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文

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很长时间失去对东三省和蒙古的实际控制，两大边疆先是强邻的角斗场，后沦为殖民地，其影响延续至今。以吕思勉为代表的民国学者将之归咎为前清的封锁政策，即满蒙联合，长期禁止汉人前往关外开垦，“现在满蒙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氏感叹，若早点开放移殖，在东三省设立州县，“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

关于清代的北方边疆封禁政策，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提出了一种新解释。该书利用满文和蒙文档案，认为1760至1830年间，由于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人口爆炸，中国社会已到达自然环境能承受的极限。环境压力迫使清政府采取封禁满洲、蒙古地区的政策，结果不但重塑了“满洲”概念，而且人为创造出比实际更为原始的自然。

谢健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先后师从柯娇燕、欧立德两位新清史大将，他相信对于清帝国“必须从边缘入手才能了解其结构。”已属于学派第二、第三代的谢健做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史或军事史，而是将新清史与彭慕兰式的环境史相结合，这也是最近十年新清史研究的新趋势。还有一种趋势，是像莱恩·图姆那样用维吾尔文等非满文史料做研究。

以上两种，都是大问题被研究殆尽，穷则思变的结果。满文史料在很多方面比汉文史料更原始和丰富，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能用满文解决的清史问题是相对有限的。从时间上说，乾隆时代的满文档案数量还很客观，嘉庆年间以后汉文则后来居上。从地域而言，除了研究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的驻防八旗问题外，满文档案对于研究内陆十三省并无太大帮助。以满文研究法制史、环境史、宗教史还有很大空间，但没有人会用满文研究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

在明代，东三省的女真人分野人、海西、建州三大部。元朝灭亡后不久，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被授以土官卫职，成立建州左卫。建州女真有别于其他女真部的特点，是与汉族政权走得非常近，既保留了游牧民野蛮精悍之血，又率先学习中原文化和农耕文明。建州女真统一诸部，成为清政权的建立者绝非偶然。

十五世纪即明代永乐年间之后，女真一直向明政府进贡黑貂皮。貂皮制品因为稀少，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成化年间之后在北京权贵阶层中日益流行。流风所及，连朝鲜也开始流行戴貂。最早揭示明代毛皮贸易与建州女真崛起关系的是日本学者，遗憾的是中译本未将日文论文从英文转写回来。

书中屡次提到的Kawachi即河内良弘，他在1971年发表的论文《明代东北亚的貂皮贸易》指出，十六世纪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涌入中国，催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黑貂皮的需求迅速增大。女真商人通过控制毛皮贸易积累巨额财富，依靠他们的支持，努尔哈赤才能积累起自身的势力。

谢健借鉴日本学者的地方还有很多，除了文中提到的松浦茂外，中译本未翻译的还有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研究》、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以及岩井茂树、柳泽明、永积阳子等学者的单篇论文。这容易让读者忽视《帝国之裘》其实大量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完成，当然论证更为严密，且加上了精巧的理论包装。

上田信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过程，也是一个整合东北亚各民族优势的过程。他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写道，努尔哈赤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用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努尔哈赤最初通过购买汉人农民作为奴隶发展农业，与明政府开战后，又利用俘虏加强其农业基础。

所以清朝的迅速崛起，恰好是因为它不是匈奴、鲜卑乃至元朝那样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它优势其实是通过有限的汉化，来支撑强大的战争机器。入主中原之后，清政府一方面讳言其先祖是明代卫所武官，将与之相关的只言片语全部列入禁网。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北部边疆的人、地和物产，在对“纯净”的追求中尽量消除汉人的痕迹，重新创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一个从未被岁月侵蚀的古朴世界。

用谢健自己的话说，本书“展示在19世纪的巨变中，清廷如何想象除了一个原始的自然。清代对‘自然’的发明不仅仅在形而上和语言方面，更多的还是在叙事和意识形态层面。”越是纯净的自然，就越是需要强硬手腕作保护，因为地球上没有哪块土地未被人类接触过，包括在美国的森林公园或苏维埃的保护区，自然能够保存下来，无一例外是政府干涉的结果，“绝对的荒野只能存在于绝对控制之下。”

