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海因茨校长身上的事情就像一连串多米诺骨牌。起因微不足道，结果却出人意料。是的，就是校长的密友，心理学家西摩尔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咖啡杯里的风暴、一次集体歇斯底里的发作。

可怕的是，当风暴平息、歇斯底里症状消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咖啡杯炸裂了，圣杰罗姆大学再也不会是之前的样子；而卷入歇斯底里症的所有人，也都被伤害，留下永远的创伤。

更可怕的是，当回过头复盘这一场风暴、追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你会特别困惑和沮丧：

校长到底做错了什么？

——德鲁克的小说《行善的诱惑》留下的这个疑问，简直堪比《海上钢琴师》留下的那个跨越时空的谜题：1900为什么不下船？

英明的校长、高尚的神父

海因茨校长就是管理学教科书上定义的那种卓越领导者。

他头脑清晰、眼光长远、拥有过人的战略思维。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看清了圣杰罗姆大学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的问题，看准了时代大潮的走向，为学校的出路指明了方向。

他意志坚定、敢作敢当、做决策时敢于力排众议。事后往往证明他是对的，这又说明他的前瞻性与判断力。

他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尤其突显其头脑、手段与魄力。一旦看准了人才，看到其对学校发展、学科建设的重大价值，他不在乎对方是女性或男性、只有高中学历或者是诺贝尔奖的有力角逐者、是基督徒或者无神论者、是否在私德上有瑕疵——在一所纯正、传统、保守的天主教大学，这样的用人原则可谓石破天惊。事实证明，学校因这些杰出人才而异军突起，这些人才也因校长给他们的空间和支持而实现自我，无论是学术上、名声上、财富上，都各取所需。

校长不仅在管理、建设和发展一所大学上游刃有余；作为一名神父，他在个人生活上也是“自律给我自由”的样板。他单身独居，遵循着日复一日雷打不动的日程；他常年长时间工作，但是会在周末拿出时间坚持打网球，因此身体强健不输给小他十几岁的年轻人。

从各个方面来看，海因茨神父校长都是杰出领袖的典范，他不仅知道该做什么、还知道该怎么做、还都做到了：圣杰罗姆大学在他接管之后的二十年间，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乡间天主教大学，跻身于比肩斯坦福大学的全美顶尖大学之列；他个人既获得下属的依恋和崇拜；获得同事、教育界、天主教教会高层的支持；还获得《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的广泛赞誉。

海因茨校长意志坚定地建设圣杰罗姆大学的样子，甚至让我想起近日病逝的中国国资委第一任主席李荣融先生。他们的使命与目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甚至有激烈的反对者：海因茨认为天主教大学必须成为一所世俗意义上的好大学；李荣融认为政府需要国有企业、也一定能够管好庞大的国有资产——但是他们都刚正不阿、头脑清晰、能力过人。不论他们的信仰如何，他们在执行自己目标与战略时的意志力、行动力与心无旁骛，令所有人钦佩且难以忘怀。他们是难得一见的杰出领袖。

然而，杰出不等于完美；耀眼的成绩不代表处处满分；喧哗的赞誉也不意味着没有细微的怨言。学校里一名普通教授的太太的愤怒，在短短时间内，以令人诧异的速度将这一切击了个粉碎，而且碎得无可挽回。

偏执狂点燃集体歇斯底里

这位愤怒的教授太太，令所有人厌恶。她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者、她有受迫害妄想症、她以小人之心散播恶毒的谣言、她对丈夫实施PUA控制。是的，用最近被广而科普的流行概念来说，霍洛韦太太对霍洛韦教授的态度，也算是一种PUA：精神控制+精神虐待。

这样一位显而易见的偏执狂，最初并没有人在意。读完霍洛韦太太对海因茨校长的诽谤信，地区天主教教会高层奥马利主教，觉得这个女人可笑之极；圣杰罗姆大学教会高层（也许大概相当于党委书记）兄弟会会长胡贝尔神父，觉得信中内容是一派胡言；唯有被吓了个半死的大学董事会主席穆尔卡，立即嗅出了这封诽谤信的威胁——对他自己的威胁。

然而，就是这样一封恶毒而无中生有的诽谤信，成为引爆圣杰罗姆大学一场集体歇斯底里症发作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据说谣言止于智者。不幸的是，针对海因茨校长的谣言，遇到了一群糊涂蛋。从学校校董穆尔卡、到会长胡贝尔神父，再到基层教师“狐狸先生”，甚至包括教务处善良正派的处长瑞特神父，一群人做出的一连串愚蠢举动，推倒了接二连三的多米诺骨牌。校长和他的女助理之间，那份职场少见的亲密纯洁的战友之情，被涂满了污秽。

