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媛/文

布莱希特，这位小个子巴伐利亚男人拥有多种辨识度极高的身份特质：作为戏剧家的卓越和独树一帜，作为诗人的简锐和宽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务实和好战，作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五种社会形式的“德国人”的艰辛与顽强，以及作为“男人”和“友人”既富有魔力又让人讨厌的个性。凡此种种，使布莱希特成为一个20世纪经典艺术家现象，围绕着他的研究和争议，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起起落落，却从未衰竭。进入新千年之后，“布莱希特”这个名字像一朵蘑菇云，重又腾空而起，并掀起比以往更多的尘暴。

如何去接近和理解布莱希特本人？在众多版本布莱希特传记中，德国学者雅恩·克诺普夫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下文简称《昏暗时代》）是一个郑重的选择。此书装满了关于一位杰出市民批判性艺术家和诗人的无数秘密：他的脾性与嗜好，他的观念世界与情感世界。《昏暗时代》亦是一部史书，使我们得以凑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欧洲，嗅闻当时欧洲城市与乡野的气息，观看昏暗时代的种种世相与人性。

一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来自黑色的森林。母亲把我带至城市，当我仍躺在母腹中。森林的寒冷至死都存于我体内。”

这座出处未明的“黑色森林”引出了布氏丰沛旺盛又暗影重重的一生。布莱希特出生在巴伐利亚小城奥格斯堡，距离德国西南部“黑森林”（Schwarzwald）还有相当距离。克诺普夫很费了一番功夫考察，结果也只发现，布氏父亲的祖籍勉强和黑森林的边缘地带能扯上关系。纵观布莱希特短短58年的人生，他似乎不像一位钟情于乡野森林的隐士。布莱希特是属于城市的，尤其属于柏林。他那种喜欢热闹和交谈的天性，对于工作、女人以及辩证法都怀有同样的激情，这与他对“黑色森林的寒冷”的执念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布莱希特作品的最早出版者赫茨菲尔德，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老朋友：“他有两个特点使我一直深受触动，并且唤起我的一种惊异，甚至是妒忌的感情。这就是，他丝毫不多情善感，从不惋惜地回顾过去。”布莱希特还是个工作狂，只要他在场，人们就神经紧张，被逼得忘记自己那点忧愁，跟着他转动起来。关于这一点，他的另一个朋友卡尔·克莱因施密特在悼词里说：“布莱希特确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讨厌”往往是喜爱的代名词。一种强迫性人格，有了非凡才智的加持，就像一束强光，叫人无法躲避它的照耀。

布莱希特的人格结构里的确具有一种德国式顽强，同时他头脑清醒，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他是最早一批（1933年）离开纳粹德国、踏上流亡之路的作家，这个及时而果断的决定使他的尊严得以捍卫。对于布莱希特而言，流亡之路是一条反击之路，他要强行在昏暗时代凿出光明来，凭借的是他那独特的富有革命性的“叙事剧”，他不相信传统悲剧的社会价值。布莱希特一生都热衷于扮演一名兼职教师的角色，一个大众的启示者。他的强大，在于从未对自身的处境绝望，也不放弃对德国民众的希望。

二

克诺普夫在《后记》中不无自豪地提到，《昏暗时代》是他“第五次从头至尾穿越布莱希特的人生。”从八十年代两卷本近千页的《布莱希特手册》，到90年代《布莱希特全集柏林及法兰克福注释版30卷》，从新千年的第一部布莱希特长篇传记，到推出《布莱希特手册》新版，直至2012年的《昏暗时代》的面世，这位德国著名的布氏研究权威占有一个资料王国，像一名雕刻家占有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料。他匍匐在近400部大开本书籍和堆积如山的复印资料上，经年累月地敲打和琢磨，石料如雪花纷纷飘落，最终浮现出一组壮观的人物群雕，托马斯·曼、瓦尔特·本雅明、埃利亚斯·卡内蒂等名流皆侧身其中；正中间是布莱希特，叼着烟斗，一张瘦削精干的脸，一双似笑非笑的小眼睛，带着点笑意，又带着点挑衅。

克诺普夫用“删略”这个词语来描述这本传记的写作本质。“删略”意味着专业的眼力、舍弃的勇气和高度的写作技巧，以及无法忽视的一点：作为一名将生命的大半时间奉献给布莱希特研究的学者，对传主所怀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爱。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550页的辩词，目的为了让那些诋毁布莱希特的人闭嘴。雅恩·克诺普夫的行笔绝不是那种轻快型的。贯穿一生的政治交锋和戏剧革新，重大作品的背景、主题和细节的分析，流亡年代的辗转波折，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其间穿插了大量布莱希特生平资料：书信、日记、谈话、事件、甚至还包括对剧院设备、排戏过程和文稿辑录方式的描述，比如布莱希特自创的一种文件“剪贴复制”技术。克诺普夫使用一种精确与繁复兼容的文风，细枝蔓叶，铺陈延展，如他这样的德国学者不喜、或者说不擅长说故事般地写传，比起“轻”而“快”，他们更珍视“重”而“慢”。这也许是德国学者的特殊癖好：钟情于博物馆式的传记做法。

