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文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当季同比增速已经由一季度的6.4%滑落到三季度的6.0%，处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经济增速区间6%-6.5%下限，随着10月经济数据进一步走弱，很自然大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讨论多了起来，尤其集中在明年经济是否会破六的问题上。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视角看是否破六

各方的讨论，在于大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看法不同，对未来改革的预期不同，对于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局势的严重性认识不同。

首先，如果用政府的就业目标去判断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6%的经济增速应该是过快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人，提前实现全年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就业方面，政府是有底气的，这从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业相关措辞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今年的表述明显比较从容，强调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而去年的表述更显急迫，明确要求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带来增量效应，统计局测算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200万人左右，按照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实际拉动力度可能更高。二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不断巩固，而后者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更强。

其次，如果以改革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增速，就是要用发展解决经济本身的问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未来几年是我们改革的大年，改革是更加市场化的，改革的方向切中要害，直接服务于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直接服务于建设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直接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而且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仅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而且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

改革进程进一步加速，存量改革必然要伴随阵痛和利益的重新划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有力保证。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换挡需要维持较快增速，大力推进改革更需要维持较快增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各个都是改革的深水区，较高的经济增速，会让我们的改革更顺畅、更有力，会最终推动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形势越复杂，越严峻，我们就越需要利用好逆周期调控工具，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这既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长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本次中央经济会议也明确指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需要做好工作预案。这种风险不仅来自于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而且来自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的持续。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是负0.6个百分点的贡献，而因为进口收缩叠加抢出口，2019年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伴随着全球总需求放缓和贸易摩擦的常态化，2020年净出口对经济大概率出现不小的负贡献，我们需要拉动国内总需求补上这个缺口。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如何稳经济

一是总体定位，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定位；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对坚持“六稳”做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定位；对坚持创新驱动的定位；对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的定位；关于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定位。这些全局的定位至关重要，为政府明年经济调控定下了主基调，也让企业和市场可以充分调整预期。就相当于如果明确了政府经济的锚在哪里，当经济出现波动时，企业和市场也会相信政府会通过逆周期调节政策保驾护航。中央调控经济“稳字当头”，企业就吃了定心丸，市场心里就有了底。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要求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这一表态表明了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以稳为主，去杠杆是个长期化的过程，日本从1990-2004年耗时14年，美国从2008-2015年耗时8年，面对目前日趋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中国也要稳扎稳打，去杠杆不在一时，先稳定宏观杠杆率，稳定总需求，配合和服务于推动改革和加速创新大局。

二是做好逆周期调节，坚持“六稳”。财政政策方面，继续保持积极基调，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另一方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会议提及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但没有提到进一步减税，这也说明在今年超过2万亿大规模减税之后，财政进一步减税的空间比较小。货币政策方面，在总体稳健的基础上，从去年的“松紧适度”转变为“灵活适度”，边际有放松趋势。会议要求，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同时，会议强调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本次中央经济会议中，提高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特别强调明年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这意味着我们会从国家战略出发，提前布局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效应，而且因为总体投资规模大，稳定经济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会议要求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而且，会议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最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四是对房地产投资调控提出了新思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三个稳”有助于稳定房地产投资。虽然会议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总基调，但稳地价、稳房价的政策目标，一方面，意味着可能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限制，提振其拿地意愿，提高其拿地能力，同时可以直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间接加大房地产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可能放松对房地产需求端的限购限贷政策，缓解部分城市的房价下降压力，从而促进房地产销售。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调控思路的转变，也有利于稳定房地产投资和稳定预期，这也与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关于“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表态相呼应。

五是强调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伴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PMI不断回落，以及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开始大幅下滑，1-10月累计增速较2018年下滑6.9个百分点，仅为2.6%，下滑速度之快，下探程度之深，实属少见。制造业投资低迷，既有外部需求回落因素，也有加征关税影响出口的因素，还有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的因素。2018年技改投资对制造业投资提振较大，产能利用率也没有随着投资的快速上升而下滑。因此，一方面加大对技改投资的支持力度，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确实可以提振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为制造业提供中长期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可以增强企业投资动力。

六是推动消费稳定增长。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今年以来持续下滑，三季度贡献率跌至61.4%，形势严峻。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一方面，做大国内消费市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要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总体来看，2020年经济增速大概率还要落于六以上，这既是做好“六稳”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客观需求，又更是复杂外部形势的必然选择。外部的压力不容小觑，内部的改革发展更要坚持，但只要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就能穿越任何大风大浪，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像中央经济会议开篇就指出的，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