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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力行/文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思想史上两名巨擘，也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当代有不少学者将两人相提并论，并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比较性研究，比如，著名的犹太裔学者卡尔·洛维特。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洛维特久负盛名的专著《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早在中文版发布以前，这部作品就已被国内众多学者知晓，因为西方学界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著名的《英国社会学杂志》就曾对该书评论道，“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的英译本我们整整等了半个世纪”。原书出版于1932年，算是将两位思想家并行叙述的早期尝试。

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韦伯出生于1864年，于1920年去世。虽然就各自生活而言，两者并无交集，并在时空中相互错开，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他们都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期，且研究主题都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19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于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总体性描述，它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肇始于欧洲，后扩散至全球。

在这里，资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厂房、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能够发挥生产功能的要素，又称“生产资料”（meansofproduction）。之所以用资本一词冠名16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性变化：第一 ，资本类型多样化，其中，土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第二，资本积累进入指数式上升通道，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一百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和韦伯观察到了“同一个现象”，即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

当然，对于这种不自由状态的描述或解释，马克思和韦伯的路径并不一致，前者的解释话语是“异化”，后者的解释话语则是“理性化”。洛维特的工作就是对两种话语的重构和比较。为了能够比较两位思想家并使他们之间形成对话，洛维特将他们共置于同一问题意识之下，即指出两人都旨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如果能，如何得到解放？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得到解放？本文将以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为例，借此机会谈一下如何展开思想史的比较性研究。

一

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解释自由的丧失。根据洛维特的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谈论了异化这一概念。从经济学层面看，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与商品的关系上。商品被制造出来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使用目的”。比如，一只碗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盛饭的需要，一双鞋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保护脚。但是，当生产者意识到把碗卖出去可以换回更多资本时，他们就有意愿把生产的目的重新确立为资本的增长而非使用功能的满足上。就实践层面而言，以绩效为导向要比以用户为导向更容易操作，因为它更清晰、更简洁。但是，清晰和简洁的另一面是简单与粗暴，它容易忽视商品使用者的个体差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造成了生产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之间的严重偏离——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现象。

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即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扩大偏离行为的发生范围，以至于当这种偏离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由于资本的分配并不平均，资本获利也不平均分配，久而久之，就分化出了两拨人，前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扩大生产的人，后者是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且只能从事廉价劳动的人。就劳动分工而言，前者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是组织者角色，而后者扮演的则是劳动者角色。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资本私有制，所以这种分化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背书。但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从结果上来看，资本私有制只保护小部分有能力获取资本的人，那么就可以假定，国家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

当政治的异化最终反馈至广大普通个体身上时，就显现为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从一种鲜活灵动的状态变成木讷呆滞的状态，像机器那样，只能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操作。马克思将这视为一种自由丧失的表现。马克思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人能够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已有的政治框架是以私有资本制为基础的国家，它必然允许、纵容甚至维护个体的异化。洛维特指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但韦伯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路径。原因有二：第一，人的异化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微观落实，而是资本主义内在趋势深化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理性化”；第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国家也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理性”。

如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也是一个蕴含多层含义的概念。根据洛维特对韦伯的阐释，理性化是指理性作为一种行事标准的泛化。比如，从“赚钱养家”到“为了赚钱而赚钱”。人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为了生存去赚钱是合乎理性的。不过，赚钱并不总是涉及生存，尤其是当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但即便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的赚钱行为也不会就此消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在韦伯看来，行为和目的分离之后，非理性的习惯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唯一原因，此时，行动者的行动将不再出于自主性的要求，而仅仅只是理性扩大化的后果——这就是韦伯从微观层面观测到的理性化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观测到的异化现象。

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从内部视角看，是习惯的养成；从外部视角看，则是某种秩序的执行。但是，秩序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它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支撑，比如官僚化。韦伯把机构的大量诞生视作维持秩序的外部环境，这些机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政府机构。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他们仅根据专业化原则从事专项业务，所以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且保持高效。但这些机构的发展势态和个人发展势态非常相似，最初建立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目的，但是当原初目的消失或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时，机构会因为惯性而延续自己的过往行为。韦伯把这种现象视为宏观层面的理性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所以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特别强势。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机构时，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服从机构为他安排的工作，换言之，接受“丧失自由”这一命运。

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未来要悲观得多。他虽然认为目标和行为的脱离充满着荒诞，使人活在了机构的牢笼里，但他认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性化趋势符合历史的发展原则。在他看来，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能期待英雄式的个人，唯有那些少部分不愿屈服于任何机构的个体，才有机会跳出整个时代，从而实现自由。

二

洛维特分别以“异化”和“理性化”两个术语为原点，展开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是如何导致个人自由丧失”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开创性角度而言，洛维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叙事核心。但从其本人的阐释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洛维特的研究文本有三个缺陷：

