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科技巨头与政协委员这样理解新基建

王雅洁2020-05-09 21:35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王雅洁 这是一次关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眼中,由疫情催生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必带来新的生态创新。在原来的物理世界之外,全新的信息流正在形成,新的产品、新的业态、新的模式随之诞生。最终,将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与肖钢共同聚焦“新世界”的,还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他与肖钢共同出现在“新基建,新布局,新动能”线上论坛直播现场。

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一味将其作为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是刘世锦对新基建的期许。

为了达成更有效果的期许,并真正把握新基建的核心要旨,还需明晓其与老基建的概念区分。

在这一点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圈出新基建的清晰范畴:“其实有些领域不属于新基建的范畴,比如特高压、城际高铁、新能源充电桩。”

严格意义上来看,新基建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定义,亦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借助当前的新基建发展大势,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得到跃升,不过,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依旧落后。

国内的科技企业不会停留原地。为了加强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的互融,腾讯已经开始建立相应的数据中心,

腾讯政务云副总裁王景田透露,腾讯未来的考量,是推动新基建、数据、产业互联网三方面同步发展。他说:“这些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我国曾经发生过的投资浪费、效益不佳、烂尾工程。”

对于中国联通来说,5G与产业互联网发展,将是其未来的主要功课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直言:“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 面临5G基站设备成本高企、运营商背负的巨大考核压力以及700万左右专业人才供给缺口,中国联通亟需技术进一步的攻关与适当的财税补贴政策加持。

前所未有的契机

这次疫情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契机。

这是肖钢对新基建发展的预判之一,在上述人民政协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线上论坛中,肖钢做了这一预判。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亦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新冠疫情以前的世界和以后的世界可能是两个世界。不管预言家如何预测,但我认为即使这次新冠疫情本身,也不可能阻断全球数字化的浪潮。”

为了达成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之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何推进资产数字化,以及推进数字市场化,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议题。

资产数字化以后有什么好处?

肖钢认为,其优势和特点主要表现在实时高效,即从消费者到制造商到平台再到用户,这个信息的传递如果没有数字化,将非常缓慢。而如果有了数字化,便可以精准、快速进行信息传递。基于此,成本当然会随之极大的降低,效率极大提高。

除了“实时高效”,数字化还“可信可靠”,肖钢认为经济活动当中存在着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正因为数字化以后,依靠相应技术,特别是一些加密技术,解决信任机制方面的问题,每一个参与主体都能掌握相关信息,且这些信息都可以被追溯,也不太容易被篡改。这就形成了每个人都能自主掌握的资产。

肖钢说:“现在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你欠我的钱得找你核实。我说某某欠了我的钱,你也不会相信。但如果数字化以后,就不需要上述环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靠数字化可以解决,极大减低全社会交易成本。”

当然,资产数字化之后,数字还要市场化。

随着顶层对于新基建发展的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打开新的一页。

刘世锦认为,数字经济在中国发展,从目前的发展条件来讲,优势犹存。中国市场容量大便是优势之一。中国的现有人口正处在收入增长比较快,消费能力相对比较强的阶段,容易形成商业模式。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的差距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在过去技术革命过程中,差距比较大。肖钢直言:“有时候我们连先行者的背影都看不见。过去主要是跟跑,最近两年我们开始并跑,甚至领跑。比如腾讯等企业,在技术上已达到国际领先的地位,毕竟我们有14亿人的市场可开拓。”

刘世锦还看好国内的产业配套能力。他认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时,需要许多产业配套能力的加持,而中国在此方面是强项。

他以IT产业为例,表示在IT行业中,特别能体现数字经济的配套能力,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最强,腾讯、阿里、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产生便是佐证。

与老基建相较,新基建还孕育出更多新的特征。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新基建正孕育出新的生产要素(即数据)。数据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很难成为生产要素加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数据对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它正在使得原来三次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统计意义上讲产业结构高度化,都是讲三次比例关系。现在衡量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要看数据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率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从国际竞争来看,数据的规模、数据的加工能力、数据的治理体系,都正在成为国家竞争的一个制高点。

数据,越来越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而这个生产要素过去为什么不能成为生产要素?

王一鸣说:“那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所以它的采集、传输、存储、加工、应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现在正因为有新基建的推动,数据才能成为一个核心的点。”

王一鸣补充道,相比于传统基建,新基建还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更强的正的外部效应。

之所以说“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是因为传统基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体现为投资。新基建除了投资的拉动作用以外,它通过数字化的网络,把相关的产业通过数字的收集、传输、存储、加工、应用,把关联产业连成一个网络,它极大的突破了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时空的约束,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基于此,相较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具有更强的乘数效应。

按照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从这一点上来看,网络的用户越多,价值就越大。新基建可以大大拓展网络的用户数量,使得它集聚的数据资源也能迅猛的海量的增长,所以它能够释放更大的外部效益,进而最终能够带动经济体系包括产业体系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引发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

