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4月6日，一家医疗智库发布了“疫情期间医院运行状况问卷调查”结果，今年第一季度，95%的受访医院业务量、营收出现同比下滑。其中，84.8%的医院门诊量下滑20%以上，39.2%的医院已出现资金断流的情况，全部为二级公立医院。所有受访的社会办医机构均表示：资金流仅够支撑两个月。

疫情期间，医疗机构面临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在收入端，除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外，绝大部分医疗机构对门诊服务限制人流，甚至因医务人员集体感染而关闭门诊服务，许多患者也因担心感染而减少对住院服务的需求。在支出端，医疗机构需要购买医用口罩、眼罩、防护服等防护设备，改造发热门诊，增购呼吸机等救治设备，建设检测实验室等科研设施。深圳市一家定点收治医院负责人反映，救治设备的总投入大约3000万元，科研设备总投入大约2000万元。

四成受访医院资金断流？这给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敲响了警钟。如果任其恶化，可能导向两种后果：一种是医疗机构持续亏损，重演上世纪80至90年代倒闭、变卖现象，对城乡居民特别是偏远、贫穷地区居民的健康公平性带来负面影响；另一种是医务人员过度医疗、不当医疗等行为将盛行，重演上世纪90年代起的“以药养医”“以检养医”现象。

对于医疗机构的“财政危机”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国外，3月底，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了“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其中包括为医院和一线抗疫组织提供1000亿美元直接拨款。在国内，4月8日，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发布《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其中就包括：医疗机构承担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工作量和考核情况给予补偿。

上述经验的启示是，首先，基本医保、公共财政这两个医疗服务的最大支付方要迅速行动起来，缓解医疗机构现金流紧张的局面。对于医疗机构“财政危机”更为严重的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由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解决。中国接受财政拨款的公立医疗机构占比远高于美国，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力成本也远低于美国，再加上医保系统为医疗机构预付19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患者救治（截至3月19日数据，国家医保局）。因此，即便中国启动对医疗机构抗疫工作的财政专项补助，预计将低于美国的1000亿美元，不会给公共财政带来太大负担。

其次，各级主管部门要创新医疗监管模式，在保障医疗服务安全性、合理性的前提下，为医疗机构恢复日常诊疗收入消除障碍。当前，全国医疗机构已全面复工，但截至4月上旬，大部分公立医院的门诊量仍然低于往年。门诊是公立医院的“基础流量池”和主要收入来源。下一步，各级主管部门要在互联网诊疗的首诊环节，适当放开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在线执业的限制，推动部分内科门诊服务从线下转为线上，特别是加强对患者的在线随访、在线健康咨询服务，持续提高各科室、医务人员的工作饱和度。

最后，长远而言，各主管部门要创设全口径、可持续的筹资路径，随之建立支付的绩效考核机制。要确保在下一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袭时，医疗机构抗疫不再是“无源之水”，或者是“坐吃山空”。一是建议中央政府启动创新性金融工具，要求地方政府提留法定传染病准备金，形成倒逼地方政府重视公共卫生的激励机制；二是建议推广按健康效果付费（Pay for Performance，P4P）的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支付机制，形成医疗机构内部的收入再分配；三是借鉴千年中医延续下来的按患者满意度付费的“诊金+答谢金”机制，让民间智慧和民间力量激发慈善伦理。

总之，在一线抗疫过程中，要让优质医疗服务得到合理对价，要让优秀医护人员得到合理补偿，要让优良医疗机构得到合理收入。只有这样，在中国进入经济社会恢复期之后，医疗保健体系才能跟着恢复元气，并支撑起一张全民健康的安全网。

（作者系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