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李宗光:走出未知领域,需全面、辩证评价“四万亿”

李宗光2020-04-08 17:06

李宗光/文 年初以来,疫情迅速暴发,蔓延至全球,形成了百年难遇的全球大流行,经济活动因隔离而“冻结”。我国1-2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降,多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再次正在进入未知领域,形势严峻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呼吁决策层采取果断行动,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和大规模失业;但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因完全否定“四万亿”,视宽松为走老路,自缚手脚,放任经济跌落悬崖。值此破立时刻,笔者认为,全面、理性评价“四万亿” 功过,破除偏见、禁区和枷锁,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对于走出未知领域,至关重要。

四万亿”刺激是身处未知领域的勇敢决策

目前各方公认的看法是,2008年金融危机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期间,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最高约950万人失去就业岗位。金融危机也对我国造成了严重冲击,月度出口同比增 速从 2008 年 3 月份的 30.4%,骤降至 2009 年 5 月份的-26.5%,降幅高达 56.9 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等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大幅下降,众多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图 1)。中央审时度势果断推出一系列被称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局面。

图1

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四万亿”政策出台细节, “我记得在 6 月底,我陪总理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这次视察前,不断有简报和信息反映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出口出不去,导致出口型企业停产、关门、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在现场的小型座谈会上,总理就问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出现了什么问题?”老总是一个“老纺织”,他说,“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总理说,“当然讲真话,怎么能讲假话。”老总就说, 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改革开放 三十年形势大好,你怎么说最困难。这位“老纺织”详细讲了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出不去,纺织占了中国当时出口量的接近三分之一,这是 纺织行业的状况。他说,“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2008年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百年罕见。2009 年一季度,实际 GDP 从危机前15%的高点,迅速下降至6.4%。CPI和 PPI均降至负值区间,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形势异常严重。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调查,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 2000 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当时全社会信心严重受损, 预期普遍悲观。身处未知领域和崩溃边缘,刺激和宽松是唯一合理当方向,力度也必须超越传统和常规。决策者们展现出了勇气和担当,迅速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避免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崩盘。

四万亿”大幅加速中国追赶进程

果断有力的刺激方案使我国率先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在后危机复苏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追赶进程大幅加速。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货币和财政当局均推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方案,包括大幅降息、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等。从投入规模看,中国财政刺激规模最大,但货币政策力度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规模并没有特别“出格”(图 2)。但由于我国政策执行效果较强,经济率先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后危机时代,相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异常突出。以中国 GDP 占美国 GDP 比例为例,2000-2007年,这一比例每年平均提高 1.7 个百分点; 2008-2013 年,年均提高幅度迅速提高至 5.4 个百点,速度提高了两倍(图 3)。 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例,从 2007 年底的 24.6%,大幅提升至 57%,追赶进程提 前了 5-8 年。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更弱,迅速被中国甩到后面。中国 2009 年GDP 超过日本,到 2014 年已经达到日本的 2 倍。

图2

“四万亿”计划对于全球经济迅速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奠定了我国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展现领导力和担当,通力合作,为全球经济迅速走出危机发挥了“稳定之锚”作用。美国积极推出近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大幅降息、量化宽松,通过一系列货币流动性便利,向全球提供美元,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则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向全球提供需求,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2013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者之和(图 4)。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现的领导力和贡献要显著大于美国。凭借迅速增强的实力和危机中巨大贡献,中国在后危机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上升,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成为和美国可媲美的“核心国家”。

图3

应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四万亿“度”问题

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度”的问题至关重要,政策执行应避免“搞运动”。

“四万亿”刺激计划确实存在用力过猛问题,由此衍生出房价暴涨、地方政府债务暴增、影子银行膨胀、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部分至今仍在困扰我国经济。

一个政策,即便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度”没有把握好,也会产生问题。我国行政动员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把握不好,就会出现过“度”的问题。2008年危机期间,中央推出的刺激方案,无论是和国际比,还是和当时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相比,都是合适的。与其他经济体为刺激效果“不足”而苦恼相比,由于中国自身体制机制特色,出现了刺激力度“过度”等问题。当稳增长成为压倒一切任务时,整个行政系统动员起来,“层层加码“,最后落地的刺激规模远超政策初衷。避免类似等“用力过猛”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另一方面,要相信专业,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对“无形之手”保持更多尊重。

