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监管越完备 金融消费者受保护越全面

万敏2020-01-03 16:28

经济观察网 记者 万敏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议题,伴随着个人金融行业业态的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重点,从PC端网银时代的防范“钓鱼网站”,到银行APP时代的防范电信诈骗,到P2P兴起后的防范“非法集资”……直到如今,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平台无孔不入的消费金融、现金贷产品,挟流量而来,与商品社会的超前消费观形成合力,不断冲击着城镇新一代消费者个人资产负债的安全线。在此背景下,“辨别真实利率”、“合理借贷”,成为金融消费者需要学习掌握的新课题。

从2008年左右开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科技金融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研究中心的孟祥轶教授,与监管部门合作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研究工作。2020年1月3日,他和他的团队发布了《全国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素养调查报告2018-2019》(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国内首份对国内城镇职业青年的金融知识情况的“摸底”调研。孟祥轶和他的团队希望借此调查结果,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保护或教育活动提供依据和支撑。

谁是城镇职业青年?他们的金融素养水平,与他们的金融活动之间有何相关性?《个人破产法》的落地和两高两部对非法放贷、暴力催收的界定,又会对网络借贷与金融消费者的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孟祥轶教授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金融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从人口统计特征看,不同群体的消费者在金融态度、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技能和金融知识需求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央行发布的《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中的结论,与孟祥轶教授的团队在调研中的发现基本一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多个国家政府开始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方案,包括调整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设计等。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银监会启动了与英国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邀请我撰写一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报告,研究的课题中重要的部分是金融教育。在这个课题下,我的研究开始涉及到识别哪些人群,在金融体系内是‘脆弱’的。当时的发现是,一类是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另外一类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包括职业学校、大专、本科在读的学生。”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金融教育、金融保护情况的调研,孟祥轶已经持续参与了四年,从2017年开始,他开始考虑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知识教育的调研课题。

与学生群体相比,城镇职业青年的人员流动性更大,可组织性更差,在设计教育方案之前,孟祥轶认为,有必要通过知识问卷与行为特征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他们实际的金融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一个“摸底”。

“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教育水平偏低、年龄小的职业青年,在使用金融产品服务的过程中,与年龄、学历更高的人能接触到的金融机构是不一样的。后者接触到的持牌的金融机构更多一些,而前者接触到的更多是一些针对低收入、低学历和教育水平的人群提供产品的类金融机构,在这类人群中,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更为严重。”孟祥轶表示。

在《报告》中,对信用卡、虚拟信用卡、现金贷、全部消费贷款负债四类金融产品分别从使用行为、还款行为等方面做了调查。总体来看,共性的一点是低年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人群辨别风险的难度更大,同时,这类人群的金融知识获取途径、接受程度也相对有限。

“金融教育是很难的事情,想在短期内看到显著的效果是很困难的。”孟祥轶说,国际上已经做过很多研究和实验,发现金融知识教育中有几点比较重要的共识:一是针对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内容,通过不同的形式传播给特定人群。二是教育介入的时机,例如在年轻人刚开始工作,或者刚结婚买房的时候为其提供金融知识,会更易被理解和接受。

孟祥轶对国内的此类金融知识教育的担忧在于,“显然在青年人这些比较关键的人生时刻,直接接触到他的是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本身有道德风险,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知识局限性和利益冲突。监管机构应该给金融机构更多具体、细节的指导,引导金融机构怎么做好这项工作。”

实际上,这项工作也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2019年11月中旬,银保监会正式印发《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从“体制”、“机制”、“监管”和“行业自律”方面,对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细致的要求。2019年 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金融消费争议解决、监督与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数字金融时代需要更多立法规范

《报告》中有一项发现值得关注:职业青年人中借现金贷的比例不容忽视,达到14%。借款人的平均年化利率大大超过法定的36%。有18%的现金贷借款人在过去的1年中借现金贷的次数大于5次。使用现金贷最频繁的是中专/技校/职高学历和高中学历的青年人,以及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青年人。

近十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帮助到此前银行覆盖不到的人群获得金融的服务,在解决次优人群的小额融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技术层面的实践效果,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陷入过度共债的困境,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借贷行为给他们才刚起步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何在合理有序的界限内继续发展普惠金融,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孟祥轶指出,普惠金融的原词为“inclusive finance”,翻译为“包容性金融”更准确。包容性金融,实际上是指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方式把原来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人包括进来。“借贷是个很古老的行业,它在发展过程中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的法律监管保证下,将适当的金额和利率产品带给消费者,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金融,这才是负责任的金融机构该做的事情。”

而在互联网经济和网络金融快速发展的这十年中,法律和监管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真空地带”,使部分利用互联网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机构找到了可乘之机,造成行业发展中的种种乱象。

“在数字金融时代,很多是类金融的机构,保护消费者的意识更弱。”孟祥轶认为,各个参与主体包括金融机构、监管应该各尽其责,在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速度、、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以放贷机构备受指责的“暴力催收”为例,孟祥轶指出,债务催收法,从成熟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属于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缺少一个合法合规、有效的债务催收体系的金融行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而在我国,债务催收除了最高法对民间借贷的解释中有一条相关的表述,并无相应的立法规范。

2019年10月21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非法放贷情节严重的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意见》中指出,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都应当数罪并罚。

据市场人士反馈,《意见》出台后,对各类放贷机构的催收业务震慑作用明显,同时也反向推动风控授信环节收紧,降低催收比例。结合此前国内首例个人破产案件在温州宣判执行来看,国内的监管法律体系正日趋完善,有利于形成对金融消费者权益更全面更有力的保护。

孟祥轶认为,总体来看,个人破产法的推进落地,有利于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对年轻人的创业而言,降低了风险,不用像以前一样承担无限的责任,通过债务的彻底免除、债务重新组合安排等,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机会。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中,这肯定是一个好的制度,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而对于市场担心的个人破产法给老赖、个人逃废债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孟祥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重点在于个人破产法在细节上的推进完善,例如债权人需要有一个成本较低的途径来掌握债务人的总体资产、收入的真实情况,改变借贷人的资产收入信息零散、分裂的状态,从而最大概率的降低“钻空子”发生的几率。

“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和贷款机构的激励方式、对未来的预期都会改变。刚出台的制度配套设施不全,恶意逃废债出现的几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随着制度的完善发展会出现新的均衡,控制在一定比例内。贷款机构在放贷时会更谨慎一些。但不好的一面是,贷款机构可能会提高借贷利率。另外,个人破产法的限制性条件对进入破产程序的个人,威慑力可能会不够,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孟祥轶表示。

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划定了36%的利率红线。对此,孟祥轶认为,未来有关监管部门需要细化36%利率的计算方法,比如在分期业务中,按照年化利率计算还是真实利率成本计算,差异很大。可以根据业务的类型、借款群体的特征分别规定,以减少贷款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更好的保护借款人的利益

另外,借贷利率本身是一种市场的风险定价行为,“借贷是分层级的,收入高、信用高的人会得到额度大、利率低的贷款,反之则额度小、利率高,这种情况下,应急借贷资金的利率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孟祥轶指出,《意见》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在阳光下的正规金融活动遭到抑制,脱离监管的涉黑性质的活动可能会找到机会。

孟祥轶对记者表示,“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体系下,更需要能穿透金融业务的‘横向’立法条线,与分机构监管的纵向条线交织成网,越全面越好,为消费金融行业、金融科技行业打造良好的发展秩序和明晰的边界。”

(受访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科技金融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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