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情境:经典、现实和路径

李佩珊2020-02-24 16:09

(图片来源:壹图网)

李佩珊 冯周/文

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前身,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

经济(Economy)本是“管理家庭经济”之学,源自古希腊城邦学说。直到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之名,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计扩展到国家层面。其后“政治经济学”普遍为古典学者所接受和青睐,大卫·李嘉图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和穆勒都著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作《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这正是经济学兴起的基石。近百年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创“经济学”一词,“经济学”方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某些层面来说,“政治经济学”天生就有着 “经典”的基因。中国和政治经济学的渊源是深长的。“不那么严肃地说,政治经济是中国的传统”,“略开玩笑来看,我的写作是在沿袭传统。”在采访中,学者黄琪轩这样说道。起因是,2013年举行的一次比较经济学国际会议,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学者都被邀请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学者彼得·埃文斯 (PeterB.Evans)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所说的政治经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吗?”埃文斯得到的回答是,大部分可以这么理解。

黄琪轩在2018年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一书,在其中讨论了一部分以“阶级”为中心的“传统”,也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哈耶克、诺斯等以“个体”“国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多个面向,帮助大众重新了解政治经济学、扩宽认知。他试图通过融通经典的视角,来解答“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扩大”“政府是否应该强制收取养老金”等现实议题 。

对于目前举国关心的疫情,在此次访谈中,黄琪轩也从政治经济学经典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书评》

答=黄琪轩

理论照进现实

问:可以先简明扼要地讲讲,这本书中所指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吗?

答:简单说,从英文看,PoliticalE-conomy就是“政治”加上“经济”,翻译成中文,可以是“政治经济分析”。我的《政治经济学通识》一书中,PoliticalE-conomy主要关注政治怎么影响经济,以及经济怎么影响政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

具体来看,“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群体的学者。

第一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权力来支配工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有一直沿用“政治经济”一词的传统。

第二个群体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像奥尔森研究集体行动,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投票等。

第三个群体大部分是政治学者。这些学者,有的自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有的自称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他们试图不断展示,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治过程,从探讨主导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或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地研究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例如投资、贸易等这些经济变量怎么影响选举、内战等现象。

我是第三类群体中的一员,将“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经济如何影响经济”结合起来,作为通识也关照了第一类和第二类路径。

问:政治经济学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政治如何影响经济”,一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就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言,两个面向之间的侧重与否,是否会有比较明显的摇摆?

答:你说的“摇摆”,其实更恰当地来说,是“竞争”。研究的侧重与选择,背后是不同学科的竞争。每个学科都有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倾向。例如,政治学强调权力,重视权力。经济学更强调市场,更关注横向的、自愿的交换。不同学科都试图用自己的惯用工具、方法和议题,去切入到其他学科研究的盲区,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所以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有政治学的“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学的“帝国主义”。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重视市场的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议题。他们把政治现象,例如投票等都放到经济的范畴来研究,政治家出售政策,选票就像货币,选民就成了政治市场的消费者。

与之相对,也存在“政治学帝国主义”。“PoliticalEconomy”从20世纪初期时开始分家,一部分到政治学,一部分到经济学。但是政治学这一脉偃旗息鼓,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强调权力的政治学家们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比如贸易、货币、金融、投资,认为这些经济现象仅仅靠经济学家来提供解释会留下很多盲区,并自称为国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者,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目前美国大部分的政治系的教师里,有不少学者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在不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占到政治学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多。

问:结合现实议题阐述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是您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跨越现实和过去之间巨大鸿沟无疑是艰难的。您在强调“走进”经典外,又强调“走出”经典,是为什么?

答:唯有两者结合,才可以在具体情景下正确地和经典沟通。

“走进”经典的意义在于,通过阅读经典可以寻找到重要的、不断重复的机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拉格朗日说过一句话,“牛顿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自然科学的重大规律和机制就这么多,只能发现一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学界最具有学术声望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相当多的论文,不过就是不断地重复斯密《国富论》里的几句话,比如“人的自利之心促进经济繁荣”“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只不过,有些是比较枯燥的重复,有些是有创意的重复而已。

“走出”经典其实比“走进”更重要。学习经典的时候,很容易把经典当作教条,乃至是匍匐在经典脚下。这是有问题的。所有的经典流传下来是因为“片面的深刻”,“深刻”才更能广为流传,留存下来。一旦把这样的思想和视角当作教条,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一些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把斯密的自由市场作为万能药方,却因之瓦解了国家建构的进程。然而,波兰尼言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靠持续的、长期的、激烈的国家干预实现的。”这导致这些国家对内无法保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对外无力应对国际的任何冲击。斯密强调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政策试验场已经较好完成了。所以,走进和走出,是并行不悖的。每个重要的机制能否发挥作用,都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境。

危机、个体和全球化

问:介绍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弗里德曼时,您通过分析2004年美国飓风后物价上涨和政府管制,来介绍他关于两次旧金山大地震后政府是否应该就住房短缺而管制租金的研究。最近口罩和防护用品面临短缺,经济学家对于价格管制、涨价罚款这样的应对短缺、抢购的手段,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建议和教训是怎样的?

