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高若瀛 当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春节满怀期待时，有些人却再也听不到除夕的钟声，尽管他们还处在花样年纪。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将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其动机正是基于这些过早逝去的生命。

跳楼、切腹……与结束生命方式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各种数字：有研究小组统计了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的媒体信息，确认392例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其中，190例为自杀死亡，77例自杀未遂，地域范围涉及29个省、直辖市和 台湾、香港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自杀成为15-29岁青少年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原因。

提议委员看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加强生命教育”确是当务之急。但如果只将问题的解法聚焦到学校教育，以课程化方式应对，未免低估这个议题的复杂程度。

透过自杀这个结果往源头追溯会发现，让孩子们舍生向死的是更为复杂的生活现实。家庭矛盾、师生矛盾、校园欺凌、学业压力、情感纠纷、心理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选择自杀之前，对于痛苦中的年轻人来说，挣扎的过程漫长而充满煎熬。

因此，在我看来，生命教育本质上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根本在于当人生出现困境时如何应对。生命教育的意义不在于提出某种学说，而在于批判传统教育的反生命性，在于如何回到教育的育人本质。

达成这个共识后就不难理解，把生命教育课程化，其实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这并非仅是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和风气的问题。

生命教育并不是新时代产物。以同处东亚文化圈、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为例，其生命教育发展历时半个多世纪。20世纪70年代，“欺侮、校园暴力和青少年中的各种不良行为”层出不穷，政府提出心灵教育政策，强调培养儿童“丰富的人性”。20世纪80、90年代，生命教育受到广泛关注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除了校内暴力、刑事犯罪等教育荒废问题，现代工业社会下的人际关系疏远冷淡，社会缺乏宽容理解，激烈的考试竞争也让学生对生命产生迷茫。

尽管日本生命教育的践行开始得比我们早，也走得比我们远，但情况仍不乐观。2018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0840人，比上一年减少2.3%，在发达国家中的自杀率仍处高位。这其中尤其以青年人群的自杀率最高。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自杀率超过事故死亡率的国家。可见，生命教育从理念到落地，期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如果不去反思我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风气，裹挟着家庭教育的缺失、网络暴力的效仿传导、唯分数论的教育体系、去道德化的价值信仰，仅靠生命教育的补助性方案还远远不够。更遑论，我们已有的教育理念本就还存在功利价值的沉疴，若学校生命教育不是基于生命发展，而是以行政命令作为评价标准，生命教育就更难扭转“越教育越远离教育”的矛盾。

学校理应承担生命教育，这无需多论，但导致理念降维的陷阱更当警惕。毕竟，这是举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合力才能应对的问题。生命教育应该是“活”的，与多变、复杂的生活高度相关、迭代演进。一劳永逸的生命教育框架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这不是生命教育的缺陷，恰恰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