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晶/文 城市不只是要往高处爬、往远处走，还要考量当遭遇大的外力时，能否扛得住，能否很快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好比一个人想要锻炼、增长肌肉，当他的器官出问题、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增长肌肉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词可以描述城市遭遇外力冲击后自愈的能力，就是“韧性”。城市韧性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有三十年国际国内城市规划经验的刘泓志深谙此概念。但是他说，直到这次疫情爆发，大家才真正开始重视起城市韧性。

多年来，增长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地方政府在“GDP锦标赛”的刺激下埋头狂奔。疫情打乱了狂奔的节奏，最新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首次。

原因众所周知——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中国经济需要调试和恢复的时间。

城市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单元。在这个节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市价值观——去思考城市发展的综合目标是什么？需不需要对城市的价值观进行调整？就此，我们专访了AECOM亚太区副总裁、战略和发展负责人刘泓志。

建筑规划行业盛产理想主义者，疫情发生后，他看到技术应用赋能管控，城市有了更快的响应速度，也看到社区隔离、人口管控带来了城市价值的倒退。

基于种种观察，刘泓志认为，中国城市需要从疫情中吸取两点教训：一是城市发展要从单纯的增长意识转变到健康底线意识；二是城市管理要从信息到信任，从管理到治理，达成城市共治。

“城市不只要往高爬、往远走，还要能扛得住外力冲击”

经济观察报：这次疫情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刘泓志：它让我想起了七八年前，我们跟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推动的全球100个韧性城市项目。“韧性城市”是一个对于城市来说非常重要的议题，各界对此的反响都很好，但是采取行动的很少，大部分城市在战略中选择忽略这个议题。

直到这次疫情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很重要了。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韧性城市”？

刘泓志：韧性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物件受到外力冲击时，很快恢复原状的能力，也有人将它翻译成弹性，但是我觉得谈韧性会更人文一点。

城市也会遭遇很多外力冲击，包括水灾、停电、地震，也包括疫情、生化危机、甚至骇客攻击等，城市系统可能因为外力冲击而瘫痪。

韧性城市就代表着一个城市受到外力冲击的后，能够不通过其他的力量，自己回到原状态。

经济观察报：城市韧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刘泓志：每一个城市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韧性问题。外力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刚才讲的都是急性的外力，慢性的外力是什么？比如人口结构老化、犯罪率上升、海平面上升，这些问题虽然是慢性的，但不代表不重要。

经济观察报：疫情给大家上了一课，那有没有给你们带来新的业务？

刘泓志：没有直接的新项目。但是，我们看到客户方对于城市韧性、城市安全、社区健康的有了比较多的期待，也可以说是要求。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工作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经济观察报：空间设计似乎不太能达到这些要求。

刘泓志：过去城市政府更希望我们提供一个愿景式的规划，但是，现在他们会更多地询问，规划设计如何跟城市治理挂钩。具体到项目上，就是要求出一份导则，让我们给出城市治理机制上的建议。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动力，考验我们能不能做到双向赋能。

经济观察报：那就“韧性城市”而言，你会给到一个城市什么样的策略建议？

刘泓志：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增长导向，甚至是狭隘的经济增长，很少去想“底线”的问题，但我一直相信如果中国城市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很快会出现新需求。这次疫情是一次明显的验证。

它让我们思考城市不只是要往高处爬、往远处走，还要考量当城市遭遇大的外力是能否扛得住，能否很快恢复正常状态。也就是说，城市除了发展能力外，还要有自愈能力。

很多城市不具备健康意识，但是，好比一个人想要锻炼、增长肌肉，当他的器官出问题、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增长肌肉就没有意义了。

疫情后，这样的城市就需要去思考，发展的综合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对城市发展观做一些调整。

经济观察报：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城市来说，放弃单一的增长意识，恐怕很难。

刘泓志：这也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因为洪水这样的常态化灾害，就有了防汛体系。疫情对全球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虽然几率小，但他们一旦出现，就会让城市瘫痪和经济停滞。这次之后，应当有更多的城市认识到非常态外力冲击也需要警惕，健康底线意识和增长意识同样重要。

经济观察报：健康底线意识是一个系统吗？如何落地呢？

刘泓志：这是一个权重的问题。当我有100元的时候，60元用于投资，留40块保底，这40块要兼顾一切不可测的外力：诸如万一生意巨亏，我要怎么生活。城市也是一样，需要考虑种种突发状况，预测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跟经济成本。

“底层是安全，中层是效益，高层是个人价值实现”

 经济观察报：疫情中，你们有没有跟客户有没有进行一些交流？他们对疫情的反馈如何？

刘泓志：肯定有一些互动，但首先坦白说，因为不能出门，大家获得的99%信息都是从手机上看到的，是用碎片式的信息拼凑出的图像，肯定有缺憾。

经济观察报：据你自己观察，有什么新发现？

刘泓志：最明显的是，技术上的应用更先进、更多元，带动城市的响应速度更快。其次，疫情给城市一个很好的启示——很多的事不是政府一方能做好的。

在中国，事情牵扯到城市，人们就想到公共性，一旦是公共性的事就是政府的事。其实并不是，疫情告诉我们，城市中的公共事务光靠政府绝对是扛不过来，多民间力量自发参与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中国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一向比较低，这实际关乎人们对城市的认识与西方是不同的。

