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大瘟疫:中西医交锋

韩福东2020-06-01 17:46

韩福东/文

清朝时期,南京还被人们称作江宁府。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江宁府的太守是一个叫沈碧香的广东人,大概在该年夏初的时候,他乘舟来到上海,就在大南门外的江苏海运局暂驻行旌。非常不巧的是,此行正赶上上海霍乱流行,沈碧香也不幸染疾,于7月6日晚仙逝。

两天后,上海《申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并称沈府家丁已飞电讣知广东原籍,请家属前来料理丧务。

沈碧香的家乡广东,彼时也被霍乱所困,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包括他任职太守的江宁府,也是霍乱重灾区。这场瘟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沈碧香染疾去世的1902年6、7月份,正是疫情肆虐的高峰期。按照罗福德《杭州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中的说法,仅杭州城内及周边地区在这两个月据报道就有约1万人因霍乱而病逝。

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候选人的伍连德博士,晚年在自传中称,1820年以来,中国可确定发生过46次严重程度或大或小的霍乱侵袭,其中有10次特别严重,蔓延甚广,被染区域北至东三省,南至广东,西至湖南、湖北与四川。这其中,就包括发生于1902年的霍乱。

当时仍是传统医学在主导救治秩序。医者在汹涌的霍乱疫情面前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他们对霍乱的病因、传染路径和有效医治方式均近乎一无所知,除了提供一些安慰剂效应,感染霍乱的民众更多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来决定生死。

其实,早在19年前的1883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已从水中分离出导致霍乱病发的霍乱弧菌,并发现该菌可以经过水、食物、衣服等途径传播。科赫提出预防霍乱流行的一些原则,1893年起被西方各国批准使用,一直到今天也被认为是控制霍乱的基础方法。

西方国家正摈弃传统被巫术、体液哲学和个体经验所控制的医学实践,沿着循证的医科学道路狂奔。而中国的医学仍停滞于传统教条中,进展缓慢。清末西医在中国的影响还很小,只渗透于一些口岸城市。中西交汇的背景下,两种不同的医学理念与实践开始碰撞,有融合也有冲突,更多的时候是传统中医在本能地排斥来自西方的新说。这构成了1902年霍乱救治的医学底色,也是霍乱导致如此众多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相较而言,受西医影响较大的口岸城市,则取得更好的防疫效果。

1902年之后,中国在1909、1919、1926和1932年又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霍乱流行。伍连德博士在1919年第一次参与霍乱救治,他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传单发给治愈者和他们的亲友,用亲身实例表明现代治疗方法胜过古老的方法。”伍连德在1950年代说,由于知识的增进和严格遵守卫生规则,在欧洲,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1908-1910)可能是最后一次爆发。即使在东方,也由于各国政府能够实行洁净水供应,并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条例,如在日本、荷属东印度、新加坡、英属马来亚,这种灾祸已自行消失。但中国、印度等国家,没能做到这一点,霍乱等威胁并未消除。

中国一直到1932年还在为霍乱所困,这一年因霍乱死亡的数目是10万人。

江宁府太守沈碧香病逝前20天,媒体就报道了上海周边的瘟疫情况。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上海松江佛字桥发辫店东门外的石灰行,有一家两口在6月中旬同时毙命。

沈碧香病逝后不久,在毗邻北京的保定府,知府陈本也感染瘟疫医治无效死去。最迟在1902年5月,媒体就报道了保定和天津霍乱流行致人死命的消息,陆续死亡的名单中包括天津名绅严修的儿子严智庸,他在即将出国留学之前感染了霍乱。

北京也至迟在6月就有疫情蔓延,该月底,北京恭亲王的一个仆人染疫殒命,被《大公报》认为是“北京死于疫者之第一人”。

难逃一劫的还有在华的外国人。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堂的司铎秦理格与掌院颜行尼,也在1902年6月先后染疫而殁。

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霍乱到底死了多少人,缺乏准确的数据。《申报》在报道“汉口居民颇患霍乱等症”时,用的是“每日因此而殒者多若恒河沙数,洵数年来所仅见也”这样的修辞。

