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插画: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

亚思明2019-11-25 14:02

亚思明/文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直至20世纪初,英国插画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被誉为插画史上的“黄金时代”。收藏并赏析这一时期的精美出品正是爱丁堡大学博士、文化学者崔莹的兴趣所在。新近发行的《英国插画书拾珍》揭秘其中22部经典之作背后的故事,就某种意义而言勾画了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带领我们从视觉感官上完成了一次文化艺术的穿越之旅。

事实上,整个20世纪图像艺术一直在文学的“大众化”进程中扮演着推手角色,从而也应当是所谓“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因素,可惜迄今尚未受到学界重视。对此,《英国插画书拾珍》向我们洞开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例如:20世纪初期,被林语堂誉为怪才的辜鸿铭以五言古体诗的形式翻译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Cowper)的名诗《痴汉骑马歌》:“昔有富家翁,/饶财且有名,/身为团练长,/家居伦敦城。//妇对富翁言,/结发同苦艰,/悠悠二十载,/未得一日闲。//明日是良辰,/城外好风景,/愿乘双马车,/与君同游骋。……”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很佩服辜鸿铭此译,他说:“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了,读来十分亲切。”苏曼殊也赞他译得“可谓辞气相副”。辜鸿铭逝世后,《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笔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写道:“辜氏译此诗,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

古柏的原诗作于1782年,以诙谐戏谑的笔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伦敦齐普赛街的布商约翰·基尔宾(JohnGilpin)外出游玩,无奈坐骑受惊失控,载着主人横冲直撞,洋相出尽。英国的《公众广告报》率先刊载了这首搞笑诗,想不到它大受欢迎,相关的文创产品也层出不穷。1878年,“现代图画书之父”伦道夫·凯迪克(RandolphCaldecott,1846-1886)为这首诗精心配制了插图,成为世界插画作品的典范。崔莹收藏的1900年版《伦道夫·凯迪克的图画书》含有此诗的英文原版,“不知当年辜老译诗时是否参看了同一版本,或许正是凯迪克所绘制的栩栩如生的插画给了辜老灵感,令他的译文整齐押韵,又不失幽默和风趣”。

继辜鸿铭意译《痴汉骑马歌》并获得成功之后,林语堂开始成为“幽默”(Humour)的倡导者和译介者,希望以此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之丰富”。1932年9月,林语堂模仿英国《笨拙》杂志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开诚布公地提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无论是前期即林语堂、陶亢德主编时期,还是后期即邵洵美、林达祖主编时期,《论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那就是坚持每期都发表数量可观的“漫画”(cartoon)作品,或也可称之为“幽默的插画”,从而颇收图文并茂之效。陈子善认为,“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论语》对于漫画的重视,显然也是受到《笨拙》的影响。1843年7月,第83期《笨拙》首次以“漫画”为名刊登了英国插画师约翰·里奇(JohnLeech)的作品。“这些插画讽刺时事,既幽默又引人深思。比如,其中一幅以’穷人们要面包,政府却给他们展览’为主题,讽刺政府漠视人民的真正需求。很快,‘漫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崔莹分享了她收藏的《约翰·坦尼尔爵士为<笨拙>杂志绘制的漫画1871-1881年合集》,正如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对坦尼尔的评价:“他用一种克制的方式将人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政治、社会议题介绍给大家,呈现出英式思维中柔软的部分。”

好的漫画不仅是笑话的配图,它本身就蕴含着笑料。譬如在英国出版的《彼得·阿诺作品集》,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纽约客》的漫画风格。从1925年到1968年,阿诺创作的99幅封面,为《纽约客》塑造了独特个性。“随着阿诺职业生涯的进展,他的幽默感更多地体现于作品中的亲切、随性,以及他在任何情境下都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阿诺的作品也教导人们要学会享受这样的世界,而不是和它对抗。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阿诺的作品显示了从最初的那种严肃、内省、虔诚的清教徒主义向狂热、开放的享乐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属于20世纪20年代,也是现代消费主义世界的普遍特点。”

