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文 5月21日，全国两会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但却是提到“就业”最多的一次——约10556字的报告里，38次提到“就业”。

疫情之中，很多行业受到严重影响，餐馆关门了，影视行业停顿了，培训行业关闭了，失业成为不少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一些行业也爆发性增长，比如外卖行业，对骑手的需求大增。此消彼长之下，很多人不等不靠，依靠自己在市场中努力自救，不少白领、瑜伽培训师、群众演员做起了外卖骑手。在有着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浙江横店，新注册饿了么外卖骑手的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其中，有超七成来自群演行业。还有些人在家办公之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做起了各种生意，要么卖货，要么接设计、作图等任务。

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劳动力快速转化，快速匹配，建立新的、灵活的合作关系的零工经济，对于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有重要意义。

零工一直是就业的形式之一，以往在互联网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由于交易成本的限制，规模不大。现在，有了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之后，零工经济的规模飞速扩大。从以脑力创造性为主的“威客”模式，到劳动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网约车、外卖配送模式，零工经济在不同技能层次的劳动力人群中均起到了稳定就业的作用。在疫情之中，随着摩擦性因素的加大，零工经济的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疫情中的失业，是典型的摩擦性失业。

所谓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市场调整，使得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造成的失业。这些人并不缺乏技能与工作经验，但寻找适合的工作需要时间。在市场经济中，一定数量的摩擦性失业是正常的。比如，高校毕业生、年轻人跳槽后的失业等等。

某种程度上看，疫情这一经济体系的外在因素，在短期内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急剧变化，使得原来的很多均衡结构被打破，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摩擦性因素，而非结构性因素。疫情虽然抑制了很多行业，但同样也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快速、灵活的转产、转岗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高效的办法。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各种协调。如果协调不好，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就会阻碍劳动力在行业之中流动，从而造成摩擦性失业。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有着发达的互联网，各大新经济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高效调配资源，避免摩擦性失业的作用。比如，前段时间，西贝员工转岗到盒马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还产生了共享员工的概念。从更大范围看，以饿了么、达达跑腿为代表的零工经济以其灵活的特征，能在短时期内迅速调配多个行业的劳动力转向，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成为就业缓冲阀、帮助保持经济稳定。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疫情冲击下，比其他国家保持了更稳定的就业。

零工经济中的多样化，体现了零工经济稳定就业的作用。根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开始加入到骑手这个行业中，骑手学历呈现逐渐走高的趋势。

所以，摩擦性失业概念是传统的、典型的，但其在中国的解决，受益于新经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体现的是市场在技术的赋能下，在调配资源方面的高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疫情是一个大的摩擦性因素，但如果处理不好，也有从摩擦性变为结构性的可能。某种程度上，“六稳”“六保”工作的目的正在于此，“六保”之中，保居民就业首当其中，而零工经济，在解决疫情造成的摩擦性失业方面，有针对性，能高效的发挥作用。从更大层面看，不但在就业方面，从实体零售到外卖电商，从实体娱乐到网上娱乐，互联网都起到了快速重新调配要素的作用，有助于避免疫情造成的短期摩擦性停滞，变为长期的经济下滑。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