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文

一

在我看来，观察历史历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

第一种，是俯瞰的角度，作为后人可以排除一切历史的迷雾，毫不费力地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有点像梅特涅谈旅行，这位亲王说，他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制高点俯瞰全城，把一切重要的地点——从街道、广场、宫殿到酒馆都烂熟于心。历史的潮流是观察的主线，从古至今渐渐伸向未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采用这种视角是历史作品的主流。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历史时，始终能够保持清醒、且站在异常有利的位置上，知道每一个人生赌徒的底牌，因为他们的命运只不过是细化到个体之上的历史规律。作为后来人必然可以给历史找到一个颠扑不破的发展方向，既往的一切历史都会随着观察变成一条奔涌向前的江河，这条江河如果细分就会变成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热衷于宏大主题，关注事件的影响和意义，把历史当事人视为历史的点缀和陪衬，关注“性质”、“影响”、“意义”而不重视作为个体的一个又一个的“人”。

如果对这种俯瞰历史的视角感到怀疑，那么另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仰望的视角。

以这种视角撰写的作品，出发点不再是确定的历史潮流，不是翱翔在天空中，也不存在一个制高点。人人都是广袤而孤独世界的芸芸众生，走在熟悉或陌生的道路上，觅食求生，寻找一点安宁和幸福。命运在我们的头顶交汇，在天空中的某一个地方汇聚成历史的激流，涌向一个不可见的未来。有的时候人们能听见它的涛声，扬起头想要辨清它的流向，但看不清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就不再仰望了。少数时候，比如某个温暖的冬天或凉爽的夏夜，点亮台灯，打开一本历史书。既然看不清自己的命运，那不如去翻翻别人的底牌。看到他人的喜怒哀愁、彷徨无助，面对世界时的绝望和茫然，更多和他一样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社会，改变了地图、改变了统计数据和报表，普通人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时代。

近年来涌现了若干这样“仰望历史”的作品。比如《1913：世纪之夏》，又比如《美丽与哀愁》。后者把23个世界大战亲历者的书信、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中的细节剪辑在一起，重新排列组成了一本书，再现了一个世界。那个一百年前已经远去了的世界，不是作为地图上用颜色代表的国家，不是条约上的签字和火漆印章，也不是旗帜、统计数字、部队番号或条约上的文字条款，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

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的《彗星年代》的主题，紧跟在《美丽与哀愁》后边。这也是一部典型的仰望历史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作者用独特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探讨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当你的世界终结、而一个新的世界缓缓降临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的所见所感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之所以充满诱惑力，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抑制不住的想要“用历史照亮现实”，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依靠历史经验去预见未来。要研究这个问题，没有哪个时刻比1918年11月11日更合适。这是一个被人为选定的时刻，协约国联军统帅福煦元帅不但选择了德国求和代表团的路线，也认真选择了停战的日期甚至明确到时刻，1918年11月11日11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的时间。德国代表团没有选择的余地，霍亨索伦王朝必须在这个时刻以前终结，虽然这一点不是福煦元帅计划的。

有很多人都想要告诉后人这一点，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茨威格。但《彗星年代》没有选择他，因为1918年的茨威格事业如日中天，靠剧本走红在萨尔茨堡买了城堡。《彗星年代》选择了几个不同意义上的“普通人”，比如威廉港军舰上服役的水兵，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柏林女画家，还有靠发疯或者装疯躲过兵役的画家。他们作为当事人，在不同位置体验到了一个世界的终结。

威廉港战舰上的水兵，看到划破夜空的几百颗颜色各异的信号弹。那不是敌人来袭的警告，也不是舰队出击的信号，那是革命的标志。信号告诉他，原计划的海上决战取消了，革命救了他的命，为此他松了一口气。但之后他发现，这场革命也摧毁了他的帝国，他心目中的德意志祖国，这又让他陷入绝望和愤怒。

革命在柏林摧毁了他的帝国。老太太抱着她的猫一起逃亡，她抱怨过多的枪声既吓坏了她，也吓坏了她的猫，所以她们要一起逃去更安全的乡下。也是在柏林，人们远远的看到一个严肃的人钻出议会大厦的窗口，人们从口耳相传的消息中得知，“德意志共和国建立了！”

