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天山峡谷的文明雅量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天山峡谷就已经是不同文明的交通要道。

青铜器始作于西亚，然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青铜时代。有一支青铜传播路径向东、向东、再向东，终于同中国相逢。青铜文化的到来，有一条通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通道，就是天山峡谷。

天山，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壳隆起形成的大褶皱，这条东西向大褶皱，长达2500多公里，分布在四个国家：东段在中国境内，长约1700公里；西段位于中亚地区，长约800公里，分别属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由南、北、中三条山脊，构成大致平行的纬向山系，山体宽度，均在250～350公里之间，最宽处，可达800公里，这样的环境，可造就一个文明的摇篮地。

现在看来，它们不过是被沙漠簇拥着的群山，可是在大暖期，那些沙漠可都是草原和绿洲。有一条灵性飞扬的彩陶之路从这里通过，串联着东亚和西亚，伸向仰韶文化的“诗与远方”。大暖期的绿色浪漫，持续了一两千年。仰韶文化的先民带着他们的彩陶，在这条绿茵之路上往来，不知他们往西去究竟能走多远，他们在东土，已将中国的两河流域覆盖了，往西能否进入西亚两河流域，留下文明的足迹呢？总之，那些不愁吃喝的开心日子，都反映在彩陶的形制、图案和符号上了。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提到过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除去那些寒流带来的艰难岁月，剩下的便是大暖期留下的美好日子，那些日子，也许就是人类历史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灵性与梦想的自由自在令后人一再缅怀。

到了青铜时代，那些天然的好日子都已过去，文明褪去了初曙时的梦幻。为了生存，艺术让位于技术，灵性让位于理性，从“人为万物之灵”向“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转型，于是，来自两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沿着冰川雪原覆盖的天山峡谷走来。

可青铜之路并非早前的彩陶之路，若谓彩陶之路是一条可以自由迁徙随处安居的通途，那么青铜时代族别和国别则开始逐渐鲜明起来。这条历史道路就变成了一条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路，是一条以王权为核心的公共权力走向世界之路。

青铜时代从西亚两河流域发端，两河流域，自然也就成了世界中心。此时，中国正处于玉器时代，以玉石之路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化为标志的玉文化的世界，而玉文化的世界中心，正从良渚出发北上，越过长江，遍及苏北、山东，与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融合生成龙山文化。再往山西临汾陶寺文化、陕西神木石峁文化、甘肃齐家文化都与良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它们是良渚人的诗与远方。包括向西南一支的迁徙，在江西、两湖甚至广东都留下玉文化的遗迹。

良渚人是文化中国的播种机。他们往西北去，最远到了哪里？齐家文化遗址里发现了良渚化的玉器，是良渚人追求玉石追到了这里，还是良渚玉文化的影响到了这里？这一分别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曾经有过一个“良渚化世界”。

良渚人的迁徙是全方位的，除了向东出海未见有遗迹，向西南和西北去的都发现了遗址遗迹。往西南的良渚文化，分别进入皖赣、闽粤、巴蜀，被融合于当地文化中，把一种文化统一性的理想赋予了当地文化，像播种机一样，一路上播下了文化中国的种子。但是，真正发展起来，开出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形成文化主流——“良渚化世界”的，是往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在与其他文化的强强联合与冲突中，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玉成了“文化中国”的标识。

那时候，良渚文化的影响，有点像亚历山大帝国以后的古希腊，在帝国解体后，在西亚中亚还留下个希腊化世界，良渚人也是如此，离弃本土本国以后，他们反而拥有了一个良渚化世界，那是一个玉文化的世界。

参考西方人的“希腊化世界”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玉器时代的“中国”称为“良渚化世界”。

在夏商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汉字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中国境内已经有八个甚至也许更多的文化是崇拜玉礼器的，中国在四千年前已经被玉文化先统一了。见证了王朝中国出现以前，有一个玉文化的中国，就是文化中国。西部玉文化是在彩陶文化方衰，青铜文化方兴之际，突然爆发了一阵子，很快便向青铜文化转型了。

良渚人有可能还没进入天山峡谷，就遭遇了青铜时代，于是，玉器时代停止了文明的脚步，向后转，又回到中原。中原，号称“中华”，“华”就是花，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就是个陶器上的花花世界。玉文化的良渚化世界与陶器文化的花花世界，在青铜文化整合后，形成文化中国的源头。

