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的阅读,无处可逃的现实

吕品2020-01-19 21:05

吕品/文

2019年的世界,笼罩在不安、烦躁和怨怒的情绪中。我本来幻想在读书中逃避一下现实,结果发现所读的内容,不少还是指回外面的世界,让人无处可逃。以下选择的五本非虚构类图书和一本小说,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并不代表这些书是2019年最出色或最受重视的,也不一定是最新出版的。

《欧洲人》

2019年,当英国在脱欧的泥潭中进退两难时,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推出了新作《欧洲人》(TheEuropeans:ThreeLivesandtheMakingofaCos-mopolitanCulture)。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抗议方式,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将申请德国国籍(他母亲二战前从德国逃到英国),因为“不想成为一个脱欧的英国人”。

《欧洲人》可以说是一部19世纪欧洲文艺史,作者通过三个人物把一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他们分别是法国女歌唱家保利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她的丈夫路易(Louis Viardot)以及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保利娜的歌唱事业非常成功,路易也是多才多艺的博学人士,不仅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和经纪人,写过很受欢迎的旅行指南,同时还参与政治活动。夫妻俩在家里开设的沙龙门庭若市,客人名单简直是一部19世纪文化名人大辞典:瓦格纳、肖邦、圣桑、福楼拜、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等,举不胜举。屠格涅夫第一次见到保利娜时还是个小伙子,一见钟情之后便一生相伴相随,而路易也不在意。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883年两位男士相继去世。

以这三人的生平为线索,费吉斯在《欧洲人》中讲述了19世纪科技发展是如何催生了“欧洲人”这个概念。铁路、蒸汽机船和电报,让人员和信息交流大大加快,摄影和印刷术让图书数量飞速增加,版权保护推动了文化产业繁荣,所有这些都让文艺作品更容易在欧洲各地传播,从莫斯科到巴黎,从维也纳到伦敦,各地开始形成相似的品味和价值观,最后成为一种文化身份。

费吉斯当然不会在一本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评论英国脱欧,但他还是旁敲侧击了一番,指出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提醒我们欧洲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那些无视这点、企图将自己割裂于欧洲之外的人,必然会跌跟斗。

《记录英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爱丁堡的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1952年出版的画册《记录苏格兰》(RecordingScotland),其中收录了多幅在二战期间创作的苏格兰风景画,来自一个名为“记录苏格兰”的活动,后来才知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同时有一个“记录英国”的活动。在2011年出版的《记录英国》一书中,受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之邀,多位作者一起详尽介绍了这一活动的由来和经过,以及其在英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书中还同时收录了上百幅“记录英国”的作品。

这一活动的设想最初出现在1930年代后期,当时二战已呈山雨欲来之势,艺术界的一些人士出于对现代化进程和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的担忧,提出以艺术手法“记录正在消失中的英国”。1939年二战爆发后,时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的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Clark)正式发起了“记录英国”项目,从一家专门资助艺术活动的慈善机构那里获得资金,邀请英国各地知名和不知名的画家参与创作,记录当地景物,到1943年时共创作了1549幅画作,与此同时“记录苏格兰”共收集了140多幅作品。战后这两批作品分别被V&A和圣安德鲁斯大学收藏。

自从看到《记录苏格兰》后,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要用绘画,而不是摄影来进行记录?《记录英国》讨论了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现实考虑:为了战时给艺术家们提供工作机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项目主导人认为虽然照片能够记录细节,但却无法呈现景观的“色彩”和“气氛”,即某处特有的、难以明言的“气质”,而这正是最容易被工业生产、地产开发、道路建设破坏的,当然也很可能毁于战火。

所以“记录英国”的目的其实是保存对传统的记忆,这一主旨也体现在对绘画地点的选择上。克拉克提出需要记录最容易消失的景观,所以最著名的建筑和风景反而不包括在内,优先考虑的是那些可能被新建筑和工厂破坏的自然风景、城镇村庄中有特色但面临拆除的旧房子、可能被废弃的教堂和乡村大宅等。

