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胡艳明 12月10日-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字当头，应是综合外部不确定性、强刺激效果及其后遗症、宽松政策空间等诸多因素考虑后的结果。

颇受关注的是，相比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松紧适度”，今年的措辞变为“灵活适度”。

中信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明明表示，灵活适度一方面体现在货币政策力度的拿捏适度，要为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条件，也不能搞大水漫灌；另一方面，灵活适度也要求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货币政策节奏的摆布、结构性操作也提出更高要求。

明明预计，货币政策边际放松的主趋向不变，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则将趋向多工具相互配合。

可以肯定的是，新的一年仍有降息降准的空间。“国内适度向下调息、通过降准适度增加流动性、减轻银行负债端压力不应被当前CPI阶段性、结构性上行所掣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同时，为更好地支撑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连平建议，需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贷款定价惯性行为，真正参考LPR报价，促进市场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兴业研究分析师郭于玮对记者表示，为了在灵活调节与稳定宏观杠杆率之间取得平衡，货币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从优化结构入手，在保持总量合理的同时优化结构，使信贷资源更多地向制造业企业倾斜。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

6.4%、6.2%和6%，这是2019年度前三季度我国GDP的增速，全年GDP将会交出怎么样的成绩单？“该刹车了，要稳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保6%的建议引发热议，紧接着，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撰文指出，保6既无必要，也保不住，政府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尊重经济规律。

保还是不保？随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等多位学者加入讨论中。

参与这个争论的，远不止公开发声的人。有学者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近期，在社交网络上，某高校教授集合了著名学者、研究机构人士、市场中的经济学家等，在群聊中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诸位学者对是否需要保“6”的看法分歧很大。但部分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旧表示支持这场争论。“有争议，说明经济面临转折点，说明大家对下一步的方向和看法发生了不同。否则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争论了。”沈建光对记者表示。

沈建光看来，这场争论让经济界有更多的聚焦，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诸如：中国的经济是否需要刺激、是否有改革的方式、潜在增速是多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是否保6%，主要是符合四个原则：全面小康目标、符合高质量发展、守住底线、利于新发展观。不能因为6%的数据，约束目标的达成。

余永定在撰文中建议，为了实现增长，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我们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

刘元春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不必拘泥于6%以上，建议将经济增长的区间管理目标设为5.5%-6%，保守目标为5.8%左右。“如果货币政策由稳健变成积极，或不利于风险的控制，不利于产业的升级和新动能的构建。”刘元春说。

“事实上，中国已经使用了适度刺激。去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决策层对于短期保增长仍然高度重视，逆周期调控从未缺席。”沈建光表示，“货币政策已经挺宽松了，宽货币已经在实行，但是信用就是宽不起来。”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年内两次实施全面降准，合计1.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资金约2.4万亿元；分三次对部分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2800亿元；定向支持中小微及民营企业，三次实施TMLF操作，释放资金超过8200亿元。

另外，自8月20日推出贷款利率自律机制（LPR）新报价机制后，LPR已三次下调，1年期品种已合计降低16个BP。此外，MLF、公开市场操作（O－MO）也发挥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求是》杂志撰文中指出，把握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需做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以及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因此，连平建议，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应更多地从“增信用”的角度发力以疏通信用创造渠道，提升政策边际效应。

具体方式可以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和合理补充资本金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和投放能力。

明明分析称，未来的货币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方面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要求把握好力度、节奏和结构性操作；另一方面对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非单单紧盯住名义GDP增长，猪通胀不该影响政策抉择；第三，进一步降成本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别强调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不排除推出定向的制造业融资支持政策；最后，货币政策不单打独斗，要形成财政、货币、消费、投资、产业、区域的政策合力，“几家抬”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如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会议提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反映2020年LPR或进一步下降。”郭于玮认为，提高制造业融资占比，货币当局可能通过MPA考核调整等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

与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相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银行业的表述有所变化，会议指出，“要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曾经，政策层面鼓励发挥大银行“头雁”作用，服务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新的一年，大银行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对记者表示，考虑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提高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依然有空间。比如，银行按照调控政策的方向，加大对新经济和中小企业支持。

郭于玮认为，对大银行服务重心的下沉，既包括客户的下沉，即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也包括地域的下沉，即通过社区支行、郊区支行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提高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在陈卫东看来，考虑到银行存款成本刚性是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要综合运用LPR、MLF等措施引导利率下行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过度波动的情况，以此推动商业银行存款成本下行。

“我们更倾向于建议用有效的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对记者表示。其认为，过去40年、当今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取得发展的关键、“治本”之策在于有效推进改革开放，财政、货币政策只是辅助性的“治标”逆周期调节。

沈建光则建议，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他呼吁，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档、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