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庄/文

活在地球上的你我，既有遥远的未知，也有眼前的危机。在所有回顾2019年科学事件的盘点中，都会选入以下两项：一个是事件视界望远镜拍摄到了梅西耶87星系中心的黑洞，一个是全球变暖多项指标逼近阈值。其他引起我极大兴趣的，还有诸如科学家利用一根小指骨中提取的古DNA绘制出了4万年前丹尼索瓦小女孩的面容，以及死亡率为90%的埃博拉病毒终于有了可用于成人的抗体疫苗……新闻事件总会在瞬间激起你对某个知识点、某个领域话题的兴趣，而在之后则需要借助书本的深度阅读，才能拼出完整的图景。

你比你想象的还要杂种一点

《人类起源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本书应该不会回答你关于“最近的个人基因检测那么热我该不该去做一个”的疑问，作者对此不是太有兴趣，他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些更大的事情。作为当代最优秀的遗传学家之一，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大卫·赖克以研究古人类的迁移和种群混合而闻名，不久之前刚刚获得了达尔文-华莱士奖章（Darwin-WallaceMedal，由伦敦林奈学会设立）。他在分析全基因组突变模式方面所做的生物技术以及算法改进，用一位同行的话来说，是以一己之力使得这个领域少走了30年弯路。

在1980年代中期，几乎和人类基因组计划被提出差不多的时间，古人类DNA的研究也开启了。这项工作犹如一场穿越时空的大型侦破，抽丝剥茧、大胆求证，却得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结论，它对于过去许多考古发现的颠覆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第一个堪称跌破眼镜，又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实是，尽管那些未曾留下任何纯种后代的“非主流人群”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某种意义上依然如幽灵一般地活在你和我身上，-以几个百分点的基因占比。这涉及到了数万年前外来者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通婚，乃至偷情。想想也是比莎翁剧还要夸张的波澜壮阔。还有一个可能令人悲伤的事实，种族间的不平等也被写在了基因里，那些杀戮、流血、谋害、清算……此外，也或者仅仅是优势基因来了，在兵不血刃的状况下完成了染色体的更替。

《人类起源的故事》没有像畅销书《人类简史》那样戏剧，充满着说书人的夸张气息，它要艰涩许多，呈现的是一手研究事实，下面暗含着一条清晰的逻辑线，需要在阅读时一遍遍地往回捋，慢慢把关联和线索都串起来。说到底，这本书并不适合那些想要很快地看明白“张三霸占了李四的房子，但他又被王五戴了绿帽子”的读者，它要讲清楚的是“从遗传数据来看，绳文器文化和颜那亚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人类“虫虫”对宇宙有什么用

这几年读得较多的一位作家肖恩·卡罗尔，前两年被引进的《生命的法则》《勇敢的天才》都相当值得一读，最近刚推出的《大图景：论生命的起源、意义和宇宙本身》，560页，其实已经是他2016年的著作了，2019年英文榜单都在推他的新作SomethingDeeplyHidden，据说2020年也能和我们见面。卡罗尔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这个级别的作家中，此人讲故事能力堪称一流，更可怕的是他既高产又写得很好看。

提出身心二元论的笛卡尔是每本讲述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现代科学著作都不会绕过去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说法可以成为很好的靶子。这本《大图景》中也饶为风趣地讲了一个笛卡尔和公主的故事，请放心，不是那个他给瑞典克里斯蒂娜公主做了个极坐标心形线的纯属坊间臆造（详情请读者自行搜索），而是关于他和波西米亚伊丽莎白公主之间的哲学探讨和信件往来，最后也促成了“笛老师”写成《论灵魂的激情》一书。但在卡罗尔看来，“笛老师”回答公主关于非物质的心灵到底是如何作用于物质的身体这一疑问的那些说法都是无力的，只差没标上扯淡的标签了，但也不怪他。即便在今天，物理学对物质行为的了解远远超过17世纪，能够用一组严密无情的符号方程来描述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一个原子，我们仍然不知道用什么方程来使得灵魂对身体内的粒子产生影响。

《大图景》是一本想要去探讨如何跨过从非生命到生命这道鸿沟的野心之作，其实类似主题最近在好几本书里都是重点，如保罗·戴维斯的《生命与新物理学》，侯世达的《我是个怪圈》，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不过在这几本书的比较当中，我更推荐《大图景》，和戴维斯还有侯世达比起来，卡罗尔并不那么纠结于是或不是，他允许诗性自然主义者一直保留他们的二元论想法，而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大脑选择的自由，以及我们如何一起去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

淡忘是天性，铭记是责任

如果不是因为译文的纪实系列一直在坚持推出非虚构写作领域的经典，可能中文读者都不太有机会看到《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英文原版And the Band Played On问世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1987年，1993年被拍成HBO电影。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医学界的集体努力，艾滋病这个被视作世纪瘟疫的超级传染病已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病，似乎也不那么惊心动魄了，曾经铺天盖地的防艾宣传和无比悲惨的死亡故事都在离我们远去。

推动这一切的力量是什么，艾滋病是如何从最初被认为是特定的同性恋疾病，转变成得到整个社会群体关注的，答案在这本书，以及其中所记录的这些人与事。

《世纪的哭泣》英文原版有600多页，译成中文后更厚达700多页，很可能是近几年来我看过的最厚的一本书。《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兰迪·希尔茨从1983年开始着手调查，采访医疗界和同性恋社区获取各种资料，4年后完稿。书中用时间表的形式记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后天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的发现和传播，并指出了当时美国政界和政府机构对此的漠然和躲避，正是造成它失控的重要原因。在讲述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时，希尔茨强调，因为自己也是一名同性恋者，而遭受这种疾病和它所带来的种种磨难的正是自己爱与关心的人。他在写作过程当中接受了HIV检测，但坚决要求医生在写作完成后才能告知结果，交稿那天，他看到了那个+号。1994年，兰迪·希尔茨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有位在北京疾控中心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听到And the Band Played On中文版推出的消息后，惊喜非常。在他看来，这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血与泪堆积而成的历史与教训，不能因为社会性的大危机解除便被淡忘，应该被普通人得知。因为工作的缘故，他还在和高危人群打交道，那些边缘的痛苦的悔恨的人，从来不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