答:弗里德曼的著作非常重要,不过期望一个视角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毕竟“甘蔗没有两头甜”。弗里德曼的思想确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也不能不提到,他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在现在的美国引发了从医疗乃至教育等各领域的问题,包括巨大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降低,导致了所谓“美国梦”的褪色。美国的“80后”中,收入能超过父母的只有50%。

固执地抓住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制造问题。

如何解决口罩短缺的问题,也难摆脱“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困境。因为口罩、住房这样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两种简单的分配方式,不是靠权力,就是靠市场。面对现在的疫情,分配口罩等稀缺资源,无论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还是靠政府控制来配置,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问题”。千万不要希望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使目前可能好处为主,10年之后坏处也会越积累越多。

弗里德曼有关住房的例子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摆脱“一刀切”的方案很重要。主流学者或许都觉得要用一个方案,比如说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会认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没有价格支付能力的人没办法获取到生存资源,变成了所谓“有产者的游戏”。比如,美国流感死亡率如此之高,和医疗价格太贵是有关系的。

可资源都靠政府供给、管控,药店可能就没货了,像我之前也没有买到口罩。于是现实生活常常是理论视角的折中,采取的是混合方案。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在价格机制下,用20块钱高价买到了口罩;同时也在领政府的配给,两块多钱买了5个口罩。混合方案既让政府在调控,也让市场在发挥作用,不同时期也可以有所权衡。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完全按纯粹的、一个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想化的学理来制定方案,其实是不现实的。

问:“国家”是这本书中的重要视角,是您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关键词。

答:国家当然是很重要的视角,但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个体、阶级、国家、制度四个视角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从来不会自己说话,看待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视角会提供迥异的事实。

举例来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大飓风时,路易斯安那州受灾严重,生死存亡之际向当时正在度假的总统小布什求救,小布什却继续逍遥,所以那场飓风救灾不力是肯定的。但从理性个体视角来看,小布什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不会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民主党的州;从阶级视角来看,美国政府是有产者的“中央委员会”,不关心穷人死活,只有当奥尔良的穷人暴动了才值得出动军队,因为要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从国家视角来看,美国国家对外能力强,自然救济这样的对内能力就弱;从依附前三者的制度视角来看,美国联邦制政府就会比单一制国家更难迅速应对重大灾难。

问:从您的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这一视角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目前以及将来会如何?

答:这仍是一个从什么视角来看的问题。从自由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

自由主义者看到的“全球化”就是理性的、个人的全球分工,形成了跨国的价值链、生产链,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家的角色在淡化。可是换一个视角,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形成的全球剥削体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过度劳动,将大量剩余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

我比较倾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政策领域到处都能看到民族国家投射的影子。国家的消亡只是幻想,在旧的体系下是强的消灭弱的,而在新的体系下是快的吃掉慢的,全球竞争越激烈,国家作用会日益凸显。所以“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角色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这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层面也一样。只是,经济学家的最优货币区,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最优货币区。

被牵引的技术:李约瑟难题、激励机制和竞争创新

问:对于李约瑟难题,您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给出回答是,之所以近代中国会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严峻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国际竞争。能解释一下吗?

答:李约瑟难题问的是,古代中国的技术辉煌为何没有延续到近现代?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和产业革命?我的回答是因为技术进步也符合“生于忧患”的道理。古代中国的生存比西方安逸太多,南面、北面、西面分别是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和高山,缺少西方遭遇过的持续的、长期的、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国竞争。

西方历史上历次重大的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发生在最激烈的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突破技术的瓶颈。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两宋期间,国家遭遇强大外患,反而导致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都主要出现在这两个时期。这是因为在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竞争显著加剧,大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在发展实力上是不计较成本的,大规模地资助和采购技术,即便是“乱枪打鸟”,可突破技术瓶颈的概率能显著增大。因此,大国的政治在引领着世界技术进步的周期,政治作为主人会牵扯着作为仆人的技术走。

当前中美竞争加剧,酝酿着新一轮的技术周期。如果我前期的研究有解释力,未来世界技术的高点或者所谓的技术革命,最有可能在中美两国率先发端,然后再外溢到其他国家。突破性的技术会是这两个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

当然,赢得技术不一定赢得竞争。

问:最近,有一些关于科学家抢发论文是否会牺牲社会知情利益的讨论,这是否和原本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关?该如何改善协调?

答:确实有关。“无利不起早”,制度提供利益,调动更多的积极性。无论争先发表论文也好、注册专利也好,都是基于常规的制度激励。

只是大部分制度是应对常规情况的,一旦出现“极端状况”,不少制度可能就不适用了,这本来就不是大部分制度设计能关照到的。我们需要接受,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在极端时期的突发问题。这是奢望。

那在极端时期该怎么办?或许可以进行短期的政策调节来纠偏,补充长期运行的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

问:之前有媒体报道称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属于短期的政策调节吗?

答:对。极端时期通过政府发文来纠偏,未尝不是一种尝试。一般制度确实是很难服务于这么具体的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在这几个月中,为具体问题建章立制,一来创立成本很高,二来运行效率也相对较低。

短期的政策调节其实也是制度的一种,只是不是比较成规则、成体系的,是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解决长期制度不能关照到的问题。一种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

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后,实验经济学这一创新方法开始被大众所了解。您之前的一篇文章,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实验方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前景。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或者会有哪些有价值的新动向和新路径呢?

答:学术走向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之前实验经济学根本不入主流经济学的法眼,在学界八卦里,早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米勒根本不和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打招呼。米勒料不到的是,后者在2017年也得奖了,并且实验经济学开始掀起潮流。

吸取米勒的教训,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在于竞争和尝试。

研究政治经济的方法,简单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演绎,比如将博弈论这样的思维游戏运用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后三类都是归纳:其一是实验方法,现在已经在大量研究中采用了,可以划分成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包括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以前的方法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还有两类都是观察法,比如案例和统计案例,分别是小样本和大样本的观察。除了这四类,还有一些我没有涵盖到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我们都得尊重差异和多样性,不断去尝试。再老的议题、再老的方法不断挖掘也会有新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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