从微观市场到宏观把控,新基建的热度逐日攀升。

不过,刘世锦决定给火热的新基建“泼点冷水”。

市场的规律

以数字基建为主的新基建包括产业互联网,本质上属于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未来发展是快是慢,终究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

在刘世锦看来:“不大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运动式增长,最后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

泼完冷水,回到根本,还需厘清新基建与老基建的本质区别再行下一步投资动作。

在国家发改委已经界定新基建内容的基础上,刘世锦表示:“我想强调的是,老基建主要讲’铁公基’这一类,这个在技术途径、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当然也包括产业互联网。”

具体来看,其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不是公共产品,而是企业经营的产品或者经济学上说的私人产品。换句话说,要经过买卖,并非免费所得。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比如建一个影剧院或者一个机场等公共设施,虽然有时经营,但大多数情况下免费。

从企业的角度观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对于新、老基建辨析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从信息化的角度入手,认为澄清新基建的清晰范畴非常有必要;“一部分是信息网络融合创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比如5G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

第二种新基建则是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升级形成的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智能新能源等。张云勇认为,从IT技术来看,其和过去传统技术的区别在于范畴持续拓展延伸,形态不停迭代升级。他说:“这里面的投资很难去估。因为它是迭代式的,前期投资需求一定会非常大。”

除此之外,新基建对互联互通的要求更高。在张云勇看来,任何一家企业的数据,即便再大,在整个数据汪洋里也是沧海一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定要聚焦互联互通。

至于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之间的逻辑关联,张云勇则表示,产业互联网也好,工业互联网也好,均属于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数字经济要依托于新基建这样一种基础设施。

而在王一鸣看来,新基建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服务业比重提高,但它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服务业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低,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在放缓。我们把这段放缓经常叫做结构性的减负。如果没有新的产业变革,很难改变这种局面。新基建它带来的产业的革命性变化,能够有效的突破产业结构服务化造成的结构性减负,来推动经济的效率变革,而形成新的动力、新的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对于腾讯来说,新基建是朝阳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国内经济实现弯道超车、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捷径。

王景田觉得“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是新旧互助相互融合的关系。”

他以相机为例,表示以前人们多用模拟相机洗胶卷,但如今的相机全为数字相机,在数字相机里存有一部分传统内容,比如镜头、感光元器件等。不过,一旦转为数字化感光之后,数据的加工处理、照片质量的提高、调光、编辑等便成为新的能力。王景田认为,数字摄像机是一个很标准的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结合的产品。

再以机床为例,王景田表示,传统机床没有数字化,插上电就做机械加工处理。但一旦让机床产生数据威力,其加工精度,对产品的加工质量,均能大幅度提升。而且,从数控机床和传统机床的区别中,也能看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融合的关系。

汪玉凯前瞻认为,这场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浪潮中依旧隐含着发展短板,除了要“防止一哄而起运动式增长”,还要进一步明确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在刘世锦眼中,国内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

王景田则认为,从腾讯的观点看,其希望新基建、数据、产业互联网三个方面同步发展。这些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我国曾经发生过的投资浪费、效益不佳、烂尾工程等。

700万人才缺口与政策期许

更多的挑战将出现在这场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

深谙5G建设现状的张云勇,认为“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他表示,中国现在5G是领先之处,但整体产业发展仍面临一些瓶颈。以5G芯片为例,补短板的任务依旧非常繁重。加上5G基站设备成本太高,运营商现在还背着国资委的考核压力,做起来难度很大。

张云勇说:“现在5G资费也不够理想,我们对公众的收费是120多块钱的起步价,对企业侧的收费有些也不是特别高。整个商业模式不算良性。”

在软基建层面,5G人才供给严重不够,张云勇表示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为700万,且人才和岗位需求率1:10。他表示,现在大学科研机构人才体系非常老化。运营商搞5G、新基建、新经济主要要CIO人才(C是CT,通讯技术的人才;I是云计算、大数据;O是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人才),复合型人才中央称之为新工科人才,张云勇建议按照四类人才构建新结构,分别是高端研究型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转化成果行业应用人才、一线操作技术技能人才。

为了打破上述种种瓶颈,张云勇给出的建议还包括“要做技术攻关”,即进一步突破关键技术的短板,强化5G技术攻关,坚持商用引导整机带动的原则,弥补产业的短板,保障供应链供给侧的安全,有效带动核心芯片、核高基、超系统等等的突破,突破核心卡脖子的工程。

同时,还要深化垂直网络的建设。张云勇说:“5G建得再好没有用,就像马路建得再好上面没有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在挑战,说如果真的没有用,那你就成为第二个京沪高铁。建得那么好那么快,客源量不够也是亏本的。”毕竟深化垂直应用,便是抢抓产业发展的先机,推动5G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为了加强前瞻布局,尤其是网络安全,张云勇还建议统筹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保障问题。而在网络建设方面,他认为网络建设首先要做好统筹规划,不能一窝蜂上,上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上。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要上5G,其实当地根本没有产业,4G也够用。因此,未来要因地制宜,一市一策,一城一策,防止重复建设,同时要推进社会资源的开发。