不应因为“度”的问题,完全否定“四万亿”的正面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看问题要抓主流、主要矛盾。2008 年金融危机百年难遇,当时经济下滑的幅度、速度,在三十几年改革开放历史上从未出现。身处未知领域,确实存在经验不足、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当时情景下,囿于传统框架,刺激力度过小、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刺激力度过大的风险。在重大时刻,展现的担当和作为以及方向上的正确把握,是主流、关键;而“度”的把握不当,只是支流、次要矛盾。我们既应看到刺激力度过大产生的负面问题,不避讳、不推诿;也要避免以上帝视角,吹毛求疵,甚至以偏概全,因噎废食。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完全否定四万亿、将其简单地打上“走老路”标签,违反了实事求是精神。如果我们求全责备,苛求完全不能出错,那么当再次来到未知领域时,决策者就会投鼠忌器、行动迟缓,从“反应过度”的一个极端走向“反应不足”的另一个极端。

另一方面,应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四万亿衍生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严重,但考虑到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大部分仍属于周期性,完全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消化掉。比如产能过剩问题。2009 年前后,我国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出现一时的产能过剩,但大多数行业远未达到绝对过剩水平,完全有潜力消化掉这些过剩产能。以汽车行业为例, 2009 年和 2010 年我国汽车销量分别增长了43.8%和34.9%,显著高于危机前增速,2010 年销量达到 1800万辆。但当时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仅有67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至少十倍的潜在空间。2017 年,我国汽车销量接近2900万辆,远超四万亿刺激峰值水平。

宽松”不应成为“禁忌”,不宜将“宽松”和“改革”对立起来

实际上,宽松、紧缩只是逆周期宏观政策的一种手段或取向,政策倾向选择仅取决于经济周期走势和实际需要。经济衰退、通货紧缩时,宜采取宽松、放水措施;经济过热阶段,应采取紧缩和降温措施。在 2008 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 经济衰退情况下,宽松并无问题,力度超越常规也可以理解;当 2010 年后,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政策逐渐转向紧缩也是合理的。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给政策工具贴上“道德”标签,进行舆论绑架,从而偏离实事求是的初心。宽松并不庸俗,紧缩并不高尚。过度的紧缩,会使经济各主体预期悲观,经济增速螺旋式下降,陷入持久的通缩现象,整个经济机器的运转会产生极大问题。

当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宽松是一种目光短视的表现,会拖延改革,削弱改革意志;而紧缩是一种勇敢,是实现改革必须经历的短痛。这种将改革和宽松对立起来的观点,在道德上具有一定诱惑力,但违背了经济规律。适度的宽松和较高的经济增速,将为改革提供有利的环境,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降低改革的短期冲击;反之,过度的紧缩和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速,将压缩改革空间,使改革效果事倍功半,甚至被迫推迟。以去杠杆为例,中外无数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紧缩和持续衰退阶段,杠杆比率会持续上升;而在适度宽松和经济 扩张阶段,杠杆比率会稳定甚至下降(图 5)。因此,去杠杆需要一个宽松的政 策环境,确保杠杆有序下降。再比如,由于经济增速近年持续下滑,房地产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被不断放大,客观上使房地产税等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出时点被一再推迟。

图4

过去十余年来,少数经济学家完全否定“四万亿”,将“宽松”等打上“放水”、“印钞”、“洗劫百姓财富”甚至是“吸食毒品”等夸张标签,将改革与增长对立起来。持续的污名化,使决策层在进行政策决策时刻意与“宽松”保持距离,每一次采取宽松措施宣布后,立即强调“稳健”倾向。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过,“政策 在于98%的讲话和 2%的行动”。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引导预期,产生杠杆效应。行动方向与政策表态持续背离,大幅降低政策效果,浪费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对“四万亿”的完全否定,已经限制了政策空间,对宏观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当前,我们再次来到破立时刻。作为全球增长引擎,我国政策选择将攸关未来数十年中国和全球经济走势。应对的好,我们将会化危为机,在下一个十年再次脱颖而出,平稳渡过“修昔底德”陷阱,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笔者认为,既要认真总结“四万亿”政策经验教训,又要破除偏见、禁区和枷锁,无惧无畏、实事求是,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对于走出未知领域,至关重要。

(作者为华兴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文章系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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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光,现任华兴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先后供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和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从事全球宏观经济、权益策略及大类资产研究工作。拥有十几年多市场、多资产全球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研究经验,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有较深入研究,熟悉经济机器运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