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察】危机尚未远去?市场如何消化29个“稳”字

欧阳晓红2019-12-15 18:35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仿佛是久违的情绪宣泄,全球市场迎来短暂普涨。

美东时间12月12日、13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高,标普500指数与纳指一度创下历史最高收盘纪录;欧洲的富时100指数、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包括亚太市场股指均全线上涨;其中,上证综指13日报收2967.68,大涨1.78%; 深证成指涨幅1.71%,报收10004.62,恒生指数飙涨2.57%,报收27687.76 。

这是全球资本市场对“风云激荡”之大日子的热烈响应么?

有人说,这两天空仓的投资者都在默默流泪。全球市场普涨是几大利好共振的结果:其一,市场担心的贸易局势恶化暂得以缓解;其二,英国大选,保守党大获全胜,英国脱欧几成定局;其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2月13日晚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明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而英国大选结果的背后或昭示,英国人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因为脱欧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地区脱英。就此,有观点称,黑天鹅正在蓄势待飞,英国脱欧越顺利,苏格兰独立越迫切。目前看,脱欧确定性支撑之下,英磅大涨;但当“脱英”不确定性概率加大时,英磅日后会如何表现则不得而知。

12月10-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在宏观政策逻辑上,定调2020,首次提出“四大重要认识“,明确重点推进的各项改革议题,同时会议通稿提及29处 “稳”字,市场会如何理解?

或许,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形势下,国内利好政策会不断加码,但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亦在加大;屡次挑战3000点的A股——仍在试图寻找新的增长突破口。

危机阴影笼罩之下,国内经济的体制性因素不容小觑?

有别过往,此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29处提及“稳”字,去年是22次;首提“四大重要意识”,且首次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这可能昭示,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世界经济远未走出危机阴影。刚刚过去的十年,世界经济可以说是“整体低迷、此起彼伏”。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报告,到2019年6月末,全世界债务规模突破250万亿美元,全球政府主权债务达到70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突破23万亿美元,且长短期收益率倒挂明显。这创下惊人的历史记录,并使得经济增长预期在2019年明显下降。“现在,世界经济似乎已迎来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的至暗时刻,再次爆发更严峻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威胁,已经不能不让人深感压力了。”王永利称。

而“四大重要意识“,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

“四大重要意识”传递出这些关键词:“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即底线思维下,提出目标要求,给出方法。如何落实,则有待时间检验。

当前形势如何?会议表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2018年的表述则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去年的“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到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程度明显增加了;且此次会议重新提出“三期叠加”。

据海清FICC频道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分析,该提法最早由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含义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2014-2015年被使用较多,此次2019年重新提出“三期叠加”,有其深刻的含义。

在邓海清看来,2010年以来的GDP增速持续下滑,实际就是“三期叠加”的结果,这一过程持续至2019年,甚至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201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行,通过逆周期调节政策难以根本扭转,这也是2018-2019年以来政府稳增长力度显著弱于以往的重要原因——政府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显著提高。

“体制性因素”亦是本次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据邓海清分析,其意味着体制改革将成为2020年改革的重点领域。因为,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逻辑是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市场化和竞争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体制性”首次提出于2019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多处提出体制改革的原因,六大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诸如,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等。

会议定调2020年的“六大重点工作”还包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  

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恰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否真正得以厘清,市场规律得到尊重、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包括囿于体制障碍的非公经济发展态势能否有所改观?企业家的信心会不会增强?

或许,正因为资本市场从通稿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利好”,遂报以正向回应。

加之,英国大选+中美贸易局势缓和等利好加持下,12月13日的资本市场大涨。那么,这之后的市场会怎样进一步“消化”决策层“稳字当头”的政策意图?