与文字相比,图像更能直观呈现一个时代的面孔。主编过十几期《论语》的郁达夫回忆说:“当《论语》出版不久的时候,鲁迅有一次曾和我谈及,说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一种是诗刊,一种是像《论语》那么专门幽默的什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纽约客》创办者哈罗德·罗斯(HaroldRoss)也曾向邵洵美诉苦:“要维持一份幽默杂志经久不衰是多么不容易!”而中国的《论语》历经战乱,前后存世7年半,至1949年5月停刊,总共出版177期,而且自始至终都按时出版,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而英国的《笨拙》活了150多岁,美国的《纽约客》自1925年创刊起一直健在,这大约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漫画的活泼新颖,针砭时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从转载和仿拟西洋漫画开始,《论语》渐渐有了自己的“卡吞”专栏作者,如:华君武、鲁少飞、曹涵美、叶浅予、丰子恺、张乐平、胡考、丁聪等等,这些名字后来都在中国现当代漫画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他们绘制的《水浒》《西厢记》《红楼梦》《长恨歌》《三毛流浪记》《华威先生》《茶馆》等连环画成为翟永明、崔莹等人美好的童年记忆,并为他们后来醉心于文艺埋下了奇特的种子。一个时代的圆至此画了回来,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文艺思潮并非一国特有、独有的潮流,“它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被体现在相互影响的国家中的不同形态”。

《英国插画书拾珍》不仅展示了动漫产业前身的国际间的互文关系,同时也在英国的版图之内呈现了社会发展的动态镜像。文明的果实从来不是天经地义唾手可得,而是无数有识之士为其萌蘖、孕育与生成奋斗终生。例如:19世纪后半叶,大多数出版商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由,忽视童书的设计和装帧,因此,童谣和儿童故事一直被印刷在廉价、粗糙的小册子上。出版商艾德蒙·埃文斯建议采用黄色蜡光纸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白色纸来印刷封面,由此推出的质优价廉的“六便士童书”一举成功。与他合作的“童谣院士”沃尔特·克莱恩、“童书之王”凯迪克,以及凯特·格林纳威也将设计童书作为自己的理想事业精益求精,由此开创的现代绘本的雏形被誉为“真正的艺术品”。此外,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多数儿童读物充满道德说教,而埃文斯出版的童书开始尝试用孩子的视角展现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想法。

除了童谣,还有一些《圣经》故事专为儿童编写。在欧洲,带有插画的《圣经》早在15世纪就已出现,其首创者是有着“现代印刷之父”称号的德国印刷商古登堡。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垄断着教育,并规定拉丁语是唯一合法的《圣经》语言,当时除了贵族乡绅、神职人员和部分学者,很少有人通拉丁文,而且教皇拥有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教会限制普通信徒阅读和诠释《圣经》,规定他们只能聆听神职人员的教诲。因此,古登堡印制的《圣经》面对的是“高端读者”,售价不菲。直至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翻译出版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圣经》,依靠当时逐渐普及的现代活字印刷术向德国大众传播,并最终在这场关于信仰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自此,普通民众包括儿童也可以阅读《圣经》。1863年,克拉克创办了《孩子的奖励》杂志,以此对抗“一便士惊悚小说”对儿童的危害。内含近200幅黑白版画的《奖励圣经》便是这家杂志社的出品,插画精美,内容明了,将知识与德行的无价之宝奖励给孩子。

今天,爱狗如痴的英国人已经想象不出他们的爱犬被视为宠物不过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儿。剑桥大学的学者菲利普·霍威尔(PhilipHowell)指出,“19世纪中后期,伦敦人口膨胀,新生的城市中产者纷纷致力于将各自的家庭打造成幸福家园,与此同时,在城市里所能看到的动物越来越少,于是,狗被从寒冷的后院邀请进房间,和主人一起围坐在火炉旁”。《露丝·道森的狗》出版于1939年,同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待到“二战”结束,再次出版新作,道森已经71岁了,她逝世后被追认为是“20世纪初最具才华、被低估的画狗的艺术家”。身为女性,她的作品能够获得认可意味着妇女解放的胜利。因为半个多世纪之前,同样具有艺术天赋的露丝·克莱恩(沃尔特·克莱恩的姐姐)不得不放弃专业画师的梦想,转而成为一名家庭教师。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社会的变化。同样,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化又未尝不是这样。即便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回首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插画作品依然让我们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