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疫情之后的经济纾困，新基建与国企改革是两个重要抓手。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巡视组组长赵华林在6月9日由经观传媒、经济观察报举办的中国经济看准•行稳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当前既需要需求侧的刺激，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

赵华林认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投资还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 “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赵华林进一步表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疫情之后的经济纾困:新基建与国企改革。

一、为什么要对冲疫情冲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为了保护生命，使医疗体系能够应对这一疫情，世界各国广泛实施隔离、封锁措施，以减缓病毒传播，这也给经济带来了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同步的负向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全球经济可能出现3%的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下调至1.2%，严重程度远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机。

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胜利来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创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从需求侧来看，出口、投资、消费分别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驾马车均创历史新低。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短期内难以看到需求侧的报复性改善。从供给侧来看，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形势严峻，4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会员企业复工率达到80%，但复工企业的复产率仅为63%，一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

同时，疫情冲击可能促进发达国家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可能给供给侧带来长期的负面冲击，特别是“逆全球化”的抬头，可能会阻滞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向我国的梯度转移，而这恰恰是我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会持续较长时期，甚至会有长期负面影响。

如何对冲疫情带来的负向冲击、给经济纾困？我们既需要需求侧的刺激，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

比如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是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一方面增发国债发展基础设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供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场化改革和积极加入WTO，既通过改革释放活力，又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实现了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放大了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有效应对冲击，并为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的需求刺激着力点在哪？我们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良性互动的结合点又在哪？我给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国企改革和推动国企改革促进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

从2008年以来，政府、企业、居民轮番加杠杆，杠杆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去杠杆作为重要内容，不然经济风险太大。因此，投资还是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

我认为，“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标准一主要体现了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标准二和标准三则体现了需求侧刺激对供给侧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三个标准体现了对需求和供给良性互动的关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持续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报告上又对新基建工作进行了部署，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首先，对照标准一。

以5G为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到2030 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 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 800万个；5G的间接贡献体现在带动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 万个。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中的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据国网基建部最新口径，国家电网公司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5411亿元。根据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估算，过去30年，1美元数字经济投入将产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数字经济投入则只产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报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看到和数字经济相关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9％，工业机器人增长12.9％，展现了中国数字新基建的巨大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资既有规模上的优势，也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

其次，对照标准二。新基建是实现我国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

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层，结合充电桩、特高压、城际高速和轨道交通这些经过数字化改造的传统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无人驾驶新能源车等智能终端，将在流媒体、商业、工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车联网等应用层面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制造、研发环节区域布局的吸引力，积极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另外，基于传感器+数据+模型等要素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的结合，将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设计、生产设备优化、质量检测、运营决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方面，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运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化，推动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述运行机理，不仅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也证明了可以通过需求侧刺激来促进供给侧增长。

最后，对照标准三。我国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国基建存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即使是“铁公鸡”，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发达国家。

与新基建相关的，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覆盖面61.2%，而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

又比如，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据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预计到2025年，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本身是新生事物，处于培育期和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资，不仅仅是投资，也具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积极的补短板效应。

三、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很多人担心新基建的投资是否会重复2009年“四万亿”的负面效应。比如“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目前各地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占重大项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跃跃欲试，借着货币政策放松的“东风”积极融资，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将侵蚀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辙，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和发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础的5G基站和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围绕绿色能源网的特高压、充电桩建设，以及高铁轨交领域的建设，都是由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承担，比如5G基站，主要由几大运营商和铁塔公司负责，2020年三大运营商资本开支总额约3348亿元，5G相关投资约1800亿，云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业务板块收入成为几大运营商增长最快的板块。

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积极实践者，比如中车集团推动高铁轨交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招商局集团在招商港口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各项新技术，为单证无纸化和电子化流转、闸口自动化等业务创新场景搭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应用平台等等。国有企业在新基建总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了国有企业“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据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资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国企改革更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企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的保障。国企的“混改”是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过引进非公有资本投资者来推进运营机制改革，特别是深化长期束缚国企发展的三项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构建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市场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在去年11月份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确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综合运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探索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虚拟股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新基建相关行业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创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大，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传统僵化的经营机制难以满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说，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为国有企业参与新基建投资提供了经营机制上的保障。最近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高了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对混合所有制的经营机制改革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场化导向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在新基建领域中，国企和民企实际上有一定的分工，国有企业更注重于基础层面，而民营企业更注重于市场应用层面，后者更接近市场，“春江水暖鸭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推动下，to C、to H、to B端会呈现新的产品形态，而在“云、网、端”协同下，也将产生新的生态化学反应，塑造全新业务模式，如何与市场进行相互融合、交叉赋能、重新定义、重新组合，从而更好更及时的对市场需求、市场创新做出反应。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引入具有互补和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的销售板块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战略投资者对期后续发展极为重要，不仅对原有国企股权结构、管理方式进行优化，还可将自身优势与行业巨头形成互补和协同。同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通过参股、控股新基建民营企业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国新系基金所投资的5家企业均成功入选。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在新基建领域的布局和结构调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过度融资。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完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非公有资本股东的积极作用，促进非公有资本股东代表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机关化”管控，实现从“控制”到“配置”的转变，国有股东以股东角色和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权。这样一种企业治理结构基本上能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对不能盈利的重复建设的动力不足。

对企业财务也形成了硬约束，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自身，对企业过度融资的动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能过剩和杠杆高企的问题。当然，在这一方面，仅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我们既要发力需求侧的新基建投资，加大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贷款政策的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提高投资效率。

也要发力供给侧的国企改革，改治理结构，改经营机制，加强与市场的战略协同，形成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正向循环，推动中国经济早日恢复常态发展。在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中，国有企业的新基建投资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