从某种角度来说，《昏暗时代》也超越了一部人物传记的范畴，它为布莱希特诗歌爱好者和布氏戏剧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具有专业价值的文学观点和文学资料。

在昏暗的深谷里，饥饿者已逝。

而你向他们展示着面包，任由他们死去。

你庄严地高座，却无人可见

在恒久的命运之上，闪耀而残忍。

……

这是《昏暗时代》引用的数十首布莱希特诗作中的一首。根据它们创作的年代和缘由，克诺普夫把诗作安置在芜杂的事件叙述中，它们制造出星星闪烁于幽暗森林上空的效果，又如渔网上银光闪闪的拉钩，拉出鱼群的同时，也拉出庞杂水草。克诺普夫以一个文学教授的专业学养和不亚于诗人的敏感度，放慢传记的节奏，细细解读这些诗作，从主题到内容，从修辞、格律到韵脚，使人有时难免会产生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诗歌评论，而非一部人物传记。这恰恰构成了这部传记的引力场之一。克诺普夫这样分析《神之颂》：“这首颂歌是对基督教之神的清算，没有同尼采一样否定其存在，而是立足于神本身……当饥饿的人在昏暗的深谷中死去，神却端坐在高空，得以永生，无人可见但闪耀光辉（同昏暗相对）。另一组对立出现在‘闪耀’和‘残忍’之间：基督教之神作为善和仁慈的象征，却是自负和冷漠的。”布莱希特开创了实用主义诗学，他的诗歌与他所处的时代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不无病呻吟，故作姿态。

在墙上用粉笔写着

他们要战争。

写这句话的人

已经阵亡。

四行诗，一代人的悲剧。这首小诗蕴藏的能量不亚于一篇政论，或一部戏剧。诉诸理性和客观，而不是诉诸感情，追求清晰与单纯，而不是模糊与玄秘的诗歌，是布莱希特区别于里尔克、贝恩、策兰等德语诗人的标志。克诺普夫在《昏暗时代》里对布氏诗歌给予了与戏剧同等的地位，借助他的专业分析，读者更能深入领略布莱希特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

克诺普夫作为文学教授的专业喜好，也反映在他热衷描述和分析布莱希特各个时期的语言风格。1920年代的布莱希特偏爱使用怪异甚至错误的德语，来显示自己激进的美学。但他终究不是表现主义作家。布莱希特日常话语体系有非常鲜明的特征，浅白、讥诮，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有时则是一种致命的准确，使人感叹其刻薄，但又不得不佩服其大胆。活灵活现的原话，在这本传记中此起彼伏，每每叫人精神一振。

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曾评价布莱希特的语言“就像启蒙课本的语言，拼写出简单的真理。”他比较布莱希特与托马斯·曼的语言风格：“布莱希特重新赋予了德语散文路德式的简洁风格，托马斯·曼则在自己的风格中融入了古典的地中海传统中的柔软，明亮与优雅。”克诺普夫对布莱希特语言的评价与斯坦纳遥相呼应：“布莱希特漫不经心地使用语言，却不惧幽默和矛盾，他的语言以日常用语为导向，但又不被其束缚。路德也曾言：采万民之言，而又非人云亦云。”

三

《昏暗时代》的另一看点，是克诺普夫对复杂人物关系的爬梳和呈现。在男女关系上，布莱希特是个相当多情、甚至可以说放纵的人，他同时和几名女性交往，这是“市民道德“无法容忍的。私生活的“错乱”也是布氏时常被诟病和批判的一点。奇怪的是，和布氏有关的几位女性无一例外地成为他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或者得力助手，她们当中有诗人、演员、记者、摄影师、作家，无论是智力上还是个性上都各具亮点，并非那种没有自信和尊严，只处于被利用的地位。用布莱希特自己的话说，双方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在两性关系中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语是“友好”。克诺普夫舍不得他的一手资源，细节陈述繁多，不乏火车站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发生的布氏与情人之间相互谩骂和肢体冲突的场面。基于严谨的学术素养，克诺普夫努力客观呈现布莱希特，然而在某些时刻，他无法按压为之辩护的冲动。在细述布莱希特放纵的一面之后，克诺普夫突然扳回叙述的轨道。