但是，桃色谣言损害的只是海因茨校长的名誉，真正瓦解校长斗志的，却是校长自己内心的风暴。而这场风暴反而与偏执恶毒的霍洛韦太太无关，而是因为霍洛韦教授那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软弱样子，像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在校长心中激起了一场摧毁他二十余年激情与斗志的风暴。

不要忘记——海因茨自己也从未忘记，他不仅是一位雄心万丈的校长，同时也是一位宅心仁厚的神父。看到被妻子PUA的可怜兮兮的霍洛韦教授，校长心意难平，打了一通电话。这个完全出于善念与好意的电话，让校长丧失了他在学校里最有力的同盟。

向一个能力不济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是十恶不赦的吗——谣言只是玷污了校长的声誉，并没有打扰校长的内心，因为他确实是清白的。但是这通电话的前因后果，却是书中奥马利教父所说的那一滴“威尼斯的眼泪”，它从内心里瓦解了教授的信念、意志力、斗志。一往无前奔跑了二十年多年、从未有过丝毫犹疑的海因茨校长神父，第一次茫然：For whom？ For what？

“我tmd这些年都是为了谁、为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连一句感谢都没有，还有这么多的愤怒和不满？”

哀莫大于心碎

《行善的诱惑》讲述了一个杰出领袖突然溃败的故事。

虽然击垮校长的外部力量很强大，有偏执狂、有糊涂蛋、有软弱自保者、有无能为力者、有集体歇斯底里症患者、有担心名誉受损的教会高层；但是，校长的真正溃败，却来自于他的内心。这是这个故事最费解、最复杂、最深刻之处：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坚持？为了外在的成功与荣誉，为了让大多数人满意，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其实是为了深藏于心底的自我救赎的渴望？

这一连串疑问是校长内心隐秘的挣扎与困惑，他因同事们的言行而心碎，也因自己内心的迷茫而颓废。一旦内心瓦解，所有的力量与激情都无从集结了。当最后一击来临，校长投降了，接受了这场彻底的溃败，一场明明千疮百孔、却被一群人精心安排、伪装成皆大欢喜的溃败。

我在想，很多年以后，当圣杰罗姆大学的教职工们回望这场风暴、回忆海因茨校长，他们会不会自责、会不会后悔、会不会希望一切能重新来过，让他们可以撤回自己曾经的选择。

没错，不用太久，所有人都会意识到，海因茨校长的溃败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局。当这场咖啡杯里的风暴过去，满目疮痍，没有赢家。

但是，如果真的一切重新来过，或者，如果你是海因茨校长，你会打那一通电话吗？你会如何对待无中生有的诽谤？你会拒绝那一群人对你最后的安排吗？

就像如果我是1900，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下船一样；如果我是海因茨校长，我也会心碎失望，茫然失措。

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先生

为了谈论这部小说，同时没有关键剧透，我在上述行文中已经憋出内伤。《行善的诱惑》真的是一个太流畅、太紧凑、太精彩、又相当有深度的故事。众多生动的人物，他们丰富幽深的内心、他们对风暴的感受、他们如何推翻一张张多米诺骨牌、他们对校长的理解、他们彼此之间冲突碰撞的价值观，既细腻又饱满，令人惊叹。我希望这篇文章不会折损你阅读这个故事时紧张沉醉的体验。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作为这部小说的作者，实在是一个太强势的存在。以至于，很多读者在阅读前后努力拆解与猜想：大师到底在这部小说里想要传授怎样的管理学理念？

我想说的是，虽然这个故事确实贯穿着现代管理学的理念、常识、难题，但是，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请忘记管理学、忘记德鲁克吧！去享受一个好故事、去思考其中复杂又深刻的人性谜团吧。无论阅读任何作品，重要的都不是去揣度“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是去思考：“我从中获得了什么”。

一口气读完这个故事，我为校长的溃败沮丧不已，也为校长究竟错在哪里而困惑不已。我想起自己，也曾在职场遭遇过，“我辛辛苦苦做这一切都tmd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的挫败时刻。

大师德鲁克在这个故事中制造的人性、信仰与环境激烈碰撞，产生了十足充沛的复杂性、丰富性、开放性与养分。虽然被尊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但是德鲁克一直自称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

他是对的。被《行善的诱惑》所惊艳，我按捺不住立刻找来他的另一本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又是一口气读完，又是巨大的惊叹：天啊，大文豪德鲁克为什么没有多写几部小说？他的小说放在茨威格小说集的旁边一点也不会逊色。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经济学家科尔奈、管理学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Grant）的著作，曾经深深地震撼过我。三位大学者虽然不同年代、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但是他们对社会、制度、人的动机与行为，都有鞭辟入里的洞察。只不过，托克维尔观察的是社会，科尔奈观察的是制度，格兰特观察的是人。

但是，读完《行善的诱惑》与《最后的完美世界》我才发现，天啊！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先生，他观察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