这个消息把目光带到斯帕，跟着普鲁士王储穿过深秋的比利时来到这个温泉胜地，那时候还没人知道这里的水疗会风靡世界。威廉王储是一个大人物，但他作为大人物的历史即将终结，在黄叶遍地的别墅花园里，皇帝、皇储、总参谋长和军需总监四个人决定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命运。每一个曾经充满实际意义的词汇，都以飞快的速度变得虚幻。权力、秩序、身份和地位都在失去意义，皇帝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总参谋长兴登堡身上，而兴登堡已经放弃了他。王储在短暂挣扎后也明白到，一切都完了。

三

与一个世界的落幕相伴随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降临。曾有一本书以上帝视角描写这个新世界，那就是就是罗伯特-格瓦特的《战败者—两次大战之间的革命与暴力》。《彗星年代》和《战败者》犹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彗星年代》的后记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战败者》，舍恩普夫卢格熟悉《战败者》，也不反对战败者的观点，他用自己的手法表现了《战败者》的主题。《战败者》的最大主题就是“战后时期”这个概念。传统观念中有一个逻辑链条，认为一战后复苏的欧洲被大萧条推向法西斯运动，而法西斯运动则把世界拖进战争。只要没有一场新的大萧条，法西斯运动就无从谈起。而罗伯特-格瓦特指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连续性。在他看来，1918到1923年之间的战后时期的所有革命、内战与暴力，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战败。这些战败者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俄国和罗马尼亚，是1918年年初向中欧盟国求和的战败者。而整个中欧盟国则是1918年底向协约国求和的战败者。在这两类典型的战败者之外，意大利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者。希腊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赢得了《塞弗尔条约》，却在之后的战争中成为凯末尔的手下败将。

《彗星年代》用另一种手法表现了《战败者》的主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格瓦特通过政治事实、统计数据和地图分析看到的东西——比如在东欧和中欧所爆发的革命，正是这些革命结束了战争；比如新生的捷克共和国翘首以待的捷克军团，就在俄国的革命和内战里艰难地穿越西伯利亚的冰原，他们的火车上还有一个受伤的女哥萨克。

随着革命和内战的爆发，和平以相同的形式降临在西线无人区两侧的士兵头上。首先是炮击的停止，年轻的美国军官杜鲁门在整个1918年都忙着向德国人头上倾泻炮弹，现在他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里抱怨了两件事，第一是他还没来得及剥德国人的头皮，第二是停战几个月来他胖了几十磅。然后是回家，德国士兵争先恐后用一切手段离开战线。而美国黑人士兵最初跟在他们身后争夺最先挺进到莱茵河的殊荣，这时也离开了战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早点回家。

之后，和平展现出了两幅不同的面孔。在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看来，和平就意味着糖霜蛋糕的归来。战争中消失的小点心，现在又能买到了。在法国的路易斯-韦斯看来，和平意味着崇高理想的实现。她关注着威尔逊的许诺和巴黎和会的进程。无论是关注内心的作家还是关注世界的记者，她们的感受都带有某种不真实的色彩，这是一种胜利者的飘飘然。

与之相对应的是失败者的狂热。这种狂热分两种，一种是进步的狂热，表现在投身革命的布拉格诗人弗朗茨·魏菲尔身上。他的情人阿尔玛·申德勒对此怒不可遏，把他和他的革命同志一起赶出了门。对阿尔玛来说，1918年的冬天她有比革命更现实的事要办，那就是解决和她和第二任丈夫格罗皮乌斯的婚姻。而格罗皮乌斯其实也和魏菲尔一样，对未来有着一种狂热的期待。战争把他变成陆军少尉，和平又剥夺了他的军饷。现在他要面对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他对此的回应是“未来城市！”

另一种狂热则是保守的狂热。1918年11月，德军依然站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停战拯救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但他们却觉得自己的名誉受损。必须有人为战败承担责任，而且肯定不能是他们自己。于是随着和平的降临，新的愤怒从口耳相传变成摇旗呐喊。犹太人成了战败的替罪羊，对此阿诺德·勋伯格怒不可遏。但相比被人用开枪射杀的埃茨贝格尔，勋伯格只是被赶出了独家别墅，运气真的要好多了。

打开这本书，就踏上了战后时期的世界。贯穿在《战败者》中的历史大潮写在《彗星年代》每一页的留白里，得好好体会才能感受到，因为每一个人的结局都不在正文而在附录里，需要思考才能辨认出方向，因为舍恩普夫卢夫并不愿意直接展示战后时期的历史潮流，他展示的是同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的生命轨迹及彼此的交汇，那条发光的历史长河照亮了我们的头顶，仰望星空再面对未来似乎也更多了一份笃定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