但是，《昏暗时代》最吸引我的人物关系并不是布莱希特与女性之间的情感故事，而是对布氏与同时代作家文人之间友谊和矛盾的书写。其中与托马斯·曼之间的论战，波澜起伏，余音不歇。

托马斯·曼比布莱希特大23岁，对于布曼之争，1922年的柏林日报甚至用了《旧人与新人》这样刺眼的标题来展现这场代际冲突。这也是两大文艺阵营的对峙。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还是美学观念上，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都大相径庭：一个是大市民阶级的代表，一个则是中产阶级的“背叛者”；一个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刻意保持距离，另一个则是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先锋派；一个极其珍视艺术家的“灵魂性”，在孤独的写字台上完成他的小说，另一个则热情拥抱电影、电台、剧院，唱片等新时代媒介，让自己全然融入时代、人群，依靠团体完成他的创新戏剧。在生活方式和个人形象上，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也有云泥之别：曼言行谨慎，衣着优雅，生活节制，连抽雪茄的数量和时间都有精确计算；布莱希特穿戴随意，胡子拉碴，还嗜烟如命。

克诺普夫试图复原当年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之间口诛笔伐的情景。他深谙如何让一流人物之间的论战，像一束光穿透《昏暗时代》，给读者制造兴奋的眩晕。因而他不满足于仅用一个章节来展现论战的激烈和长久，还动用了相当多的人物来充当证人，比如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还有文学评论家威廉·伊曼努尔·聚斯金德（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父亲）。从1920年掀起第一轮辩论，到1926年矛盾到达高潮，之后这条线索在《昏暗时代》的时光长河里若隐若现，穿过1930年代阴霾密布的欧洲，穿越大西洋，直抵1940年代初阳光灿烂的美国加州。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虽同在流亡作家阵营，又都在加州安家落户，却没能缔结患难之情，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年轻的布莱希特具有强烈的攻击性。1920年，他率先挑起争端，称托马斯·曼所代表的市民文学“有的只是美丽的话语，此外都是空洞之物，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曼反击布莱希特的戏剧“充斥着刻意的讨巧，用表现主义的特点展现下等人的无赖”。1926年，布莱希特写道：“我遴选出曼，因为在那些虚伪、自负、无用书籍的布尔乔亚制造者中，他是最成功的类型。”曼则给布莱希特贴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作家的标签——在他看来是“仇视灵魂和情感的”。托马斯·曼具有老一辈人的骄傲与保守，衬托了新生代布莱希特的尖刻和不留情面：“我反对印刷曼的书籍……我坦然承认，为了阻止某些书籍的出版，我简直愿意牺牲金钱。”

面对布曼之争，克诺普夫的情感天平会悄悄倾斜。他一忽儿点评道：“布莱希特知晓，如果曼回应挑战，曼的伟大可以衬托其对手的伟大。而托马斯·曼恰恰给这位年轻的挑衅者提供了这样的帮助。”一忽儿又批评道：曼“如此轻率地评价布莱希特，是蓄意还是有欠考虑，如今已经无从解释。”

假如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庞大的书页，也不愿陷入人物关系的丛林泥沼，那么书中一串串别致的双层小标题——它们往往是布莱希特的一句话或者一句诗——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捕捉到阅读的兴趣点。在“生活：小市民到中产阶级”这一节中，读者可以探究隐藏在布莱希特的出身阶层、生活环境与他的艺术道路之间的某种关联。布莱希特的父亲从一家纸业公司的小职员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商务部主管。“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布氏一家生活得已经十分优越，以至于欧根(布莱希特全名欧根·贝托尔特·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是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中长大，可他的周边却被无产者氛围环绕。”即便战争期间，布莱希特一家也从未受过饥饿的威胁，而一战期间，大约有75万德国人死于营养不良及其后遗症。

合上厚厚的传记，我不禁琢磨克诺普夫为何选择“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作为这部布莱希特传记的标题，愿意将其理解为：这是一门如何在政治威胁和漂泊困顿中维护自身作为艺术家的“正直”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希特是“幸运星”，他的生命形态，经过克诺普夫的记述，显得如此丰富多端，波折起伏。由此便可理解，这个人身上集中的赞美与敌意为何一样多。而我最为之折服的，是布莱希特身上那种无所畏惧的力量，一种不乏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一种包含巨大悲悯的务实精神，这便是布莱希特的伟大之处。正如他所言：“艺术和科学，两者都不应把任何思想浪费在不可改变的东西上，两者的任务同样为利用应有尽有地存在的绳索，把这个受苦的人类从黑暗的深渊里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