文化融合，反映了玉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和平。以玉立国，走的就是和平路线，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准确的说是尚贤制，就是玉文化的国家化，就是和平路线的制度化，这是玉器时代特有的。到了青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青铜立国，文明的冲突占了上风，战争推进了国家形成的脚步。

良渚玉文化折返再沿着仰韶彩陶文化的踪迹，带着青铜文化回到中原。带了玉琮过去，带了青铜刀回来，带了猪狗鸡过去，带了马牛羊回来，带了文化认同的良渚化世界过去，连同建立在青铜文化之上的王权国家一起带回来，一个土生土长的玉文化的越禹过去，变成了西化的带有青铜味的戎禹归来。这样一来，青铜文化在中国完成，后来者居上，反倒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世界体系，中国成了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天山峡谷中西合璧

青铜时代，从它的兴起到世界体系的形成，有这样一种说法，大致如下：五千年前，青铜文化的浪潮兴起于西亚，泛滥至北非、中亚；四千年前，青铜文化经由中亚游牧文化波及到东亚；三千年前，青铜文化向东向西，分别发展，遍及整个欧亚。

青铜文化向东进入中国，同玉文明体系进行对话，与世界的另一部分结合了，东西方两种文明就此融合。

结果便是：西化的小麦，加上本土的稻、粟、黍、豆，就五谷丰登了；本土猪、狗、鸡加上西化牛、马、羊，就六畜兴旺了；玉器时代碰到了青铜时代，两个时代的力发生共振，如“金声玉振”，呈现为“金玉良缘”，结合产生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殷商立国之本。

最早见证青铜时代到来和世界体系形成的，就是那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山谷——天山峡谷。与新疆境内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阿尔泰山、昆仑山相比，它更有水草保障，其中多盆地和谷地，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可以小憩，还能生息，更何况山高地阔，容得下异质的文明在此冲突与融合。天山南北，有多少文明从此经过，在此传播，到此融合？

最早来天山峡谷栖居繁衍，有据可查的是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他们是青铜时代的移民。说古希腊语的民族称他们“吐火罗”，说汉语的民族称他们“大月氏”。他们最初出现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林梅村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说他们是“中国西部古民族”。他们来自于黑海、里海之间的“雅利安摇篮地”，属于雅利安人向东发展的一支，在河西走廊同中国相遇。

按照林梅村的说法，公元前1500年左右，欧亚大陆正面临着雅利安人迁徙的大浪潮，他们驾马御车，从中亚草原南下，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第一个雅利安人的王权国家——米坦尼王国。此后，雅利安人又一浪接一浪，分批南下，用马拉战车的风暴，席卷了西亚两河流域，占据伊朗高原，先后建立了米底和波斯两个王朝。另一支雅利安人，则深入到印度河流域，掀起雅利安文明的浪潮，将印度古文明摧毁了。由此看来，雅利安人不仅是青铜时代的二传手，更是文明古国的杀手，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国幸免了。

这要归功于正在兴起的羌人集团，活动于甘青地区的羌人，他们不仅管控着河西走廊，而且势力范围也深入到天山峡谷，掌控青铜之路与玉石之路的枢纽。东部有齐家文化，西面有四坝文化，狙击雅利安人，战斗力尤为强大，居然挡住了他们的马拉战车，还向西扩张到新疆哈密盆地，形成“天山北路文化”。

已落脚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吐火罗人所创造的“克尔木齐文化”，被新来的雅利安人冲到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随之在天山南北同羌人集团融合了，文化融合的一个明显成果，就是最早出现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后来又成为雅利安人权力标志物的权杖头，在甘肃的四坝文化中出现了。不仅出现了青铜权杖头，还出现了玉制权杖头，在文明的融合中一开始就定下了中西合璧的调。

文化融合，形成了文明冲突的缓冲地带，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就在天山南北展开。多样化的地理格局，为不同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文明，提供了多种生态背景。

此地，宜农宜牧，农有绿洲，牧有草原，能行能居，行有行国，居有城国，有贸易往来，还有文化传播，更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和平共处，都有安顿之所。

我们来看世界几大宗教，打了几千年，可到了天山南北，便各做各的祈祷，把那青铜时代的杀气收敛了，将那文明冲突的锐角磨平。印度教和佛教也是如此，到了中国西域，血与火的气质都变得如丝如玉了，青铜时代遇到了玉器时代，也舍不得将那玉器时代都打碎了，宁愿接受礼玉文化的打磨变得温润起来。