列强盘踞的天津城内相对而言有较为精确的统计。《申报》援引日媒的报道称,截至8月11日,城内居民患者有1347人,死者947人。在当时,天津算是死亡较少的城市。

华北京津冀鲁地区,是1902年霍乱的重灾区。从当时媒体报道看,北至东三省、南到海南岛、西至陕西,均有霍乱流行的记载。

霍乱初发地多在江河沿岸一带。关于福建霍乱蔓延的一篇报道称,疫情最早起于马尾港,在四、五月间日盛一日,表现为结核症状,此症渐已平静,突然又有霍乱入侵,患者大都朝发夕殒,有的甚至片刻之间不及延医,就溘然长逝。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研究人员单丽在广泛查阅了广西的地方县志史料后,得出结论是:1902年广西地区有严重传染病爆发,13府州中有8府发生疫情,其中柳州府疫情尤为严重。她认为,水网化的自然地理条件,滨海的区位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航运,都为霍乱借此传播提供了便利途径。

霍乱流行,给了医者施展的舞台。而当时,西医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在如何防治霍乱问题上,必不可免与传统中医展开了交锋。

上海县令汪瑶庭曾派医官给监狱中的囚犯诊治霍乱,但并未见成效。在这之后不久,汪瑶庭又接到管辖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兵备道袁树勋的指令,让他下令城厢内外各肉铺禁止屠宰十天,以昭诚敬。

为什么要禁止屠宰呢?因为在袁树勋的认知中,霍乱流行是上天的惩戒,而上天有好生之德,禁屠可以顺应天命,如此则霍乱自消。在1902年,这种理念近乎于一种官方信仰。皇帝的祭天,在本质上也是这种知识谱系下的至高践行。

据1902年6月30日上海《申报》报道,袁树勋有感于瘟疫流行导致上海众多百姓死亡,不仅要求禁屠,还决定在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雇茅山道士诵经建醮数日。江苏省的巡抚恩艺棠也深信,瘟疫之所以在省内盛行,实因瘟神作怪。该年农历6月28日,他要求治下的知府和县令在城隍庙设醮坛五座,请了50多个道士礼忏九昼夜,地方官每天要到醮坛膜拜拈香两次。七月初一日,恩艺棠更亲率百官前来礼拜。第二天,他还前往武庙,分上下午两次求雨。

另外,在恩艺棠主导的江苏礼忏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即召集扎纸匠扎成瘟部诸神,在七月初六日由恩艺棠本人带队,一众官员抬着城隍和各土地神,押着纸扎的瘟神,扔进太湖西泗口镇外的太湖水中。在这些官员看来,如此可令瘟神不再到城中作祟。

瘟疫是瘟神和厉鬼作祟,可以通过作法达到驱逐瘟神厉鬼的目的,进而平息疫情。这种认知是传统中医非常主流的部分。传统医学的祝由术,除了设醮驱鬼,更形成了一套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祝由术这种靠巫术治病的传统,至迟可溯源到《黄帝内经·素问》,在元代则被列入太医院十三科。它早已内化到传统医学的骨髓中,成为举国疗疾的基本方法论。包括明朝李时珍经典的《本草纲目》中,类似于吊樟茎叶“置门上,辟天行时气”、“病人衣,主治天行疫瘟。取初病患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的表述,比比皆是。

但是将吊樟茎叶放门上或蒸瘟疫患者的衣服辟邪,并不会引发太多的关注。巡抚设醮坛九日送瘟神,未免太过张扬。于民间虽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受西风洗礼的知识精英那里,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1902年7月6日,上海《申报》特刊发一篇题为《论迎神驱疫之非》的评论,表示恩艺棠等“巍巍大人”亲自做这种下愚至不肖之事,真是太奇怪了。驱逐疫鬼来自古圣神道设教,西方人也去教堂礼拜祈祷,但不同的是,西方讲究房屋洁净、道路除粪、饮食卫生……将迎神驱疫当作安靖人心之计,尚无不可;若只是借助巫觋,乞灵于木偶,认为不这么做就不能除疫疠,这么做地方官就算尽责了,那是可以涂庸人的耳目,但要被有识者笑话了。

这篇评论批评执政者对里巷秽物堆积如山、市面食品腐败杂陈毫无作为,对民众个人起居和饮食的卫生也缺乏教育,而是一味沉迷于瘟疫背后必有厉鬼的理念,执着于用神力去驱逐它,真是愚昧至极。《申报》在评论中批评中国人素来不讲究卫生,很显然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已经开始影响媒体写作者。但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挥之不去,譬如该文认为,“瘟疫实则阴阳失序感其沴戾,遂至成不治之症“。“沴戾”意指因气不和而生之灾害,这又涉及到中医学在祝由术之外另一更有生命力的认知传统。

