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银行家和永远的伊斯坦布尔

孔笑微2020-01-18 00:46

孔笑微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1949年圣诞节,正在比利时探访亲友的美国经济史学家雷蒙·德鲁弗,收到了妻子、同为历史学者的艾德莱从佛罗伦萨寄来的一封信。艾德莱欣喜而急切地告诉德鲁弗,她在佛罗伦萨档案馆中发现了一捆被贴错标签的卷宗。这些标记为“153号”的档案被忽略了五百年,几乎原封未动,极有可能是中世纪传奇金融豪门美第奇银行失落的秘密账簿。德鲁弗闻讯立刻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赶到意大利……

这个戏剧性的开头像极了丹·布朗的小说,却导向了一部倾十年之力写就的、从商业和会计角度扎实建构微观基础的、重量级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史和金融史著作《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为教皇管理财富的银行家》。

作为文艺复兴的时代icon,贡献了三位梵蒂冈教皇、两位法国皇后,发轫于中产的美第奇家族,不仅打造出15世纪最强大的银行,而且崛起为终结中世纪的造王者与艺术供奉人,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无远弗届,历来是历史研究的热门,文化IP中的网红。但或许正因为这样,研究美第奇家族历史的出版物,常常以人物为中心,特别是这两位:美第奇家族崛起的代表、佛罗伦萨共和国国父科西莫·美第奇,和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艺术保护人“豪奢者”洛伦佐·美第奇。从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开始,无数围绕着美第奇家族兴衰的史籍和研究卷帙浩繁,也随着通俗文化的流传而较早引进。而《美第奇银行的兴衰》这部从会计技术和金融商业史角度,以原始资料翔实探究美第奇家族赖以发迹的银行业的硬核扛鼎著作,却在2019年才被介绍给关注中世纪史和经济史的中文读者。

德鲁弗因缘际会得到美第奇家族这套1397年到1451年的机密账簿之前,已经浸淫中世纪工商业和会计银行技术史多年。与多数史学出身的学者不同,德鲁弗出身业界,曾任职多家银行,一度是安特卫普最大航运公司的会计主管,他的目光切实精准而犀利,在布罗代尔史学的物质生活与文明史影响中另辟蹊径。他的著作,尤其与几年前风靡的《大查账:掌握账簿就是掌握权力》对照而看别有兴味。

在对美第奇银行的商业资本主义研究中,德鲁弗得出了与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观念起源相左,尤其是与宗教权力的关系之论述相左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广为流传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清教伦理促进了资本积累,打破世俗工作与神圣宗教的人为藩篱,为产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精神条件。然而美第奇银行的运行、扩张方式,尽管所在时代在宗教改革之前,并且本身与天主教会和教皇联系紧密,却具备难以否认的资本主义特征。

其中发人深省的是,14世纪崛起的美第奇集团,作为佛罗伦萨商业组织的代表样本,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呈现出一种相当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某种程度上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商贸金融投资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投资项目,即使是制造业的生产设备的投资也非常有限,账面资产大多由债权和存货组成,呈现出一种“轻资产”状态。而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国际贸易体量不大,不足以专注于某个特别的产业,汇兑的高风险和贸易的不稳定性,是造成经营多样化的诱导因素。美第奇集团在商业、贸易、制造业与核心的金融业务当中一直保持着小心的平衡。“在一个早期私人银行家身上,你会看到一个商人。”而各分行之间的股权结构也是一种非常类似现代连锁控股体制,分行经理通常都是10%左右股份所有者,美第奇家族精明地利用了股权激励与合伙人遴选的方法,给雇员比其他银行而言较少的平均工资,但长期忠诚有效率的服务,可以换得未来升格为合伙人的前景保障。有趣的是,不同分行之间进行业务采取的是市场交易方式,同样要相互竞争和利润分成,互相收取佣金与利息,类似于现代大企业为了激发潜能所采取的内部市场化手段。