在中亚草原上崛起的雅利安人，靠马拉战车，东冲西突，南征北战，击倒了一个个文明古国，重创了西亚、南亚和北非等文明发祥地。唯独向东发展的一支，进入天山南北以后，就在绿洲和草原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安乐窝，从军国主义的雅利安，变成了重商主义的吐火罗，享受着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的成果。

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金玉良缘”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漫长岁月。

从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那把青铜刀开始，中国的青铜时代就已萌芽从马家窑文化到二里岗文化（郑州商城文化遗址），从青铜刀到开国鼎，相距约千余年，其间，兴起了齐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还有偃师二里头文化，都属于大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晚于偃师二里头，属于早商文化形态。

青铜文化进入东方时，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一个在同玉文化的融合中逐步成长和逐渐取代的过程，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青铜文化对“礼玉”制度的继承和发扬。

从商朝的青铜器上，能看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形制与纹饰，都保留了玉文化的款式。当青铜文化能集中反映“礼玉”制度的要求时，中国的青铜时代就到来了。但青铜时代的到来，并非玉文化的终结，而是玉文化向青铜文化让渡了国家制度的功利性这一实用层面，尤其是作为先进技术的代表，表现国家综合实力的那一面。也就是说，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一面让与青铜文化承担了。玉文化的影响，主要保留在国家观念中，依然具有神圣性，作为政治人格的范式，在较为纯粹的精神层面，表达古代国家本质的要求。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了从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转型。

这一转，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从良渚化世界的“文化大联合”，即“合众国为一国”里，转出个如傅斯年所说的“夷夏东西”的新世界。接受青铜文化的是夏，保守玉文化的是夷。“夏”带着青铜文化，从西部折返回到中原；“夷”指东部龙山文化的持守玉文化的主体部分。

那时，玉石之路依然从东南往西北去，与之同时，青铜文化从西亚进入东土，连接欧亚大陆，形成了上古时期一个西化的世界体系——青铜之路。

这条青铜之路，经由中亚地区，越过世界屋脊后，便与玉石之路对接了，在玉石之路止步的地方，青铜之路延伸过来了。在良渚化世界的尽头，文化中国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一个大包裹——青铜所代表的一种新型王权，一种来自西亚王朝国家体系。以此王权而产生的国家，外需扩张，内求专制，有了这样的王权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就从玉的属性转向青铜属性就开始打天下了。

新兴的王权，也就是那个代表了青铜时代的王权，在中国，就叫作“夏”。从“夏”开始，中国就从合众国的禅让以及尚贤制走向了家天下的世袭制。

但“夏”的王朝语式，其时态，并非一个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也就是说，“夏”还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王朝，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王朝，这就意味着，如果像寻找殷墟那样去寻找夏墟，很可能永无结果，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夷夏东西”，在“夷夏东西”的格局里，“夏”，代表了王权的国家观念和王朝的国家样式，本土传统的“夷”，则为“夏”提供了玉文化认同的普遍基础。

文化认同是必须的，但纯以审美达成则不必，因为时代变了，文化也要转型，对于信仰的审美追求，仅适用于玉器时代，却不宜于青铜时代。青铜的功利气质，最能表现国家的利益诉求，或以暴力实现，但国家还要追求其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一面。

这一面，在基于文化认同的“合众国”里，早就由礼玉文化的审美气质来表现了。青铜文化要在由不同文化类型的良渚化世界里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与以玉立国的礼玉文化同化，使礼玉化的政治文明为青铜暴力文化饰以美学的属性。青铜文化与玉文化在文明缓冲带握手言和，双方都接受了文明缓冲带的缓冲影响，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国青铜器上那独有的狞厉之美，是由于实现了两个时代的政治文明结合，呈现为“金玉良缘”的东方国家形成时态的文明样式。

国家实现公共权力的治理，不仅要凭借青铜物质属性所拥有的力量，还要使这一属性具有神圣性，从而以亲民的姿态达到治民的平衡。建立一个可供政治审美的亲民治民的公共权力，在追求美和表达神圣性方面，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几乎能满足礼玉政治文明的所有需要，以达到礼仪之邦的全部指标。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十二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