“霍乱”这个词汇,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出现,意指“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的急性上吐下泻症状。按照民国著名医师余云岫在《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的说法,传统医书中所谓的霍乱基本上都是“食物中毒之急性肠胃炎”。

当然“食物中毒之急性肠胃炎”是现代医学的说法,中医对此另有自己的见解,如上文《申报》中所谓的“阴阳失序感其沴戾”。在病因的描述上,“食物中毒”是相对精准的医学,究竟是什么细菌或细菌毒素等导致急性肠胃炎,可以在实验室中得到观察和验证。知晓病因后,接下来如何预防和治病,才成为可能。

而传统中医认为,霍乱来自阴阳六气失调,如张仲景认为其病因在“伤寒”。在这种认知下,“发汗”就会被认为是治疗急性肠胃炎的有效方式之一。但现代医学认为,发汗理论上并不会杀死这些细菌或细菌毒素,实践中也并无任何证据可证明其疗效。从“伤寒”理论出发,也不可能找到讲究饮食卫生的疾病预防方法。

这样的现代与传统医学冲突,还体现在对疾病的命名上。事实上,传统中医所谓的“霍乱”(急性肠胃炎),与1902年的霍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病症,但传统医师认为两者都具有类似吐泻或腹痛的表现,就认为是一回事。最多分个干霍乱、湿霍乱,或寒霍乱、热霍乱。

余云岫1929年曾在《医界春秋》刊文表示:“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是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仍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疴虐’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指的就是在面对包括霍乱在内的传染疾病时,传统医学之不思进取。

在1902年的公共媒体上,我们也能见到传统医学提供的霍乱解决方案。如该年6月30日,上海《申报》刊发题为《急救时疫方》的文章,内称:疫疠流行,喉痧(猩红热)未绝,霍乱继之。得此病者朝不别暮,死亡枕藉,真是可怜。

我翻看了先贤流传下来的诸药方,找到最便捷的三个方子,和大家分享。第一个药方看上去的确非常便捷,是“阴阳水治霍乱吐泻”。这个药方的核心在“调剂阴阳”,用新汲水(即冷井水)和百沸汤(即滚沸的河水)各一盏,混合在一起,徐徐服下;第二个方子也不复杂,专门针对所谓“干霍乱”(腹痛,出冷汗,气闷,没有上吐下泻的急性肠胃炎):用食盐一撮放刀上,经炭火炙透取下,取童子尿液一大盏,随时冲服。如无童尿用阴阳水冲服亦可。服下后一会,就会呕吐而气通。但要注意除非因吐泻伤了元气,否则治愈后须禁米谷一周。这第二个药方其实针对的是一种急性肠胃炎,而非1902年流行的霍乱。即便如此,用童子尿冲服烤热的食盐、禁食一周这样的疗法予以治疗,也属无稽,无论它们在“阴阳六气”的理论中如何自圆其说。

单说第一个药方。我们现在知道,无论怎样阴、阳属性的水混合在一起,都不可能治愈霍乱,因为它们杀不死霍乱弧菌。恰恰相反,如果冷井水不洁净,反而可能导致霍乱。在1902年前后的中国,不洁净的饮用水正是各种瘟疫频发的诱因。

参与过1919年霍乱救治的伍连德博士说,在滨城、新加坡和马来联邦,可怕的霍乱之所以很快绝迹,主要是因为“通过简单的清洁饮水供应措施”。他慨叹说:“(中国)流传给我们的那数千卷与医学有关的书籍,大部分为注释前人著作的,而不是根据个人观察和研究写出的独创性著述。这种限制科学进步的东方观念,与自由和极为活跃的西方态度相比较,显得多么不同。像巴斯德与科赫在细菌学上、李斯特在外科消毒法方面、微耳和在病理学上、弗莱明和霍德在现代药物上等等,诸如此类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都是来自西方。”

受过西方现代医学教育的伍连德,对传统医学的批评入木三分。清末时期,很多西方人已经开始入驻中国口岸,他们针对传统中医留下的片言只语观察,也带有负面的评判。

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的著名在华记者莫理循在《1894中国纪行》中,曾这样挖苦传统中医:““没有哪个英国医生比得上中国医生的从容自信,他们凭着这种自信,诊断他们并不明白的各种病症。当中国医生把他并不了解的草药放进他更不了解的人体内时,如果看到不幸的后果,也并不比他的西方同行遇到同样情景更加惊慌失措,他抽身而退,言简意赅地总评道‘须知医之与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