采取特殊管理的原因，是东三省的满洲人数量很少。据1806年的估算，黑龙江旗人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连统治阶层也不以满人为主体。东三省不仅有满人和汉人，也有墨尔哲勒、努叶勒、纳穆都鲁、古法廷，以及其他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族群，每个族群与清政府保持着特殊关系，对于他们的管理也各异。谢健认为，如果将东北地区称为“满洲”，或是想象其在族群上是一元的，“我们就不光抹杀了当地历史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人群和族群分类在清朝的意义。”

东三省的各族人不需要像内陆汉人一样承担赋税劳役，但需要向北京进贡东珠、毛皮、人参等特产：生活在嫩将河谷与黑龙江上游的的布哈特八旗负责进贡毛皮，生活在乌苏里江上游的打牲乌拉负责提供东珠，人参由持有官方颁发“参票”的刨参人负责采摘。此制度在清前期平稳运行，但随者美洲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农田的持续开垦，人口的急速增加，清中后期这些自然产品的产量忽然暴跌。

首先告急的是东珠，在18世纪末的危机爆发战前，康熙帝已经宣布擅自采摘东珠等是犯罪行为，违反者可以被判绞刑。到了乾隆时代，清廷试图强化对长城沿线的控制，以遏制走私，并将能否查获东珠与官员的升降挂钩。但东珠产量一直未见好转，清廷不计成本，在相关流域设立层层守卫，1748年更是指示由地方最高长官吉林将军直接监督采珠行动。这些命令悄然改变了当地的行政机构，以至于乌拉牲丁都开始扮演采珠人和巡查员的双重角色。

采参制度也迎来改革，清政府通过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杜绝盗采，但同样无济于事。很多档案显示，东三省地区由于盗采导致的腐败与无序让人触目惊心，旗人的行为不像满洲人，汉人移民则无法无天。面对野生人参锐减的情况，非法刨夫采取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转而开始种植秧参。18世纪末人参养殖业不断推广，发展了1810年，百分之九十的吉林人参都是人工种植的。清廷对之愤怒不已，嘉庆皇帝明确表示，只有天然人参才是人参，秧参“近于作伪”，根本不算。

总体而言，清政府认为自然资源枯竭的原因是人心不古，为维持人参和东珠的产量，政府不断地调整其统治逻辑。这种缓慢的地方化和官僚化为满洲地区和“东三省”的形成构建了基本框架。直到18世纪中期，吉林和黑龙江并不被认为是满洲人的故乡，只有包括盛京（沈阳）吉林部分地区的“大盛京”，以及长白山才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或“发祥之地”，但环境危机导致这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

1762年乾隆帝得知盗采人参在整个东三省发生时，首次将这一地区视为整体，将东三省称为“风俗淳朴”之地。嘉庆年间以后，东三省等同满洲故里的说法固定下来，道光帝也有类似表述。相邻的蒙古地区为了保护口蘑等自然资源，也逐渐加强控制。渐渐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一种人为的对立被创造出来：满人和蒙古人与汉人是两个群体，前者代表纯洁与永恒，后者则代表堕落与变化。

但谢健指出，真实情况绝非那么黑白判然，很多蒙古人、满人也加入了盗采自然资源的活动中。比如在蒙古地区，蒙汉界限其实不那么清晰。在蒙古人被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学习蒙古人，包括起蒙古名字，说蒙古语，与蒙古人通婚等。清代档案中提及这一地区时，大量使用了“洁净”“净化”“肃清”等词语，反映出“帝国对一个原始的、永恒的、完美秩序的想象。”即使满洲、蒙古地区与当时的汉地相比，在开放程度方面并不逊色。

在今天，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环保主义已是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有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其起源往往是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无论在清帝国还是同时代德国、法国、英国，那些拥有权力和野心的精英阶层“将自己与一种古典生活方式重新联系在一起。”统治者们以保护之名，行独占之实，将穿毛皮、狩猎等活动当成“彰显精英身份、淳朴品质、尚武精神和男性气概的工具。”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与自然间的纠缠同样无处不在。似乎每个国家都需要创造自己的伊甸园，如创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民族的共同遗产，寻回失去的生活方式。在环境危机、道德堕落、政治认同的共同作用下，民众容易接受各种“肃清”话语，比如遣返移民等。清代的边疆政策，与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互为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