第一，洛维特并不懂如何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尽管他知道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花了大量笔墨去比较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阐释，但他的成果仅限于此。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的阐释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以下这类困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第二，洛维特的文本晦涩，且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异化”和“理性化”都是抽象语词，但抽象语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于现实经验的简约性描述，这意味着，要理解抽象语词必须以还原论为基础，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其还原至能够被日常经验所涵盖的表述，但洛维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彻底。第三，由于眼光的局限，洛维特对两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即资本主义——并不了解，这妨碍了他从本体论层面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图景。

洛维特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广大思想史家广泛采用，即将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在两者的思想之间建立点对点的对照关系，然后进行平行叙事。但问题在于，纯粹的点对点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并不增加读者的知识量，除非比较能被置入一个更大的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之中。比如在中学生物课上，老师将四个带有不同位置小孔的黑色小盒罩住四个种在花盆中的幼苗，并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培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将黑色小盒拿走，向学生指出幼苗分别往不一样的方向生长，但这些方向都指向了原有黑盒的小孔处。通过比较四个案例，老师得出“植物往有光的方向生长”这一事实。在这个实验中，老师对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是手段，揭示光源和植物生长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目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比较来揭示因果关系是学者的一种共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马克思和韦伯都关心“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丧失”，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必要把他们的说辞当回事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也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值得特别关注呢？难道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状态相比于以前的不自由状态，更特殊、更极端？马克思和韦伯认为确实如此，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自由”是一个评价性形容词而非名词。评价性形容词来自个人的内在感受，而非一种可以通过外部观测而获取的普遍性经验。所以与其说“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的本体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思想家心理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从思想史角度谈论马克思和韦伯，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他们眼里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应该将分析聚焦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异上，通过比较他们的认识论差异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不一样的理论。

由于没有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比较，洛维特笔下的马克思和韦伯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讲述两段结尾一致的故事而已。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而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经验。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把18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推动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动力——机器的大面积使用——是从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变得显著。今天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列为英国，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将机械生产投入实践的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跟随其后的国家称为后发国家。严格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后发国家。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叙事，是因为马克思的叙事来自他的英国经验，是一种先发国家的经验，而韦伯的叙事来自他的德国经验（或者说，普鲁士经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经验。

三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连续性的跨区域活动，其原发地是英国，后来沿着大航海时代所开辟出来的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各地。对于英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发性现象，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内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克拉克在描述英国社会的变迁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漫长的十八世纪”一词来概括。同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映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指标。之所以两极分化在英国尤其显著，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能量特别大，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将所有可及之处的人口纳入它的生产体系。相比而言，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拿工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板有更高的利益回报就有更多的分成。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还没有出现福利体系，劳动者不能通过国家而声张自己的利益，只能以任劳任怨的方式承受“异化”。

与英国视角不同，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资本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对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需要努力学习、模仿乃至嫁接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习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经验，是因为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先发国家兴起之后给其带来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地位——众所周知，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自己民族的完整性，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整合权力资源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因为权力的落实需要以人为中介，所以当国家需要动用权力去干预社会时，就需要想尽办法将更多的人纳入权力系统，组建各种类型的政府部门——韦伯从外部视角看，将这种转型现象描述为官僚化。

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生产体系通常相辅相成，为了使得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土地上能够顺利嫁接工业体系，后发国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结构，营造起一片能发展工业的土壤。所谓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用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将原来经历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打破。因为社会关系是情感的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撕裂原有的情感纽带，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适感。韦伯的“理性化”其实描述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最终蔓延至普鲁士之后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反抗国家的意志，他们被迫参与国家的转型，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理性化”的命运。

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叙述能够上升为普遍经验吗？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能够用来描述英国资本主义吗？或者，马克思的“异化”能够用来描述德国资本主义吗？

答案是：都不能。英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过程。与德国人的经验不同，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某一代英国人来说，“理性化”的转型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内生性产物。对于人类说，太过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不会有体会的。事实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手同时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像德国人那样搞内部整合。同理，异化也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德国经验，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世界级的军事霸权以及拥有世界范围的市场，他们的精英阶层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商业资源，所以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并不像英国那样的显著。

四

马克思和韦伯都对资本主义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要历史走上另一个阶段，未来就会一路向好，但韦伯却相信未来会一直“沉沦下去”。虽然两者的经验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两者都把社会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这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观点，又比如，在分析社会时，都有一个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都认为目的和手段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价值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但是，社会不是机械系统，历史也不是单一线性的，当我们调整时间尺度，就会发现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显现出不一样的态势。

马克思和韦伯的经验都是二战前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二战之后，随着福利体系的诞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生。当然，今天的人也需要警惕将战后经验泛化，误以为福利体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面临竭泽而渔的问题。就这点而言，无论异化还是理性化，都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只要促成这些趋势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历史就会显露出新的走向，但反过来说，一旦相关条件满足，历史又会卷土重来。

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做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先验的错误假定，即认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真理或者伟大的理论。事实上，所有学者都在拿着自己的片面经验说事，并把这些片面经验当作叙事的起点，没有人可以穷尽经验。思想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能组织起逻辑严密的话语使人信服，有些人则不能，一旦我们把他们的认识论揭晓，就能发现他们其实都“自带私货”，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即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偏见、狭隘视角、局限经验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