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 | 疫情后,防范债务危机将成为紧要

陈宪2020-04-18 21:07

陈宪/文 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社会救助、经济刺激的力度,以保证民生和社会经济稳定。中国政府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并举,为社会救助、经济刺激,以及防控疫情和防治新冠肺炎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粮草”。

面对一个超大的“黑天鹅”,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哪怕有些用力过猛也情有可原。但接下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赤字率(预计今年“两会”确定的赤字率将在4%-5%之间)、债务率超出警戒线,高企的债务(率)怎么办?

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结构与特点

近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达到165.97万亿元。贷款是社会各界最主要的负债,但并不是全部。我国社会各类主体的债务总额已超过290万亿元,是去年GDP总量的2.9倍。这296.12万亿的债务,谁的负债最多,其结构如何,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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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家庭部门债务为3月份数据,银行类金融机构债务为2月份数据,存款余额206.42万亿元暂未列入银行债务项目。

在我国各类负债来源中,以贷款和债券最为主要;负债主体则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我国的政府负债,基本上都是来自政府发行且尚未偿还的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3月份我国的政府债券余额为39.31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券16.65万亿元左右,地方政府债券22.66万亿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并不算高,不到GDP总量的40%。所以,政府不是我国负债最高的部门,但未来数月会有较快的增长。

我国的企业债务除了未偿还债券外,主要是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截止今年3月份,企业的债券余额为25.21万元,人民币贷款已超过100万亿元,达到102.31万亿元,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8000亿元左右。此外,还有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几类贷款加起来达到21.12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是企业债务之一,这部分的约为3.36万亿元。

因此,企业总债务余额达到了152.81万亿元,是我国GDP总量的1.5倍左右,超过我国总债务的50%。可见,我国欠债最多的主体是企(事)业单位。

我国的家庭债务基本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从央行公布的数据,3月份金融机构的家庭部门贷款余额为56.53万亿元左右,比企业债务要少很多,同时又高于政府债务。个人的贷款余额中,有近半是房贷。不过,家庭从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是其债务的一部分,还有来自民间信贷的债务。这部分债务就不好统计了。

除了以上三类主要的债务主体及它们的债务余额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债务主体,那就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如果不把存款看作是银行的债务,那么,银行的债务就主要来自于银行的金融债和向央行的借款。

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我国的金融债券余额为36.67万亿元,银行向央行的借款在10.8万亿元左右,加起来为47.47万亿元。如果要把存款也看成银行的债务,那就多了,我国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206.42万亿元。

政府、企业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本质上不是一种借贷关系。不过,有银行人士说,不同类型的存款,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在我国的债务结构中,债务余额最高的是企(事)业单位,其次为家庭部门债务,政府债务最低。不过,在中国有一个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尤其是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相关责任。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此前的问题怎么办,承担有限责任的具体情况又异常复杂,这些都正在实践中慢慢消化和解决。

美国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将承受大量新增债务。飙涨的债务将长期影响政府和经济部门的运行方式,并给随后的经济扩张带来层层压力。

就像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金融危机,再到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深刻分析了美国及全球经济状况的经济学家们,都不无忧虑地指出,无论下一次金融危机何时爆发,它都将与债务(率)高企有关。

那么,与美国相比,中国各主体债务及结构有什么特点?

据美国财政部去年公布的数据,2019财年,美国的国家债务新增1.2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2.72万亿美元,相当于本财年GDP的106.5%。2020年3月1日,美国的国家债务上升到23.69万亿美元。

此后,特朗普宣布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以及失业保险等支出的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税收下降,美国政府债务在未来几个月将猛增。《福布斯》数据显示,如果加上中小企业、家族企业和其他未上市企业的债务,截至2019年9月底,美国企业债务总额为15.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4%,超过了美国家庭未偿还债务13.95万亿美元。美国家庭债务中,住房抵押贷款占到家庭总债务的2/3,其次是学生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11%。

由此可见,中国债务的特点是:第一,企业债务居首,占全部债务的51.6%,为GDP的1.5倍,高出美国(74%)的一倍。这一方面与中美金融结构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尤其是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大大超过银行的警戒线,甚至达到破产的水平。这是值得高度关注与化解的问题。

第二,政府债务占比最低,为13.08%,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GDP)40%,远低于60%警戒线的水平。与美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近1.1倍,更是属于低水平。大家知道,美国政府的高负债是建立在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基础上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借鉴和比较的。因此,在疫情空前严重地冲击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这是很难得的。

第三,家庭债务占全部债务近20%,占GDP已超过50%,已是一个不低的水平。近10多年以来,这块债务增长较快,尤其是其中的消费贷。同时,借贷人年轻化,风险集聚较快。

疫情后防范发生债务危机的具体建议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不存在系统性债务风险,也就不存在爆发全局性债务危机的可能。但是,受疫情后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营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下降的影响,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进而产生非系统性债务风险,甚至引发区域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这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为此,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把钱用在刀刃上,以有限的资金保民生、保小微企业,进而保稳定。唯此,在疫情后,就有条件激发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求得重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正常轨道。

在现有的、可实施的多个政策选项中,首推社会救助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的政策目标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这正是当下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救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对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给予财物接济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需要的政策。在特殊情况下,如在当前遭受重大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社会救助政策中的“公民”,应包括企业公民,这里,企业主要指小微企业。除最低生活需要,还应包括最低生产需要。必须特别强调,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社会救助运用精准“滴灌”的方法,用钱少、效果好、见效快;不同于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和财政政策的政府举债,社会救助资金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属转移支付性质,不存在回收问题,故基本没有后遗症。

特别需要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大批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存活下来了,广大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信心稳住了,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元气会很快得到恢复,并继续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行。

第二,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的资金来源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在既要常态化防控疫情,又要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情况下,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更需要强调政府过紧日子。实施社会救助政策和政府过紧日子,都涉及到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

人们不难理解,在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实施大范围的以现金津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是有很大困难的。弄得不好,还会产生花钱反倒引起部分社会群体不满的问题。这也极可能是政府目前对实施家庭现金津贴的忧虑。

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一是要加快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在房屋,股票、债券和银行账户等均已基本实名制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推进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到的。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二是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的改革,同时,推出升级版的“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大政府减少行政支出的力度,以提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第三,当然是开源的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经济活动的常态化,成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今年第一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在三大产业中居于首位,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由此说明,在高复工率的背后,复产情况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订单的急剧减少,尤其是疫情全球蔓延后,出口订单瞬间消失。

疫情对经济的最主要影响是活动限制,进而导致经济停摆。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如果说制造业主要通过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生产秩序,那么,服务业就需要居民生活和机构活动常态化,才能得以实现。

推动各行各业复苏,加快发展以数字产业为支撑的在线新经济,改变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在它们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增长的前提下,使税收收入得到增长,就能够从根本上防范发生债务危机。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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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