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

　　2019年，出版进入了相当沉闷的阶段，这一趋势是否还会延续，不敢断言，但是其中或许会不乏艰辛。每年都有所谓的榜单，但是今年的榜单似乎格外苍白。学术出版在这一片苍白中，反显得稍微温暖。我的工作与历史类出版息息相关，以下就近期历史书的出版状况，谈谈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作为风景的文化史

七零后学人里，学历史而真正做历史的并非太多，不过2019年涌现了三部杰出的社会文化史力作，都出自七零后之手，让人眼前一亮。

魏斌的《“山中”的六朝史》虽然是一部专题论文合集，但是却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入手，给理解魏晋南北朝史提出了可喜的视角。作者注意到，书写材料从简牍到纸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机制和知识领域的变化，胡汉人群的混融和文化变动，佛教寺院、石窟和村邑造像的大量出现以及道教的宫观化。“山中何所有”，有心人会发现不只有白云。

这一层层积累的历史文化景观，在此前的研究，很多都是固化的甚至一笔带过，魏斌将其作为一道流动的风景，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观察山中聚落和生计设施以及相应的山神祭祀，如何延续、如何被用于“做事”，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信仰中心，与国家权力、周边地域进行互动，甚至对于中古知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东杰长期关注“国”字号的关键词，从国语到国家的地方建构，再到如今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这部巨著。作者充分理解了西方尤其是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的语言形成过程，将国语运动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本书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华南学派的新生代佼佼者刘永华对于福建地区的礼生群体有着精彩的研究，其新作《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分为五个部分，以闽西四保村落群为个案，在广泛搜集和深入解读实录、政书、方志、族谱、仪式文献等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学、人类学与宗教学研究方法，侧重从礼生及其礼仪、宗族与祭祖仪式、乡约组织、神庙与神明祭祀等方面，探讨明初以降儒教礼仪步入乡民生活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神明信仰演进过程、乡约研究方面均有突破，以礼生和祭文为线索，展示了礼仪下乡所造成的多种复杂面相，对于闽西乡村的社会网络、信仰体系的解释很有力度。

以上三本书的作者对于西学都有深入的理解，在新史学输入近110年后，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终于可以昂然走入中西对话的现场。

清史还有魅力吗

汉学大家罗威廉《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延续了其陈宏谋研究的个案思路，他一直关注嘉道时期这一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认为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其中，政治腐败、人口剧增、内部和边疆动乱、西力东渐的威逼，构成了大清帝国的新问题。本书以包世臣为切入点，详尽分析了当时的改革精英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强调包世臣始终主张追求物质利益，对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影响很大。

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一书则意识到，清季新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州县制度变革是其中重要一环，涉及的面相很宽，其中不仅包括19世纪后半期以来州县制度的嬗变轨迹，还有新制度的建构。长期以来，清季州县制度变革普遍不被看好，常常语焉不详，或认为州县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继而产生改革只有直隶等少数地方推行的误识。本书作者广泛搜寻官方报告、地方志、报刊资料、时人记述，对清季州县政治、经济、司法、教育诸层面的改革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从“人事”和新旧制度的纠葛中来把握其变革的趋势和特征，呈现此项改革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面貌。

周健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大幅修订而成的《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则注意到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时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清朝由于族群、中外、新旧的多种互动频繁，清史研究因为大量档案、文集乃至未刊稿的整理出版，呈现出史料大发现的重大时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讨论，看似遥远的历史问题，其实对于后来影响深远。

当代史的可能

缘于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相关档案，赵庆云花了十多年时间关注该所，他尝试从近代史所的筹设、人才集聚、科研组织、机构的运作，尤其是党组织在一个学术机构中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些方面来叙述，同时涉及学科建设、研究理念诸方面。当时近代史所位高权重，很多事情牵一发动全身，可以影响到全国史学界；当时的史学也不是纯粹的史学，而是文化斗争的武器，更强调革命性、实践性。

2019年，赵庆云推出了两本新书，其中《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机构切入，探讨“十七年”间（1949-1966）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

超越单纯的史学文本研究，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梳理近代史所的渊源脉络，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呈现学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实际作为，展示“十七年”间史学发展丰富与复杂的形态，在此基础上察其得失之所由。

赵庆云2019年出的另一本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则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尝试深化中国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分为史家个案、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部分展开，力图以新的材料讲出一定新意与深度。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侧重于专题式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而复杂的面相。

两本书所述，人事、学术、活动都在其中，赵庆云对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做了深描，摸索了“政治运动在一个研究所内部具体如何进行，如何影响到学者的心态及学术机构的长远发展，如何影响到史学研究的生态环境”。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其实背后是一群人的命运，一个时代的缩影，这一尝试，其意义远远超乎解释一个机构的成长历程，而是透过这一机构，展示了文化场域与学术空间的复杂性，甚至人性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