刘泓志：城市的品质不光跟建筑、景观以及治理有关，还与公众的参与度有关。考察一个城市的品质，你需要从一个丰富、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不是靠单一的美学角度、抑或是效益角度来衡量。

经济观察报：这次疫情中，一些城市暴露出很多问题，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或者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城市。

刘泓志：城市作为人们的一个居住环境，必须具备一些基本要素，疫情作为一种突发外力，冲击了这些基本要素。

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市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到底由谁提供、怎么提供？市民如何接受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品质怎么样来衡量？

经济观察报：公共服务为何对一个城市如此重要？

刘泓志：并不是一群人、一堆建筑聚集在一起就是城市，只有当一个地方可以有目的、有组织、有效率的输送出公共服务，这个才是一个城市。

经济观察报：一般来说，城市应当提供哪些公共服务？

刘泓志：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说。首先，城市要保证人身安全，让一个人在城市里的活动是可预期的，不是说有保安和警察就安全，安全靠的是公理和法制。

第二，你在城市这个居住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投入产出效益是最高的。假定我很有钱，但我想吃个饭，光买菜就要走两小时的路，这是没有效益的。也就是说，城市的高效和便捷是城市服务的一部分。

第三，城市帮助个人实现梦想。为什么城市能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是因为城市给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也许他们知道现在没法儿落户，生活窘迫，可是总还有机会啊，就算万分之一的希望，年轻人也愿意试试看。

这就是城市迷人的地方，它的底层是安全，中层是效益，高层是个人价值实现。

经济观察报：疫情中，一些城市在安全和效益这两个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上做得都很不好。

刘泓志：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与城市治理有关。我们追求高效的城市治理，就是追求以最简单合理的资源投入，满足全体市民最优先的需求。

城市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有能力完成自我平衡的生态系统，如果我们对于城市问题的理解局限于单一事件的表象，便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城市治理。这是为什么疫情中一刀切的管理模式虽然有效率，但是招致了很多民怨。

“有信任品质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城市”

经济观察报：您之前提到的技术创新是这次疫情中的积极因素，为何这么说？

刘泓志：政府通过信息系统介入疫情管控，带来了比过去更快速的响应，这是一个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我们的反应速度会更慢，防疫效率会更低。

另外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是从社区发起的技术创新。例如有个人自制APP，让你知道去哪儿买到口罩，这些微小的力量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还有一些科技公司或是做社区营造的规划设计单位，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主动去帮助社区进行防疫工作。比如一些公司利用大数据做人口流动趋势预测，这些信息绕过政府，直接提高了民众的防控意识。

经济观察报：其实这些技术疫情前已经很成熟，疫情提供了一个应用场景。

刘泓志：很多应用是科技公司本来想做但不容易做到的，这次疫情挤压了时间，应用短时间内就做成了。这是我们之前不曾想到的，疫情驱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不过，我们为了安全让渡了隐私。

刘泓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疫情摧毁了我们一贯倡导的价值，除了数据隐私权，还有反全球化、反城镇化、封闭小区等。

作为一个城市专业工作者，我不认为只有封闭小区，才能够做好防疫。当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采取了这个举措后，我们也不能因此合理化封闭小区。我们倡导的“开放城市街道，畅通内部路网”，这次一下子又退回去了。

经济观察报：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疫情之后，您觉得城市管理者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刘泓志：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怎么样把信息变成信任，把管理变为治理，实现城市共治。如我前面所说，城市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生态系统，信息是驱动这个系统运转的关键，包括问题判读、决策行动和效益评估。

经济观察报：信息和信任的关系很微妙。

刘泓志：信息跟信任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直接。传统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和权威，不是服务于社区的开放和交流。然而，信息的真实与畅通是建立社会信任品质的基础，一旦建立了社会信任，庞大城市管理的成本和负担就能减少。

经济观察报：政府与民众互相信任，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目标。

刘泓志：一个有信任品质的城市是非常精彩、人居和自在的城市，在一定程度的信任体制下，政府只需要去弥补信任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

经济观察报：那从管理到治理，如何理解呢？

刘泓志：从管理到治理，也是未来城市发展一个的趋势。管理是单向且线型的，治理的话，更复杂，不只是自上而下，还有自下而上。二者的最大不同在于，管理的规则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需求，而治理的规则少数人执行多数人的需求。

其实就是社会共治，通过政府、企业跟民众的多主体参与，共同决策，城市能够自然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态平衡。

经济观察报：如何实现呢，在行政惯性之下，让政府主动放权是一件很难的事。

刘泓志：城市管理和治理是对城市的信息品质和信任品质的不同价值取向，两者都需要以信息品质为基础，但是一个治理导向的社会更仰赖信任品质来完成健康、高效的运作。这个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未来20年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可能已经有共同治理的机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