虽然“记录英国”也有展示“美丽英国”、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毕竟没有多少立竿见影的功效。可以想象二战期间英国各方面都亟需物资人力,愿意开展这个项目,确实是为了保存记忆,其远见卓识,相当令人敬佩。

《无法无天》

对中国人来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并不陌生,当年向清朝倾销鸦片的就是这家公司。但在这之前,东印度公司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一开始只是一家经营印度与英国之间贸易的私人公司,但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以暴力手段,逐渐从分崩离析的莫卧儿王朝手中夺取了整个印度领土,劫掠大批财富,公司拥有的私人军队,规模一度超过了全部英国军队。

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的新作《无法无天》(TheAnarchy:TheRe-lentlessRiseoftheEastIndiaCompa-ny)讲述的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这一段发迹史,集中在1756到1803年之间,从东印度公司私人军队向莫卧儿王朝开战,到占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德里为止。达尔林普尔是南亚中东历史专家,著作甚丰并多次获奖,其本人就生活在德里。他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印度方面的资料,因此在叙述上较为全面公正。

达尔林普尔在《无法无天》中对东印度公司的抨击毫不留情,例如曾被英国人视为“英雄”的东印度公司首脑罗伯特·克莱夫(RobertClive)在书中是一个恶棍式的人物,在战争和屠杀中搜刮大量财富,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不少落入他自己的口袋。其继任人同样残忍腐败,完全不把当地人的生计和性命放在眼里。

作者还给这段历史赋予了现实意义,把东印度公司与当今的巨型跨国企业进行比较:两者都拥有大量资源,富可敌国,同时还可以从股票市场获得更多投资;两者都花费巨资游说政客为其服务,作者认为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政治游说的始作俑者;今天的跨国企业没有军队,但其势力之强,完全能够欺凌主权国家。更为讽刺的是,东印度公司因对印度过度掠夺,对当地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因而自身收入锐减,股票一度狂跌,濒临破产,不得不于1772年向英格兰银行请求贷款救援,与21世纪政府出资拯救银行如出一辙。

《视而不见的女人》

书名“Invisible Women”按字面翻译应该是“隐形女人”(Invisible Women:Exposing DataBiasina World Designed for Men),不过副题“男权世界数据偏差之大曝光”对本书的内容解释得更为具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男人设计、为男人设计的,对女人的需求基本上视而不见。

公共领域中,因为设计者不愿意为女性着想而让其遭受不公对待的事例很多,相信大部分人都曾看到过旧剧院或商场内女厕所门口排长队的情况,原因往往是设计者把男女厕所设计成面积一样,造成女厕的使用空间大大低于男厕,当然过去大部分建筑设计师都是男性,可能压根没想到这一点。这就是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

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做了三年多的数据收集,书中还有大量类似的例子。有些例子一点就明,比如现代的汽车模拟撞击测试时使用的假人是按照男性体格设计的,而女性普遍体格偏矮偏小,因此有些保护功能反而会加剧女性受伤的风险,数据显示女性因车祸死亡的风险比男性高17%。另一些例子大概很难让人想到与设计者忽视女性需求有关,比如瑞典的某座城市,过去在大雪之后先出动扫雪车清扫公路干道,保证汽车畅通,然后才开始清扫人行道。

后来在对因雪后道路湿滑受伤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大部分伤者是在人行道上摔倒受伤的。市政府因此改变了扫雪顺序,先扫人行道,结果成功减少了总体受伤率。作者指出,过去市政府在制定扫雪顺序时,不自觉地先考虑主要开车上班的男性需求,而女性对道路的使用往往是接送孩子、购物、探访照料亲人等,使用人行道较多,而且提着大包小包带着孩子更容易摔倒。

