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文

“经济学”近年来经常被当作形容词放在“帝国主义”之前。这略带不忿的讽刺，是经济学的路径和思维方式愈发在社科领域渗透进取的明证。但自托马斯·卡莱尔著名的感慨之后百余年，经济学也从没摆脱“阴暗的科学”的外号。尽管经济学（尤其是主流微观经济学）中“流派”的门户之见随着学科发展已经大致消弭，但经济学家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严重分歧，仍然不符合一门严肃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选择，也多少暗示了这样的现状：1974年的诺贝尔奖由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分享。两人都在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的研究上做出过先驱性贡献，可立场却截然相反。2013年获奖者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希勒，则分别是有效市场理论和非理性繁荣论的代表人物。

给定这个背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就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根据达龙·阿西莫格鲁在他主编的《经济学》教材中的总结，现代经济学的三个基石是：均衡、最优化以及经验研究。均衡是经济分析方法总框架，最优化是经济学对经济主体行动的先验假设，经验研究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为靠拢、也是当代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这同样也体现在了本届诺奖的选择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总结，获奖人的贡献为“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其具体所指，即为将医药学研究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对照实验法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对扶贫和政策领域所带来的突破性变革。

随机控制实验法的兴起

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十年前的畅销书《贫穷的本质》中就主张，扶手椅争论对理解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并无帮助，而应让位于严谨、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RCT无疑是解决很多经久不绝的经济学争吵的重要武器，并且能够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福利有着真实可见的影响。该书提到的两个著名研究案例，最好地体现了RCT方法的独特优势。

第一个例子，是在贫穷国家防治疟疾流行的政策选择。由于蚊子是疟疾传播的主要途径，通过广泛使用低成本的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就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感染率。然而NGO和国际组织在非洲发放的免费蚊帐，使用率很低。经济学家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一书作者）指出，人们不用免费蚊帐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免费的——人们对于免费的东西，很少能够正确估价。因此，伊斯特利建议，以补贴过的价格把蚊帐卖给当地人，这会鼓励他们对来之不易的产品物尽其用。

班纳吉通过很多村庄的对照发现，免费发放不是蚊帐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而以市场价/补贴价卖出蚊帐，也不会提高它们的使用率。相反，以一个哪怕很小的奖励鼓励人们开始使用蚊帐，让他们体会到使用蚊帐的具体好处，在奖励结束后，蚊帐的使用率也不会下降。之后他们甚至会把使用蚊帐的好处告诉自己的邻居，鼓励他们也使用。通过推广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非洲疟疾疫区以很低的成本，持久、广泛的提升了防虫蚊帐的使用率，大幅降低疟疾感染。

第二个例子，是穷人分配资源时的消费选择。人们总是假定，穷人不能理性支配自己的命运和收入，所以最好替他们选择他们要获得什么帮助。这也就是为何相比直接的现金发放，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兑换券和价格补贴，更受各国政策制定者的欢迎。实验对象——穷人在获得经济改善后，会消费口味更好但营养更差、价格更昂贵的食品。所以，直接以营养摄入为指标的政府补助，经常会错失穷人的重要需求。

通过对比发放食品补贴和直接现金，班纳吉和迪弗洛更近一步发现，那种关于穷人无法控制好自己资源的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接受现金的受试者，花在食物上的消费比例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上升，并没有拿去买酒、赌博，或花在其它炫耀性消费上。

因此，他们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即便是穷人，也会在基本的营养摄入和口味之间权衡，缺乏对穷人偏好的实际了解，在扶贫工作中会出现偏差；其二，至少部分穷人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理性”规划的能力，比常识所愿意设想的更强。这对扶贫政策制定有重大启示。

从统计学角度来说，班纳吉和迪弗洛的RCT方法提高了经济学理解特定经济现象时的内部效度：粗略地讲，RCT可以相对精确地测定特定的因素（蚊帐是否免费、补助是否是现金），和特定的现象（蚊帐使用率高低、在食物上的花费是否变少）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对检验特定扶贫项目的具体效果和设计新的社会政策，格外有用。在《贫穷的本质中》他们写到，同样是通过受控随机田野实验，研究者发现，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被很多国家和地区试图效仿的尤努斯小微金融，在改善穷人、妇女的金融状况方面，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随机实验的限度

但RCT也有其局限性和短板，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比如，随机实验尽管对外部效度的贡献就相对较小。外部效度指的是，这个实验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推广”意味着，从特定实验设置得出的结果，对更广泛和一般的现象获得认识。这要求经济学家对随机试验中所表现出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有更本质的理论把握。但靠随机试验本身，无法提供这种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成本等原因，经济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实验所采取的样本数也相对较少，而较小的样本数，实验结果就更可能出现偏差。

更重要的是，许多重大的经济学问题，原则上就无法用对照试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对于中国、印度、美国这些体量巨大，历史独特的经济体，其总体发展是无法随机设计对照研究的。即便下降到区域和行业级别，能做的也无非是通过观察的方式，从能够获取的真实数据中，结合具体模型和假设，设计理论和检验。而这正是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班纳吉和迪弗洛获得诺贝尔奖后刚刚出版的新书《坏年头的好经济学》，是一本出于经济学家的公民责任而呼吁行动的、关注大问题的经济学普及读物。面对移民、自动化、贸易、福利改革、扶贫、气候变化这些重大发展问题，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自己有义务代表经济学家团体，进行澄清和呼吁。