拨开历史的迷雾,美第奇集团,一个线下版本的集海淘、代工、“支付宝”和官方黄牛为一体的中世纪托拉斯,在残篇断简的账簿和条分缕析的论述中,缓缓浮现出来。14至15世纪,在大航海冲击之前活跃的区域贸易和地缘经济活动中,位于拜占庭和西欧、英国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使意大利城邦成为贸易枢纽,而贸易的汇兑和融资需求,富庶城市和教会的雄厚资金,又恰到好处地催生了家族性银行业务并提供了非凡的弹性。美第奇家族崛起于一个前现代的国际经济分工版图,同时也因为这个版图的固有缺陷,瘟疫、贸易的脆弱、宗教纷争、流动性短缺以及内部丧失控制而衰落。经济史的“螺旋”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我们凝视灰霾下的前尘往事之时,却常常发现膝盖上不知不觉中了一箭。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如果世界有一个首都,必定是那个城市——无论你叫她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还是拜占庭。她的魅力在于分野也在于融合,在于先声也在于余波,在于历史迷雾中未发生的所有分岔,她像磁石吸引着最伟大的英雄和恶棍。只有叶芝的《驶向拜占庭》能描述一二这种飞蛾扑火的沉迷:“……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已面目全非/请尽快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的作者贝塔尼·休斯是古典历史学者兼知名的纪录广播电视作家和主持人,国家地理、BBC和Discovery频道的常客。她此前的两本畅销书《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荡妇》和《毒芹之杯:苏格拉底、雅典和寻找有意义生活》,主题都在古希腊黄金时代中切入现代公共话题的发掘角度,以女性符号和知识分子在古典文明中的境遇为线索,饱满地“吸附”出一段富于争议性和延展性的历史叙述。而在“三城记”中,休斯视野向东推进,将话题之锚定位在更加复杂的地缘历史迷宫,更加切近当代现实文明冲突——伊斯坦布尔从来不会狭义地从属于行政意义上管辖它的国家,它过于重要也过于丰富,如同一本向全世界打开的卷帙,繁多注脚编织成文本的一大半,而另一部分即使消失在漶漫的时间中,也会成为历史沉默的巨大力场。“三城记”在这些“未发生过的历史分岔”中,找到一些非常迷人的片断。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中放置着一批15世纪的书信,它们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寄来,墨迹的主人们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些最富庶的商业城邦中的能工巧匠,其中包括达·芬奇。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希望建筑一座横跨金角湾的桥梁,为峡湾两岸的居民和马匹、骆驼提供交通,同时还要让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运免受影响。这个15世纪末的国际中心地标工程,令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工程师趋之若鹜。“我,您的仆人……知道如何实现这座桥,”达·芬奇充满自信地写道,“我可以建造一座高耸的拱桥……这种方式即使最大的帆船也能从桥下通过……”达·芬奇的单拱桥设计,与“盖亚假说”紧密相连:海平面将上升,永久改变海滨都市的面貌。这座深谋远虑的优雅桥梁并没有成为现实,但设计图手稿却保存了下来。现代挪威建筑师韦比约恩·桑德按照达·芬奇的设计图纸在奥斯陆建造了一座木桥,将伊斯坦布尔的一角和15世纪对未来的大胆幻想和忧虑,联结到现代世界中最关注环保的城市之一。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展现是,女性是伊斯坦布尔文艺复兴遗产天际线的重要塑造者。拜占庭时代的女性就拥有继承权,即使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的律法下也仍然如此——以宗教和慈善的名义。16世纪,伊斯坦布尔1/3的宗教建筑由富有的贵族女性出资兴建。苏莱曼大帝的女儿米赫丽玛赫出资在埃迪尔内门附近的第六山丘顶上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穆拉德三世之母,皇太后努尔巴尔于16世纪兴建了雄伟的老皇太后清真寺建筑群,包括礼拜塔、医院、修道院、救济院、学校和公共浴室。从东西方远道而来的商旅在此处见到如此恢宏而仁慈的城市,无不无比惊叹真主的恩典,这让人想起《权力的游戏》中修建君临红堡的伟大皇后维桑尼娅。这座奥斯曼城市的布局规划,像巨型拼图一样在一代代来自托普卡帕后宫的资助人之间辗转流传,伴随着政治野心和喁喁细语,以及真假莫测夸大其词的爱情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