首创。所不同的是，上述明治时代的伟人，他们的安身立命和当时国家的新生建设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在这一前提下，和社会产生联系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成长在昭和前期的加藤来说，和社会发生关联的前提，则是自己内部的教养以及个人主义的觉醒，因此他关心的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内部的思考和个性的发展。

二

《羊之歌》从加藤周一的童年生活开始写起。他出身于东京的一个有产阶层家庭，外祖父是持有涩谷一带大片土地的地主，作为独立开业的医生的父亲，也属于富裕阶层。当时把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弟称为“高等游民”（夏目漱石语）。家庭富裕、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大多走上仕途或者去大企业就职。不去工作的，也会出现永井荷风这样沉湎于高雅兴趣的文人、作家。但加藤两条路都没有选择，他怀抱着孤独，却不靠兴趣和游玩打发。他以医学为志向，又和福永、中村等同好结成文学社进行活动，战后通过写作和参加社会运动进行面向大众的启蒙活动，一直持续到晚年。他持续参与社会活动的原因和行动原理，都可以在这部自传中找到谜底。

童年时代，外祖父和父亲是他了解社会的两扇窗口，而两位亲人彼此之间也颇具对照性。少年加藤在孤独中通过读书和媒体信息了解社会现实，又通过亲人推测现实背后的真实，并由此巩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小就一直厌恶喧嚣、狂热以及军事相关之物。在个人生存方式和偏好方面，厌恶对个体思想和审美取向的强制。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

在《羊之歌》的上半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书中最早写到的社会事件。这一事件让他认识到了政治的残酷。他写道：“我并不同情叛军将校，只是从叛军将校遭到背叛这件事中看透了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远离政治。在那里，诚意遭到背叛，理想主义受到利用，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昨日的忠诚立刻变成今日的谋反。”与此同时，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产生社会性觉醒的契机，赋予他一种感觉：原来社会是和自身连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说，自己是与世界史的进程共生的。此前，童年也好，青春期也好，他都还只是“虫蛹”的状态。

他在这之后写到的矢内原忠雄教授在旧制第一高等中学上课的情景，也是全书最有名的名场面之一。当时的一高，可以说是日本残留的最后一块自由主义的空间，但人们也已经预感到了这里将被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的危险。当学生问到，议会是否可以抵抗住军部的压力拒绝组阁，矢内原教授回答：“要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吗？陆军就会架起机枪包围议会。”加藤周一在那一刻意识到，“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日本最后一位自由主义者的遗言。”

事实也是如此。在那之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矢内原教授因为笔祸事件辞职。日本则从“九一八”事件到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路不断扩大战事，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藤为时局深深担忧，然而日本国民和舆论却更加热烈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协助战争，因此他的孤独感和孤立感，也越来越深。

我自己对《羊之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描写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的章节。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一天，东京的街上很热闹，洋溢着狂欢的气氛。加藤却成了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狂喜的人群，而是独自去新桥剧场看了文乐（日本传统木偶戏）。由于开战后的灯火管制，外面漆黑一片，剧场里也只有一两个人，但演出照常举行。说书人表演了江户时代女性的恋爱故事，这是个人世界中悲欢离合的情感表露，与外面军国主义集体狂热，形成鲜明对比。加藤认为，江户文化所代表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日本，而他也属于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也正在被外部的军国主义世界所压倒，而且他也看到了这种被压倒的宿命，因此感到孤独。

战时的社会风潮，确实如书中描写，最初是打压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扩大到自由主义者。这些人不是坐牢就是转向，别无选择，最后只剩下与军部同流合污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财阀，以及被偏颇的报道所蒙蔽、不知真相的国民。但是，也有像加藤这样保持独立思考、逆流而立的人。不过他那时还是学生，没法进行积极的抵抗。当时还有一些抵抗者，比如秉笔直书、公开发表不合时宜的文章的外交评论家清泽冽，一直批评时政的经济评论家石桥湛山，还有虽然没有积极对抗军部却始终贯彻不妥协姿态的矢内原忠雄、安倍能成、竹山道雄等教育家、学者，以及拒绝撰写鼓吹战争的文章的志贺直哉、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文人。

战后，管制结束，日本思想界被压抑的能量爆发，出现了许多吸引有知性追求的国民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对战争时代进行反省，有的展开理论普及活动。比如加藤的老师——教法国文学的中岛健藏先生，发表了《昭和时代》（一九五七年岩波新书出版），记录战时侵害自由的风潮。还有众所周知的分析军国主义的代表性评论、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九四六年《世界》杂志发表）。《羊之歌》也属于这一谱系的作品。

这种活跃，也并不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仁科芳雄、汤川秀树、寺田寅彦等诸多科学家，进行启蒙性的言论活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