作者一再强调这些设计和决策上的失误通常并不是故意为之,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以男性数据作为缺省值,没有收集有关女性数据的意识,或是对已有数据的忽视。在讨论男女不公这个议题上,作者提供了一个新颖有趣的角度,书中的许多事例和数据让人大开眼界。该书获得了2019年英国皇家学会年度科学图书奖。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监视的时代,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当然这里所说的监视,对许多人来说是方便:智能手机记录你的行踪、提醒你要做的事情、推荐符合你口味的新闻、显示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告诉你看中的那双鞋子打折了。一切都是免费,但你也知道代价是交出了自己的隐私。那么我们个人数据被人拿去做了什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莎娜·朱波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中,不仅详细论述了个人行为数据是如何被加工成可以交易的产品,而且一再警告这一经济模式最终会损害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

作者在书中是这么解释“监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人类个体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本来是属于私有的东西,现在单方面地被人收集起来,当作原材料,转化为行为数据。行为数据的拥有者将部分数据用于改善产品或服务品质,剩下的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叫作“行为盈余”(behavioralsurplus),可以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一样待价而沽,成为“机器智能”(machineintelligence)加工过程的原材料,生产出“预测产品”,即能够预测人类个体即刻要做、马上会做和不久将做什么的产品,放到专营可以“预测未来”的产品的市场上买卖。有许多企业机构急切地要在“未来产品”上赌上一把,希望占得先机,这样就让这个市场上的资本家大发横财。

作者因此认为,监视本身可以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放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框架中进行分析。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不同,收集私人数据的资本家,并不将个人视为顾客,因此不存在生产商与顾客之间的良性互动。作者认为这违背了平等互利原则,必须进行校正。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如何反抗?行为预测的强悍之处,不仅仅在于能够预测,而且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改变行为,这是监视资本主义的最终追求,也就是作者笔下的“监控力”(instrumentarian power)概念。而影响个体行为的操作很容易就会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公共空间,近几年来在欧美国家已出现不少令人担忧的例子,比如通过分析个人政治倾向,投放强化个人偏见的广告以争取选票等。《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丰富,论证严谨,并且提供了许多可以用于分析讨论的概念和工具。你不一定认同作者的分析结论,但这绝对是一部催人深思的作品。

《杀死真相》

《杀死真相》(To Kill the Truth)是我这次书单中唯一的小说,萨姆·伯恩其实是《卫报》记者和专栏作家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eedland)写小说时采用的笔名。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国的时事政治记者中,有不少人喜欢业余写小说,绝大部分都是悬疑小说,不过一般也就写一两本玩玩。但是萨姆·伯恩的小说已经写成了一个系列,《杀死真相》是第六本,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杀死真相》的故事发生在不远的将来。小说以一名历史学家神秘被杀开始,接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相继被毁,失去各种珍贵资料。书中女主角、原美国特工玛吉·科斯特洛(Maggie Costello)受人之托对此开展调查,发现一起重大政治阴谋,她的追凶行动一直追到白宫。

我曾在2019年爱丁堡图书节上参加过弗里德兰德的讲座,他当时朗读了书中一段,即其中一个角色、美国总统的高级幕僚教训女主角的狂言:“你们以为真相是强大的,其实只要一个政客敢站出来,一直毫无顾忌地满口谎言,你就会发现真相其实很脆弱,可以被谎言一棍打死。”想到近几年发生的事,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在谈到为什么写小说时,伯恩表示作为一名记者,他可以观察现实和表述观点,但是对现实的担忧,对“世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想象,只有在虚构的世界中才能畅快地表现出来。这部《杀死真相》就是他对“后真相时代”进行思考和想象的产物,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果“真相”,即是可以验证的事实,也不复存在,或者无人关心是真是假,个人信念和社会的共识又该植根何处?

政治记者写小说,大概都有类似的动机。有些人可能会嫌这样的小说啰嗦,因为作者有太多话想说,但有时候真的需要通过虚构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

旅英华人,曾是科学工作者,现在的工作主要在媒体和网络,曾任《卫报》Guardian编辑,现为独立撰稿人,《经济观察网》特约记者,英国华人社区英华园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