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中华大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为了免遭病毒传染，我自疫情爆发以来就很少出门。对于像我这样搞研究的人，一时足不出户并不会对工作造成多大的影响，但疫情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

今天，我读到一个段子：一位企业家打算让企业开工。朋友劝他说，现在“新冠”疫情正闹得厉害，开工就要接触很多员工，万一被哪个携带病毒的员工传染了会很危险。这位企业家回复说，“怕什么？‘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只有2%。但如果不开工，企业没收入，债主追上门，我的死亡率可能就是100%了！”这个段子里蕴含着深深的苦涩。

在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据估计，仅旅游、餐饮、电影这几个产业的损失加在一起，就可能超过了一万亿元。而这一切似乎还只是开始，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新冠”的破坏力才逐渐显露出来。

那么，“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政策来加以应对，以最大可能减少“新冠”的损失呢？

“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可能超过SARS

说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人会习惯性地将它和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较。十七年前，也是春节前后，也是不知名的疫情汹汹袭来。那一年，中国人民没有在可怕的病毒面前屈服，不仅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还在疫后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让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创出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高。据此，一些分析机构根据SARS前后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得出了结论，认为“新冠”的冲击至多会在短期，而其长期的影响则会很小。

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无论是“新冠”疫情本身，还是中国经济现在的环境，都和十七年前的SARS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可能让“新冠”的影响远远大于SARS。

（1）抗击“新冠”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在疫情初期时，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场疫情的破坏力会弱于SARS，理由是它的死亡率在2%左右，而SARS的死亡率则有9.6%。但后来的疫情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虽然与SARS相比，“新冠”的死亡率相对比较低，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救治。而事实上，由于“新冠”的传染性远高于SARS，所以它很可能会在局部地区造成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从而让死亡率急速攀升。

在SARS疫情的前期，我国并没有出台像今天这么严格的防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四个月后，SARS感染人数才破千。相比之下，即使进行封城、封路这样的严格防控，“新冠”仍然在不到一个月内使得数万人感染。传染病学上用“基本传染数”R0，也就是一个被感染者在不受控的情况下能够传染的人数来刻画病毒的感染力。我曾用武汉疫情初期的数据计算了这个值，结果是3.13，而很多研究论文表明，实际值可能还要高于这个值。对比之下，文献中记录的SARS的R0只有2左右。由此可见，“新冠”一旦扩散，就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疫情。这种情况一出现，医疗资源就会出现严重挤兑，大量受感染的人员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治，“新冠”的死亡率也会由此大幅升高。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彭志勇团队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一篇论文中，统计了该院138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状况，死亡率为4.3%。到目前为止，“新冠”仅在武汉一地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与SARS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汉的医疗资源是在中国居于前列的，这样尚且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如果疫情爆发在其他更小的城市，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针对“新冠”的以上特征，对其的防控只能是严防死守，发现一例掐灭一例，否则它就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引发巨大灾难。然而，由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时期很长（注：根据钟南山团队的最新论文，最长的一例达到了24天，中位数为4天），潜伏期仍有传染性，且传播渠道也不明确。因此，要取得抗击“新冠”的最终胜利，很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拐点”什么时候到，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也用模型进行了一些推算，结果显示，感染人数达到峰值可能要在三月中旬，而整个疫情结束则要到四月。我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研究，结果有些差异，但平均的预测值差不多。如果我们相信这种推算，那么整个疫情事件总共持续的时间会达到四个月。这看似比SARS短，但在SARS初期，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很少，真正采取较严格措施的时间段只在四月底到六月初这一个多月之间。照此计算，“新冠”疫情的实际影响时间可能要高出SARS一倍。

（2）当前的经济环境要比SARS期间更为严峻

与2003年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形势有可能会让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变得更为不利。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与SARS期间有了很大不同。2003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阶段，面对灾疫的抗击打能力较好。而如今的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了新常态。面临“三期叠加”的形势，增长压力本来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抗击打能力会有所减弱。

其次，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和SARS期间有了很大变化。2003年时，第三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只有39%，而在2019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53.9%。本次疫情，第三产业受到的影响是首当其冲，即使其下降幅度只和SARS相当，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SARS期间，疫情的峰口事实上仅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而且波及范围相对较少。考虑到这点，由第三产业造成的增长压力将会远远高于SARS。

再次，今天我国所处的贸易环境远比2003年时复杂。2003年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显著，因此尽管受到SARS疫情的影响，出口受到的影响并不大。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已经大幅减弱，而贸易保护主义又在各国甚嚣尘上，在正常情况下出口形势尚且不容乐观，疫情的到来更会使之雪上加霜。如果国内的企业因疫情原因迟迟不开工，长时间无法接受、交付国外的订单，很多国家则可能会直接放弃与中国的贸易，转而加速制造业回流，或者与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贸易。如果这种局面出现，那么其影响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最后，与2003年相比，很多政策工具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SARS疫情之后，我国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房地产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对此予以了各种政策倾斜。这在房产价格相对较低的2003年，确实不失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然而，在如今房地产价格已经居高不下的今天，是否还能靠房地产来拉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这似乎还是一个疑问。