《续羊之歌》所描写的加藤在战后日本的生活，是当时良心派或者说进步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所谓的战后精神，是为了避免军国主义式的国家主义回潮，以贯彻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主体性地确立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为核心原理。因此，反对日美安保条约，遵守在第九条中明确放弃战争行为的日本宪法，就侵略战争行为向中国谢罪、和谈并且恢复邦交。这是加藤以及战后革新派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从战后开始，他们秉持这一思想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从《续羊之歌》中关于亚非作家会议的部分，可以窥见一斑。

“二战”战败后，日本政府选择的是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路线，没有与中国建交。而加藤这样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则反对这种官方外交路线，积极展开跨国的作家之间的交流活动，试图从民间层面增加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见解，希望能推动与当时没有邦交的中国的交流。

1971年9月，加藤接受中岛健藏建议，加入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作为访华团的一员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此后，他多次造访中国：1994年3月到4月，曾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授课；最后一次，是2005年访问清华大学。当时正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前后。加藤出于对战争的强烈反感提出警告，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必然会招致亚洲邻国的反感，导致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在亚洲的孤立。他的意见也得到了中国听众的赞同和支持。这在当时他所写的《夕阳妄语》专栏文章中，也有记载。这些都是这些知识分子战时反对日本侵略、军国主义的思想延续。

这一思想延续至今，也被今天的人所继承。

三

从理论方面来说，加藤周一的一大贡献，是在日本文化论中提出了杂交种文化论。

日本国外的读者，常常只通过《武士道》和《菊与刀》来了解日本，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误解，并不知道这只是形形色色的日本文化论中的一个角度而已。除此之外，还有南博、丸山真男、中根千枝、梅棹忠夫、土居健郎、青木保等各种优秀的日本论存在。

在这些理论中，加藤周一的杂交种文化论是非常有价值、在今天也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种。加藤是医学博士出身，不是日本文学的专家，但他读了很多西方的书，还有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经验，由此提出了他的杂交种文化论。他在《羊之歌》中提到，他从巴黎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文化冲击，并由此产生了这一理论的灵感。与法国友人相比，他认为自己的文学修养是“横向扩展，是国际化的，但又是肤浅的”，而对方则“以本国历史为轴，纵向发展，是深厚的”。他把这种“横向扩展”的修养称作“杂交种”，把“纵深绵延”的修养叫作“纯种”，并认为现代日本人只能从“杂交种”这一类型当中去寻找积极的意义，但在发展的可能性方面，杂交种不一定比纯种差，由此可以挖掘出日本现状的表象之下潜在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他独特的理论贡献。

可以将加藤的《羊之歌》和半个世纪前发表的夏目漱石的《我的个人主义》（1915年）进行对比。夏目也和加藤一样，具有深厚的欧美文化素养（特别是英语文学方面）和海外生活经验（在伦敦）。在他的时代，日本为了在短期内完成现代化而一味效仿欧美，夏目正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讽刺，提倡“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但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出发，明显有文化间高低优劣的排序意识。在对西方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理解和抱有敬意方面，加藤和夏目是一样的，但没有进行优劣之分的比较。他进行文化比较的目的，也不在于论说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是试图针对文化发展的法则，挖掘出一种不分东西、更具普遍性的视角。

比如，他在法国生活了三年之后回到京都，观察到的风景就明显发生了改变。他发现，龙安寺的园林跟佛罗伦萨的文化有相同之处，竹内好和《正法眼藏》也存在联系。这说明，加藤发现了一种关联性，通过这种关联性能够将文化的碎片跨越时空进行有机结合。这就与和辻哲郎的《风土论》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之类的环境决定论截然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站在文化多元论立场上的文化构造主义，也更接近于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定位来进行的观察。

通过这种关联性的发现，加藤周一发展成了一位通才型、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回到日本之后，放弃了专业的医学，“我不是从一个血液学专家变成了一个文学方面的专家。我没有改变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废除了专业化。而且，我还暗下决心，要成为一个非专业化的专家。”他具有一种打破专业壁垒，从整体着眼思考的能力。这是很多人所缺少的。尤其当下社会，面临诸如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环境污染、人工智能（AI）、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也正需要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而现在的日本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几乎没有能够打破专业限制、具有通才眼光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今天的我们特别需要向加藤先生学习的。

我个人的一点期待，是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作品和他的生存方式了解到，战后的日本存在着像加藤周一这样坚持自己思想和良心，由此进行各种言论、社会活动，并贯彻终身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希望今天读者们并不是将这本书仅仅作为经典来读，更是作为一种对应同时代的世相、舆论、时局变化的思维训练——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用自己的双脚来行动、坚持自己主体性的一种思维训练，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阅读这本书。希望这支跨越国境的“羊之歌”，能在中文世界奏响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