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可能会陷入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峻的危机。无论是疫情本身的走势，还是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全球抗疫的当下，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书《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显得尤为及时，在这本书中，他提供了一种解析危机的思考框架和应对危机的行动指南。

戴蒙德在成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有一章描写病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其中就特别提到，面对病毒的侵袭，最重要还是得知己知彼，应对策略得当。新冠疫情可能是全球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剧变》中梳理出的思考框架——从清醒认知危机，到诚实地自我评价，再到借鉴他人和过去的经验——为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进行决策和行动提供了抓手。

应对危机的第一要义就是承认危机存在，直面危机。略微扫描一下世界各国在中国抗疫赢得了接近一个月准备时间的这一期间的表现，就不难发现，当疫情仍然很遥远，似乎与自己没有太多关联的时候，很少有领导者真正意识到在全球化人员流动如此频密的当下，危机其实已经迫在眉睫。

戴蒙德在书中追问：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前做好预案？

如果从各国应对新冠的表现来看，答案很明显，只有当疫情爆发带来的冲击扑面而来的时候，各国才会有所反应，而这样的反应注定慢半拍。这一方面因为承认自己面临严峻危机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变革需要克服惯性和阻力。从人与人频密接触骤然改变为保持社交距离，甚至让经济完全停摆，在很多国家不可能断然实施。在保经济还是抗疫情的取舍选择中，政客的算计也很明显。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的早期应对明显偏向保经济，因为在大选年，他潜意识里把谋求连任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经济和股市的表现比抗疫更重要。

但是，一旦承认危机之后，各国都能够迅速行动起来，突发性的重大问题更容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这一点倒毋庸置疑。

有效应对新冠全球危机，思考框架的第二点是需要诚实的自我评价，对危机的蔓延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同时需要走出受害者和自我怜悯的心态。

以史为鉴最能体现这一点的重要性，二战和一战之后的德国就给出了正反不同的例子。一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认为自己是一战的受害者，受到了美国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方案的欺骗，而凡尔赛合约要求的巨额战争赔偿是强加给自己不公正的惩罚。无法走出受害者心态和不承担责任的态度，为希特勒上台埋下了伏笔。二战后的德国表现则完全不同，虽然国家也收到了重创，但摆脱了受害者心态，能够直面自己的战争罪行，并真诚地谢罪。这种直面让今日的德国受益良多，也让德国在战后真正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火车头。

做到诚实的自我评价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完备的信息，明治时期的日本和二战前的日本也给出了正反的两个例子。

明治时期的日本领导者，大多是能打开眼界看世界的人，也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和海外的差距。因为拥有对西方的直接了解，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样的明治大佬才会共同致力于实施通过选择性借鉴外国模式振兴日本的基本策略。相反，二战前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中很少有人走出过国门，对全球大势不了解，根本不清楚日本与美国这一当时全球最大的工业大国之间国力的巨大差距，仍沉迷于日俄战争的胜利光环之下。这种知识储备与历史经验的缺乏，让他们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估，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覆灭。

戴蒙德在书中批评“美国例外”的想法阻碍了美国人诚实地评价自己的问题：“今天的美国在对自己做出评估时也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许多美国人甚至自欺欺人，把自己国家的问题怪罪到别的国家头上，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责任。”这一问题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再次展现。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令美国非但没能肩负起领导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抗疫的重任，反而希冀通过对外指责来减轻领导者的责任。

应对危机思考框架的第三点则是借鉴外部的范例和过去的经验。如果说新冠危机对经济影响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越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应对策略，就成为可以参照的重要范例。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场因为次贷引发的流动性危机，各国应对金融市场巨幅波动的方式是增加流动性。比如美国出台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帮助许多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如大型银行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车企——纾困。中国则率先推出了四万亿救市方案，通过拉动投资避免中国经济的衰退，也因此创造了全球大宗商品的新需求而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此次应对显然汲取了2008年的经验。二十国集团（G20）特别峰会召开后，承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并动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恢复经济增长，显示各国都会迅速推出解决市场最突出的流动性危机的方案。

但美国在2008年纾困方案中暴露出的不足也很明显。对TARP的最大诟病是大企业能够得到国家救助，却让大量买房者陷入困境，很多人被驱逐出住所，房屋被拍卖，同时失业率激增。很多普通民众为金融机构的风险行为买单，而造成危机的银行家却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

此次欧美应对新冠的经济政策显然汲取了2008年的教训，把纾困的重点人群确定在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要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挺过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刚刚通过的两万亿救市方案为例，每个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人都能获得一次性1200美元的补助，16岁以下的孩子获得500美元补贴，对中产及以下人群的帮扶力度史无前例；此外政府给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小企业支付员工工资，只要小企业不关门不裁员，部分贷款可以不用还，这也是一条通过救助小企业从而降低失业率的新思路。

在《剧变》中，戴蒙德站在美国视角，以美国和其他六个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尼、澳大利亚和德国）作为参照系，探讨历史和现实中各国面临危机的缘起、爆发和解局。

认识新冠疫情，需要进一步拓宽视角，站在全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新冠危机既是全球化的结果，其应对也需要全球协作，而新冠带来的最大威胁也是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抗击新冠疫情需要全球努力，不是某个国家独自可以完成，抗疫绝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无论大国小国，在疫情面前都很难做到自给自足。同样，从数据公开与分享、疫苗研制、诊疗方案交流，到特效药的筛选，都离不开国际协作。

丘吉尔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在应对危机的思维框架的最后，戴蒙德提到了重塑国家认同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的当下，需要提升到全球的层次去重塑共识。如何塑造对全球化的全新认同？如何重塑全球人民对经济发展和应对挑战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让新冠危机进一步激化民粹和保护主义，这是危机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戴蒙德在书中其实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历史每每告诉我们，代际之间的差别有时候会超乎想象。德国的改变，离不开生于1945之后的一代年轻人，全球化的新一代也一定不会令人失望。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