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王雅洁 人口、消费和宏观预测。

这是沈建光正在关注的经济议题。

对其而言，将目光聚焦于此，与他中国互联网世界和科技公司第一个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也是唯一一个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不无关联。

他还是京东集团现任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的院长。

与宏观经济共振、与大数据创新共振，投身科技产业和政策法规探索研究，是沈建光一以贯之的选择。

12月17日，面对记者，他语调甚缓地独自讲述了近一个小时，期间他没有和记者互动，只是或因其带领的30人研究院团队发展而喜，或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透露出的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而忧。

不易察觉的情绪起伏之间，他已逻辑清晰地勾勒出2020年的中国经济宏观景象。

保6还是稳5

沈建光是谨慎的。

根据他的判断，2020年不一定要保6，但是把6作为目标。

在他看来：“这个就是L型，中央已经判断L型，不是U型也不是V型，经济阶段不可能有很大的反弹，我们的区间也可以接受，只要保持经济的稳定，不是一定要保6，但是目标可以定为6左右，也不会靠房地产，真的要靠房地产保6，后患可能更大。”

作出上述判断并非心血来潮，来到京东之前，沈建光曾有过多年海外就职经历，这将他的目光持续拉向国际市场。

随着国际相关协议的达成，关税压力较此前有所减轻，短期内环境改善，经济短期企稳概率上升。沈建光认为，2020年，政策面不再依赖短期大规模刺激和房地产，基建加速补短板和金融供给侧改革可能成为2020年托底的主线。

不过，中长期增速下行，诸多结构性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他说：“如能把握好长期改革和短期增长的关系，增速落入5的运行区间也能接受。”

出口信息得到提振的迹象亦让沈建光安心，不过，对于关税带来的影响，他心存忧虑：“因为还需消化。”

数据统计显示，12月15日月加征关税已经取消，10月月1200亿商品清单关税税率减半。

观望之后，沈建光认为短期出口信心可能得到提振。

只是，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已有的冲击也仍需消化。

他关注的不止于此，因城施策下房市继续分化，投资整体温和下行，也被其列入研究议题中。

沈建光认为，短期销售端平稳，市场关注点仍在投资端。

销售端看，调控常态化背景下，近几年房地产销售长尾现象明显，未来商品房销售整体平稳。

中长期来看，人口因素、都市圈战略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近期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跌城市明显增多。

即将到来的2020年，沈建光作出预判，认为投资或温和下行，幅度不会很大。毕竟土地成交价款以及百城成交土地总价预示，作为领先指标的土地购置费增速在2020年可能继续走弱。

其中，一季度可能出现明显回落，之后有所恢复。

历史数据早有迹象，沈建光表示，在新开工持续高于竣工的时期，施工面积通常出现上行或维持高增。过去几年新开工持续高于竣工，积累的未完工部分仍有望成为明年投资的助力，从而抵消土地购置费的回落，平滑房地产投资的下行。

从需求侧来看，当前中国人均住宅面积处于较高水平。

这给了沈建光前瞻政策调控基调的契机，他并未排除因城施策下的局部适度调整，且认为总调控基调不会出现大改。

这体现在中长期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上，也体现在短期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上，以及目的始终瞄准遏制房地产业高杠杆风险，同时降低其对实体产业的挤出效应上。

沈建光说：“本轮调控是决策层核心意志的体现，房地产调控将摆脱过去的周期，向常态化的长效机制迈进。”

2020年的到来，给边际微调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

沈建光给出一份展望：“如果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企资金链风险加剧，在因城施策的前提下，部分库存较高、土地依赖度较高的城市可能出现边际微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政策的全面放松。”

在前瞻政策调控基调的同时，12月17日，他所在的团队还向媒体公开了一份名为《逆境中前行-2020中国经济展望》的报告，为中专项债新政与基建回暖作出更多的展望。

自2019年6月以来，专项债相关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已经开始从项目和资金两个角度助力基建回暖。

不过，沈建光认为，当前基建的超低增速并不合意，随着专项债政策逐步落地起效，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有望出现回升，尤其是一季度（提前下达额度发行），而回升幅度可能是决定经济企稳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从“小城镇”到“都市圈”

在沈建光作出预判之前，顶层曾经释放出关于推动区域发展的信号。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前瞻，他的目光，正持续停留在探究顶层的发展新思路上。

他开始投身大数据研究，试图从中找出地址迁移变化，与人口迁移之间的逻辑关联。

12月17日，沈建光领头的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还发布了一份《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沈建光与团队试图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口迁移现状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度透析，研判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宏观意义及发展趋势，为2020年的区域发展提供范本。

2018年，北上广深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呈现一定的“逆城市化”特征，但这一现象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在沈建光看来，二线城市及其形成的都市圈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都、 重庆、青岛、济南、厦门、福州、西安、郑州等二线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人口交互非常密切，表现出很强的都市圈效应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低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在全国人口迁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主要体现在四线及以下城市与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均保持了非常高的人口迁移率，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驱动了低线城市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高强度互动。

都市圈集聚效应是理解低线城市和高线城市人口迁移的重要维度。基于低线城市人口迁移较高的频率以及对应的劳动力群体在城市流动过程中收入的快速增长，“下沉消费市场”已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沈建光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将其概括为从“小城镇”到“都市圈”的沿革改变。

这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

在沈建光看来，都市圈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低线级城市同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二线城市人口迁移往来最为密切，低线级城市所在的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人口流出流入的方向。

以都市圈内部人口流动为主体的人口迁移，以及人口在高线低线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成为中国人口迁移最重要的特征。

当然，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也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决定因素。房价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考量。

对于未来的发展重点，沈建光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是重点。

这其中包括，深入推进城市群发展，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开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在产业规划方面，则以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为导向，统筹优化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摆脱城市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

“汽车今年特别差，可能会微弱反弹”

沈建光没有回避汽车消费的下行话题。

他说：“汽车今年特别差，很多人理解会反弹，我觉得是微弱的反弹，这个跟保有量是有关系的。”

面对珠宝消费和汽车消费的下滑数据，沈建光并不完全认同口红效应：“我觉得中国经济毕竟增速6%，我们的高端消费还是比较强劲，从汽车就可以看到，汽车是下行的，但是下行最差的是最普通最便宜的车子，高端的车增长还是很快，说明还没到中国经济真的下行压力这么大。”

目前，全社会的零售速度正在逐年下降。沈建光给出一组京东统计的大数据，显示去除汽车和不去除汽车，2017年为10%，2018年9%，今年是8.8%左右。

沈建光说：“从整个消费情况来看，今年压力很大，明显看到可选品的增速要低于必需品，这个很明显，经济压力大，大家的预期也不是特别乐观，国际经济形势变幻是原因之一。”

近年来，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速亦非常强劲，“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消费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经济结构转型和都市圈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建光表示，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城市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显示出下沉市场具备有较大的消费潜力。

低线城市的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也在不断提升。

透过京东提供的消费大数据，可以窥见2020年宏观趋势中的更多面。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背景下，可选消费品的增速弱于必需消费品，且占比持续下滑，2018年以来，可选消费品人均消费水平整体有所回落，而必需消费品明显上升,说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趋于谨慎。

沈建光以都市圈消费为例，表示二线都市圈受益于人口净流入消费增速较快，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一线都市圈人均消费额高，但二线都市圈消费增速较快。

他认为，二线都市圈人口净流入明显，长沙、郑州都市圈2018年人口净流入率分别高达7%和4%。强劲的人口流入是这些都市圈消费迅速增长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