通稿29处提及的“稳”字中,有三次提到“六稳”一词,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他诸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等。

就“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去杠杆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转向稳杠杆。通稿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这和往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的表述不同,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这是对过去金融去杠杆工作的肯定,金融去杠杆的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实体融资的环境将改善,信用分层的现象可能会有所好转。”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为-2981亿,换言之,债券市场没给民营企业“供血”,民企甚至被“抽血”; 而同期的国企债券市场之净融资量为38433亿。

一位债市交易员称,自从业以来,以16年为分水岭,之前尽管市场对民企有歧视,但是民企在债券市场上的融资总体仍正常,但现如今各大资管机构对民企只有一个态度:一刀切。“大家都不买了,那民企债自然发不出来,银行再抽一下贷,资金链断了,就真违约了。”

再以定增融资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的定增融规模持续下降,连续三年融资规模大幅负增长。2019年定增融资规模为5597亿,相比2018年下滑26%,仅为2016年融资规模的33.2%。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恶化,导致其项目融资与并购重组形成实质障碍。2017年后,受制于“定增新规”与“减持新规”,定增融资家数及规模大幅降低,截止2019年11月12日,共有199家上市公司完成5597亿元定增融资,融资规模与家数增速较2018年分别为-26%、-25%。

显而易见,两大新规抑制了定增融资的发行,这缘于定增投资在2015及2016年出现狂飙突进式的增长,不管定增融资还是定增投资,均出现明显的过热迹象;2017年再融资相关政策的收紧,促进了定增投资领域的理性回归。但现实数据亦显示,定增融资市场被政策“束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观主体的活力。换言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有待厘清,包括纠偏。

鉴于此,监管层重启“再融资新政”,即2019年11月8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该新政被市场视为“再融资政府大放松,定增投资机会重启”。

事实上,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姚洋看来,过去两年经济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可能与去杠杆太快、太猛有关。他认为,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资管新政,其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恢复增长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修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姚洋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外资企业要低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去国有企业杠杆、去地方政府杠杆,但结果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

如此关键时刻,会议提出“体制性因素”,提出“四大重要意识”,如重要意识之三: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

不言而喻,改革关乎国运,市场期待中国经济最大的改革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央行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9》,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压实各方责任,稳妥处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国盛宏观熊园认为,明年金融监管不会过严、会尽可能防范“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换言之,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如何防范监管风险。

再看“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这是中央层面对于房地产的最新表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表述在2018年为“房住不炒”、“因城施策”,2019年沿用了这两个提法,同时增加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提到猪恐怕是首次。邓海清认为其有两个含义:

首先,猪价确实已经影响非常大,目前CPI高达4.5%,剔除猪肉不足2%,猪肉价格的暴涨已经成为居民生活成本的重要负担,从民生角度,稳定猪价的意义非常重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解读2019年11月份CPI时表示,从同比看,CPI上涨4.5%,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9.1%,影响CPI上涨约3.72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上涨110.2%。

其次,邓海清认为,政府非常清楚,猪价的核心是生猪生产的问题,是供给侧的问题,具体而言是非洲猪瘟、猪场标准提高的结果,而不是需求过热或者货币政策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加快生猪生产,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紧货币。

至此,从宏观逻辑框架,到微观主体活力,再到“体制性因素”的确认,包括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层面上,提及“生猪生产”;首次提及“世界大变局……要做好工作预案”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四个重大意识”、“六大重点工作”、“29处‘稳’字”等关键词勾勒出一张宏大的2020经济工作蓝图。

“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会议指出。

而在2900多点徘徊已久的A股,需要在2020经济宏图中找到上行动力,重新站上并企稳3000点。就此,市场需要的不只是动力,更需要看好中国经济的信心。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所言,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复杂变化;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夯实法制基础和夯实契约,同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这样,经济才会企稳,CPI就会下来,从而避免滞胀。

2019年就要收官,反思去杠杆也好,争辩“保六”也罢,意料之外的2019故事将终;中国经济怎样行稳致远,如何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市场层面上,不妨看看A股下一次的3000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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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金融货币市场、保险资管、财富管理等领域。十多年财经媒体从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