综合对疫情持续时间和经济整体形势的判断，个人认为，“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中期负面影响很大概率会超过SARS。

复工：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呢？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组织企业恢复生产。

在本文开头的那个段子里，那位企业家说，如果不开工，自己就会死。这个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如果说只要不开工，他的企业就要死，那这个说法就几乎是正确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对995家企业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开工的状况下，受访的企业中的34%只能维持1个月，33.1%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由此可见，恢复生产对于企业来讲，可谓生死攸关。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如果停工时间过久，还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的转移，从而造成出口需求永久性消失等后果。

那么，现在企业的实际开工状况如何呢？坦白说，很不乐观。很多地区都规定将法定复工时间安排在了2月10日之后，复工时间已经比往年晚了一周多。然而，从现在的形势看，照此时间复工的企业却很少。在一些地方，复工率甚至连一成都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企业角度看，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不”——“不让”、“不敢”和“不能”。

所谓“不让”，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要求企业继续延迟复工时间。例如，很多地区已经要求本地企业将复工时间延迟到17日，甚至24日之后，如企业私自开工，则会受到惩处。

所谓“不敢”，指的是某些地方虽然允许企业开工，但一旦在企业发现病例，就要企业立即停工、隔离全部员工，并且承担全部费用。在这样的责任安排之下，很多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干脆不开工。

所谓“不能”，指的是企业达不到开工条件，不能开工。企业要正常开工，必须有员工、有原材料，有畅通的物流。但因为疫情，以上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为了控制疫情，各地都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防控，很多地区甚至干脆“一刀切“地排斥外地人，这给企业的招工、用工造成了很大困难。更为麻烦的是，一些地方为了控制人的流动，甚至把交通物流一下子卡死了，这导致企业的原材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即使有人也开不了工。

针对以上问题，地方政府必须设法破除“三不”，组织企业迅速复工。否则，其他的扶持政策将毫无作用。具体来说，应当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应当根据企业的特性和员工构成，允许符合开工条件的企业迅速开工。重点行业、解决就业多的行业要加速放行，不能以防疫为借口一刀切。

其次，应当在审核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开工保险”，保证如果在做好相关监控工作的情况下，再发现工人中有感染病人，则由政府负担相应的隔离、治疗费用。

再次，应当积极打通物流、放行“人流”，为企业开工奠定足够的条件。各级政府应当明文禁止以防控疫情为由的禁止外地人员进入、禁止外地货物进入的做法。对人的管控，应当根据其流动状况、接触史、健康表现等分级管理，对感染可能较少的人，应当允许其在接受监控的基础上参与就业。对于物流，则应该完全放行。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来缓解企业困难，切实减少企业的压力。现在，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其中的很多政策对于缓解企业困境的作用却很少。举例来说，一些地方要求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以缓解企业的经济困难。这个政策看起来很好，但银行出于自身利润和风险的考虑，只会给那些能够提供抵押、现金流较好的企业提供贷款，而那些资金最困难、最需要资金的企业却得不到贷款。因此，这并不能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相比之下，如果政府采用减免税收、社保金等的措施，则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降低成本。尤其是那些吸收就业较多的企业，可以从中受益巨大。

改革：为经济注入长期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组织复工、提供扶持只能保证广大企业在短期内存活，保证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这些政策只能救经济一时，想要抵消疫情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政府还必须出台进一步的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看，疫情只是引发广大企业生存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在其背后，很多问题其实早已存在。现在，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主体。长期以来，广大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靠低成本、高产量来竞争的，从单位产品中获取的利润很少。这就决定了大批企业必须保持较大的员工规模才能实现正常生产。这种低利润水平，导致企业的现金保有量很低，因此就很难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来抗击风险，甚至很少有足够的抵押来获得贷款。而那些高利润行业呢？通常都是国有垄断的。尽管法律上也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但事实上由于“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的存在，民营企业却很难进入。近年来，人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大幅度攀升，使得广大民营企业压力巨大，而疫情的出现，则成为了可能压垮这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针对以上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激活民营企业，抵消疫情影响，最终还要靠推进改革，切实打破加在民营企业头上的歧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在大疫之后保持足够的活力。

记得在SARS之后，英国的《经济学家》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SARS的评论文章。文章引述了一位经济学者的话说，疫情对GDP的影响实在是难以预测，在政策的刺激之下，一场重大疫情最终甚至可以造成GDP的大幅增长。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是想要抵消疫情的影响，保持GDP的稳定，那问题很简单，让政府重新出台大规模基建就可以了。但这样得来的GDP的成本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它可能会在经济中造成巨大的错配，最终造成的浪费和损失甚至会比疫情更大。我希望，在疫情之后，政府能够更多地依靠改革、依靠焕发经济的内在动力来抵消疫情，而不再是依靠那些更为简单粗暴的方法。毕竟，GDP只是一个虚幻的数字，而经济却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