为了推进5G建设,还要解决金融难题。

张云勇明白,提到投资,“政府是不可能给你了,市场经济最终还是三家电信企业主体投资。但在金融政策方面,低息融资、专项带宽、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方面,可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推动多方进驻平等对话的窗口,推动PPP模式的应用,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得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效应。”

对于金融的考量,肖钢亦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资产数字化以后,它就具有分割性,也有标准性、流动性。原来没有流动性的资产数字化以后可以变成有流动性。我们讲的传统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等的定义,它的边界可能就变得模糊起来,模糊起来以后资产的交易就更容易流动起来。

这一切,均在新基建蓬勃发展的大势中不断延展。

于科技企业来说,除去技术攻关、人才问题、金融瓶颈,为了推动新基建发展,还期望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例如“给予运营企业适当的财税补贴”。

张云勇说:“5G投资大,折旧大,利润就非常小,优化考核指标体系的同时,能同时优化一些政策更好。”

再以物流产业发展为例,为了抓住新基建发展的契机,处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初级阶段的江苏禹江科技有限公司,正面临新一轮物流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变革。

该企业董事长许乔嘉建言,在物流运输方式相对综合的区域,期望得到创新政策扶持,尝试展开多种运输方式的物流数据共享及运输表单一体化标准试点。完善物流产业链数据标准研究,尤其是公路、铁路、水路运输单据的一体化研究,是建立并提升物流智慧化服务体验的基础。

她还建议从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以物流安全和质量管控为核心,研究多式联运安全管理标准体系和质量标准管理体系。在物流转运过程中,基于货物安全和交付质量的标准规范,结合物联网数据采集、信息高效传输和智能数据算法,做好智慧物流服务价值的产业规则保障。

谨防数据垄断

下一步,在肖钢看来,推动新基建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防止数据垄断。

他说:“大型科技企业掌握的数据是很多的。比如腾讯的数据可以开放,但是也有一些大型科技企业在数据方面做得还不够,容易产生数据垄断的问题。从政府角度看,下一步要加强监管,制定一些规则,让这些大型科技企业开放他们的数据,鼓励竞争。这是下一步在发展数字经济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数字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当前在数据资源、数据要素流通方面,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瓶颈,数字商品化、资产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不高,也制约了数据资源充分的、合理的运用,阻碍了数字生产力的发展。

要推进数字市场化,就必须要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这与商品贸易有共通之处,与资金流动亦是一样,必须要有数字流通的市场体系。肖钢认为,核心是要建立数据规则。贸易有贸易规则,人员流动有人员流动的规则,资本流动、资金的流动也必须要有规则,现在数据流动也必须要有规则,这个规则涉及到很多方面。

他以数据的产权规则为例:“产权归谁的?有人说农耕时代就确立了产权的原则,工业时代就确立了知识产权的规则。我们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要确立数据的规则。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可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来确认产权。”

从业已讨论的情况看,一般把数据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个人数据,即自然人。另一大类为非个人数据。

肖钢认为,对于个人数据,个人应该享有初始的所有权。但个人可以通过用户的协议,将所有权让渡给企业和政府,这要有用户的协议,同时也要赋予该数据的产业者。

他说:“企业拿了你的数据要加工,加工以后产生一定的财产权,我有收益,那政府也得保护企业。虽然我通过用户协议用了个人的数据,如果你不保护我,我怎么会投资?”

而对非个人数据而言,包括企业数据、政府数据,总原则是要给数据产业者、开发使用者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但是又必须承担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责任,同时要防止数据垄断和搞不正常的竞争。

数据产权终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发展数字经济都在研讨,也没有马上就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肖钢建言:“我觉得我国现在应该是当务之急,迫切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王一鸣则认为,产业互联网要能够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首要问题之一便是数字化的问题。

王一鸣说:‘现在大量企业的设备很难马上就数字化,没有接口。制造业,包括服务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点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要数字化,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建言需要建立一些标准,只有具备统一的接口,统一的数字标准,才能灵活运用数字化。

在这一点上,腾讯的数据中心正在做开放尝试,王景田透露:“我们的数据中心外界可以用,它包括两类:一类是公益使用。比如疫情期间用我们的超算、全国各地的健康码等都是公益。这相当于腾讯基金会捐给腾讯云。还有很多地方政府以及各地的健康码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大概投了两三亿在这里面。”

除去公益类,还有商业化运用,包括一些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需要以商业价格购买后才能使用,王景田说:“这个价格是细分的,你是买带宽还是买存储,还是买服务器,都有区分,都可以对外售卖。这属于商业化服务。”

张云勇补充道,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数据立法,如果做不到这点,运营商现在做数据应用仍会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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