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视角】
近藤大介/文
经历了整整48天的煎熬,1300万日本东京市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4月7日,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东京等7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5月25日,东京解除紧急状态。
日语里也有一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这段时间,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它的含义。比方说,我会经常遇见隔壁的老人,然后彼此道一声“加油”;终于看清了马路对面超市里负责收银的“欧巴桑”的样子,每次见面都会寒暄几句;我甚至和后巷的药店老板、肉店老板聊天……直到现在我都相信,如果没有这场疫情,这一切不会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相信,这样事情同样发生在了国与国之间。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脱亚入欧”的思想就在日本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后来,它甚至变成了日本人的“新传统”思想。1945年战败以后,日本更是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什么都依靠美国的习惯就此开始。
但是,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日本人可以依靠的并不是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而是众多的东亚邻国。
说起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之前的“上一次危机”,很多人一定会想起那场始于2008年9月、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于同年11月,在首都华盛顿组织召开G20峰会,与各国共同商讨对策。
在大洋彼岸,东亚各国也在积极寻找抵御危机的方法。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莫过于时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2008年12月13日,麻生太郎在自己的家乡——日本福冈县,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以及韩国总统李明博召开首届中日韩峰会。
会上,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该声明称:
“我们的经济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密切相连。我们的人文关系紧密 (中略)。我们同时认为,三国合作对应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严峻挑战至关重要。我们决心面向未来,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我们坚信,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为三国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铺平道路。三国伙伴关系将有助于本地区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这份声明将三国领导人,以及三国国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年之后的2009年夏,我有幸前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入口处,我看到了麻生首相赠给李明博总统的巨型“博多人偶”。李明博总统说到“那真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国峰会。希望今后一定要定期举行……”
简而言之,在12年前的金融危机中,中、日、韩三国充分表现出了团结互助的精神。
现如今,三个国家都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机,其严重程度较当年的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三个国家为什么没有再次紧密团结在一起呢?
1月23日,中国武汉进入封锁状态的时候,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出现疫情。
这个时候,如果中、日、韩联手组成“三国共同战线”,说不定就能将2月的“韩国大邱疫情大爆发”扼杀在萌芽状态,日本首都东京也不至于从4月开始进入长达48天的紧急状态。换句话说,对于新冠病毒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共同的敌人”,三国联盟有百益而无一害。
但是,从1月到2月的日本,“不要让日本变成第二个武汉。赶快拒绝中国人入境”的声音此起彼伏。从防疫的角度而言,这样的措施也有必要。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远望考虑一下,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疫情对东亚各国影响,怎么样才能让整个东亚迅速复工复产呢?
后来,中国凭借减少人口流动、智能手机健康绿码等得力措施和工具,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韩国也采用了全球首创的开车PCR检测方法等,杜绝了疫情的扩大。
然而,日本安倍政权并没有从中韩两国学到任何“成功经验”。唯一可以被称作“受别国影响”的举措竟然是,仅仅用了三天,就“特例承认”由美国制药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瑞德西韦”的药品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药物。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提升美股股价,所以向日方施加了压力。
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上文提到的那份签署于2008年的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在这份短短560余字的声明中,“三国合作”一共出现了8次。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会失去12年前的智慧呢?
这几年,在中、日、韩三国关系之中,最让人遗憾的莫过于日韩关系。不过,作为悬案之一的随军慰安妇问题似乎在韩国国内有了新的进展。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妥善解决,日韩关系也有可能峰回路转。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反复强调,我们共同的敌人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新型冠状病毒。面对这个敌人,中、日、韩三国强强联手,才是上之策。
进入夏季,新冠病毒的感染力日趋减弱。但到了秋冬季节,很多疫情专家预测它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在那之前,中、日、韩三国能不能像12年前一样再次结盟,这将成为我们能不能够战胜第二波疫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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