由于他们在本书中处理的主题远远超过小规模随机控制实验的范畴，所以他们大量借鉴了同行中最新、最优秀的成果。在“移民”和“贸易”等相关章节，班纳吉和迪弗洛以简洁、精确的语言向读者普及了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发展出的常用研究工具和统计概念：自然实验，双重差分，跨国回归，识别问题等等；以及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黏性；交叉价格弹性等等。

在观察和行动之间，在描述和盼望之间

对于RCT的方法在研究“大问题”上的无力，班纳吉从不讳言。他似乎把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能说清楚的就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就保持沉默”奉为圭臬。正如他在新书中娴熟却毫不留情地总结发展经济学的可悲现状时所重复的，经济学应研究具体的、可以处理的问题，而较少投入精力到那些更像是哲学思辨和信念比拼的智力投资中。前者是真正能造福人们的“好经济学”，后者则要么无用，要么有害的“坏经济学”。

《坏年头的好经济学》用丰富的方法和理论呈现，向我们揭示了“好的经济学”绝不仅仅是用最靠近自然科学的RCT去研究“小问题”——在大问题上缺乏好的回答，是因为这些是很难的问题。承认我们目前的成果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既是知识诚实，也是对知识进步的号召，而不是逃避问题的借口。实验和统计可以揭示相关性，但理论才提供理解。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看到，从中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特定地区（虽然不是整体）的制造业就业造成重大打击，我们还需要“黏性”这个概念来更一般的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李嘉图的完美假设不同，具体的劳动力很难在地区、行业之间无摩擦无成本的流动。这导致他们常常困守衰落地区，承受贸易的直接代价——而这有助于我们去更好的探索，贸易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如何影响当地就业的。

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经济学的载体。他们自然也有别的身份，有超出纯粹知识兴趣之外的目标。当活动家、领袖、公共知识人呼吁行动，她们是在提供愿景。动员人们行动起来的，是对“好世界”的期盼和对“坏世界”的厌恶。愿景必然包括信念的简单化和口号化。然而最好的基于证据和推理的经济学，往往提供的是怀疑主义——也许，在特定发达国家的特定区域的特定时期，低技能移民不会挤占本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这说明，当地劳动力市场有着充分的需求弹性。但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是必然的。也许，对最富裕群体的减税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热情（毕竟他们已经非常有钱），但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证据都指出，大部分人确实会对税收水平作出反应：当税收上升，人们更少创造。

班纳吉和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和《坏年头的好经济学》中都着力强调，社会对部分群体的刻板印象，会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实际表现，造成重大影响。然而在持续至今的社会心理学“复制危机”中，各式各样关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实验成为重灾区——我们应该遵从最新的严格科学标准所提示的怀疑主义？还是继续大规模的投资于各种改善“刻板印象威胁”的项目？这取决于你的信念和愿景。

经济学中无处不在、而在本书中却鲜见的一个词，就是权衡——为了获得一些东西，可能会失去另一些东西。对权衡的选择，是愿景之间的对抗，是对何谓更好世界之看法的分歧。经济学或社会科学（无论好的坏的）本身，无法提供确切答案。经济学家可以选择自己支持的愿景，并用自己专业知识加以修缮改进，但这并不是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必然的本分。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更深的层次。当班纳吉和迪弗洛充满激情地描述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的诊断，并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时，他们预设了自己听众极大的善意和行动自由：卫生组织最想要让疾病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地方官员最想要让居民扶贫脱困，他们需要的是正确的知识和方法。但现实告诉我们，这很少是事实。

当我们不再把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局限于政策制定者们所处理的对象，而把决策者本身也包括进去，把他们也当成有着自己复杂动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行动主体，我们就进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会研究，为什么出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而非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好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很可能不可行。（“如果人均基本收入让我丧失自己对选民的控制，我为什么要追求它？”）我们还将考虑一个政策在经济层面上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它对政治均衡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班纳吉和迪弗洛提出，可以由政府对衰落地区的制造业岗位提供补贴，缓解产业转移必不可少的痛苦，同时通过大规模服务业公共支出创造就业，以应对自动化的威胁。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过于慷慨和发达的指向性公共支出，就是在邀请恩庇主义和政治操弄，这是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陷入死局的典型症状之一。

他们强调GDP核算对于衡量人类福利的不完整性，主张将更加无形的痛苦和欢乐包括在内。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在官僚机构缺乏制衡的地方，主观指标为官员考核的造假和扭曲大开方便之门，这将对本就脆弱的官员可问责性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削弱。

班纳吉和迪弗洛反对经济学家通过个例和见闻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在《坏年头的好经济学》最后几页，他们和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NGO成员的接触，引发了他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热情向往与辩护。他的好经济学基于严格的证据和小心的推测，但他以“行动”和“想象”作为本书结尾，因为运用经济学的人本身，不能被经济学所限制。

反过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更远离激情和理想，更接近权力的无情运作。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那些被迫切呼唤着行动起来的决策者和选民们，远非完美无缺的天使。而这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再多一分谦卑，少一分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