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晨雨/文 国内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首次立法要来了。6月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个人破产条例》）。该条例草案已于4月底首次提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各界如有意见或建议，可于6月18日前反馈。

个人破产制度是个讨论得比较久的话题了。对于企业，如果破产了，免除相应的债务，可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同样，一个公民破产了，附带条件豁免债务，有助于个体卸除包袱、轻装上阵，重新开启生活，而不是被无休无止的债务大山所压垮。从更大层面看，放任个人债务“经年不散”，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渠道，无疑是福音，却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总之，无论于个人，还是于社会，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意义并不亚于企业破产制度。

但是，从国家立法上看，我们的步子却相当滞后。尽管我国34年前就拥有了一部《企业破产法》，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3年前，这部转正后的法律才适用于所有企业，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将目光投向海外，个人破产制度早已遍地开花，并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当今个人破产立法最完善的美国为例，个人破产规定适用于消费债务人、营业债务人、混合债务人等三种类型，并有清算程序、整顿程序、有经常收入之个人的债务调整程序、有年收入之农业工人的债务调整程序、市政府债务调整程序等五种程序。在破产程序中，只要法院没有专门拒绝债务豁免，债务人就会自动获得债务免责。

就我国而言，对“个人破产”进行立法，究竟有没有移植的“土壤”？答案是肯定的。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深圳登记设立的商事主体已达329.8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23.6万户。如此巨大的体量，注定了深受债务困扰的群体，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债务问题被限制消费的国人，达到1400万人次，更说明亟待释放“能量”的群体，需要一部专门法律为其“松绑”。

客观而言，地方立法也有一定优势。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本来就有“地方立法”的特殊政策；个别地区的立法活动，成则可以推广，败也可控制。审视深圳《条例》，分总则、申请与受理、管理人、债务人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简易程序、法律责任和附则，共计157条，也不乏“最长5年可以得到债务豁免”“设立管理人”等立法亮点。

但问题是，“个人破产”并不是一项只关乎一地的事情。在其他地区尚未“开通”的情况下，仅是深圳一地豁免个人债务，很容易让不利后果“乾坤大挪移”，导致其他地方为此埋单。况且，《条例》规定的限制消费等措施，也需要外地通力配合，而一部效力有限的地方《条例》，并不能确保“令行禁止”“一呼百应”。此外，立法“个人破产”，也并非“真空地带”，关涉诸多国家法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慎重推行。

之前，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法院开始审理若干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经管理人调查和法院审理后，对认定无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通过“破产”予以实质性退出案件执行，这也被认为是暗行“个人破产”。但是，这种缺乏国家立法层面支持的“曲径通幽”方式，注定难以持久，也难以经得起法律检视。从这个角度说，“个人破产”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宜地方唱“独角戏”。乘改革之东风，站在国家层面统筹推进立法，效果会比囿于一地“破冰”好得多。个人破产立法应下一盘更大的棋。

（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