但事实上,如果从莫理循写作该书的时间节点再往前推半个世纪,西方的传统医学和传统中医则并没有体现出本质上的不同。

以霍乱为例,传统中医一直认为导致其传染的原因在“气”。明末著名温病学家吴有性的成就,也只是用“杂气”取代了“六气”。吴有性的《瘟疫论》仍依循传统医学先贤的主张,所有的枝节突围都不具有颠覆性。

而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主流的医学理论也仍然认为霍乱是通过污秽的瘴气传播。1854年伦敦霍乱时,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医生在调查后正确地提出,霍乱是通过感染者排泄物所污染的饮用水而得以大范围流行的。这个主张导致伦敦和欧洲地下供水系统的现代化改造。现代公共卫生学由此发端。

1883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从粪便中发现了霍乱弧菌,古医学家此时已不再受到推崇,他们事实上成了被质疑的对象。西方开始走上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循证医学的道路。

1902年霍乱流行之际,西方也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医学的转捩点。医学的进步经由殖民通商,也渐次进入东方,在冲撞、融合或取而代之的交流中,不可逆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1902年8月4日,《申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京师防疫》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御前大臣步军统领和硕肃亲王的一则晓谕。从其内容中可明显看出受到了西方公共卫生学的影响。和硕肃亲王代表了当时皇室内较为开明的势力,虽然仍有传统医学观念的束缚,但他们表现出对来自西方的显微镜科学、细菌学和公共卫生知识的吸纳,这在当时颇为难能可贵。

1902年6月,光绪皇帝应给事中吴鸿甲的奏请,下谕设立京师官医局。官医局是京师的新鲜机构。在此之前,传统中国虽有施医举措,但并无常设医院体制。

光绪皇帝说,“京师贫民众多,天气炎热,易染疾病,亟宜设法保全,随时医治”。他要求管学大臣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会同顺天府、五城御史共同议定京师官医局的章程。陆润庠被任命为官医局的总办。

陆润庠,字凤石,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父亲为名医陆懋修。他也被认为是一代名医,光绪帝生病时曾召其入宫诊治。但此人生性保守,认为传统中医完全碾压舶来的西医。在其主导下,京师官医局一开始坚持纯粹的中医药疗法,拒绝任何西医介入。

《大公报》在1902年7月的报道中称:“京师官施医局现已议定城内外各设两处,择于本月初五开办,惟陆凤石侍郎守旧异常,仅允延用华医,后经某太史极力劝导,始允添请华人西医者一人,专治外科。议明凡遇内科各症,毋庸越俎。”

相较而言,天津因有列强殖民影响,在应对霍乱时西医有了较大的话语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岳谦厚、乔傲龙、刘红彦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天津霍乱防治——〈大公报〉有关此次疫情及防疫报道之研究》一文中认为,天津防疫较京师等地效果更为良好,传染高发态势较快得到遏制,据8月29日至10月1日疫情日报统计,期间每日病者最多2人,从9月28日到10月1日连续4天无病人,疫情基本解除。但几乎同期爆发霍乱的京师等地,到11月乃至12月份仍时有发生。

岳谦厚等人认为,天津所采防疫措施,从制度层面言之有几个优势。其中包括隔离治疗:天津染疫病人须就近入院治疗,违者予以罚办,隔离治疗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阻断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相比之下,京师对霍乱病人治疗基本采取了坐堂应诊方式,来则医治,去则不留,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隔离制度及相应的查疫措施。

此外,京师还坚持瘟疫流行是因瘟神、厉鬼侵入街肆作乱所致的理念,而将驱厉鬼、送瘟神作为防疫方法之一。清廷亲做示范下诏求雨,派出御前大臣前往邯郸敬请铁牌,设坛焚香,禁屠宰、闭南门、招喇嘛或僧道讽经祈神求雨,以期消除疫疠。民众则热衷迎神赛会、集资送瘟等迷信活动。相形之下,天津迷信活动似乎不多。西医认为,霍乱染病实由病菌引起,大抵“饮食不洁,由口入腹,大肆其毒”,对霍乱的科学认识使天津将加强公共卫生治理及饮食卫生管理作为防疫的重要措施之一。

从当时《大公报》、《申报》等媒体的报道取向看,已经明显偏向西医。1902年霍乱,加深了有识之士对现代医学的正面认知——虽然这种认知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权力渗透的强度。

陆润庠在1915年去世,他去世前就见证了自身权威和这种权威所依托的传统医学理念,正一步步走向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