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郑非/文

本文写作之时，正值“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高峰。在美国，杰斐逊·戴维斯（内战时邦联总统）和哥伦布的雕像被推倒，在英国，爱德华·科尔斯顿（17至18世纪奴隶商人、慈善家）的雕像被扔到河中，在伦敦，议会广场上的邱吉尔雕像也惨遭涂鸦。

这些举动极富有象征意味，引发极大争议，以至于有人直接称呼这是一场“文化战争”。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仍然自命为“左/右派”，但很显然无论是哪一派，都高度关注的是社会/文化议题，而非阶级/经济争端。在美国，“右派”高举的旗帜不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宗教社会传统。“左派”高举的旗帜也不是“社会福利与保障”，而是平权与社会尊重。同样，无论哪一派所涵盖的人群都在很大程度上是跨社会阶层的，“左派”中有硅谷精英，“右派”中有赤贫穷人。但是，尽管他们在阶层上无法区分，但他们之间的争锋却是充满着怨愤之情（Resentment），双方都自认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由于这种情绪之激烈且无法沟通，导致美国社会陷于相当分裂之中。这里有一个例子——往昔圣诞节是家庭团聚之日，但就在去年，川普重选委员会干脆建立了一个网站，标题就叫做“如何赢得与自由派亲属的争论”。

探讨这种奇特交锋的由来及其后果，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在《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所叙述的内容。

一

大致而言，本书从三个角度——理论（政治哲学、心理学）、历史演变和现实——阐述此问题。

福山首先从政治哲学入手。他指出，自柏拉图时代始，古典哲学家们已经将thymos（自我、荣誉）看成是人类灵魂的三个部分之一（剩下两个是欲望与理智）。但是，在那个时代，社会荣誉仍然只属于贵族阶层（或者说荣誉是按照社会等级高低来分配的），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常态。

福山认为，自我与荣誉（即身份认同）的去阶层化、普世化，从思想来看，在西方，源起于宗教改革运动中，因为正是新教意识形态将内在的自我/信仰突出出来（使之不再附属于社会组织/行为）。到了18世纪晚期，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社会规则、关系、禁令和习俗禁锢个人的状态，“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更是让人们觉得，社会是外在的，压迫性的，一个更好的社会应该为人们的内在自我而服务。而黑格尔则直接论断说，人类的历史是由争取认可的斗争所推动的。

到了19世纪早期，法国大革命在无形中验证了思想家们的想法。大革命既是现实的利益争斗，也是普世化的个人尊严得以确立的过程，“一个只有少数人的尊严得到承认的世界将被一个基本原则是承认所有人的尊严的世界所取代”。福山认为，大革命就是最早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政治的体现。

接下来福山就转向了历史/社会演化叙述。他指出，大革命所引发的身份/认同政治随后也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要求承认个人的尊严，另一个版本要求承认集体的尊严。后者的出现同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瓦解有关系——从阶级依附中解放出来的个体感到不安全与疏离，因此他们拥抱集体（需求共同身份）来获得安全与紧密感。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换句话说，对许多人来说，仅仅获得普遍的个人尊严是不够的，他们还希望自己所认同的那个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教、阶级还是更小的社群）也获得认可与尊严，希望自己作为“特定的人”也能获得认可。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后一个版本添砖加瓦。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化需要陌生人之间彼此熟悉、共享一套文化与价值观，工业化产生的严重焦虑也刺激着人们认识自我（从而产生身份问题）。在当时的殖民地社会中，受到欧化教育的新精英们被扯离本土族群，但又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受到排斥，无法融入帝国，这种疏离与尴尬也迫使他们需要发明集体认同（比如创造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又比如建立/回归某种乡村前辈想象不到的宗教组织方式）。顺便说一句，福山指出，这也正是今天的欧洲二代伊斯兰移民们激进化的根由。

接下来，福山跳过了漫长的20世纪（民族主义与宗教认同在这个世纪内焕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直接论述本世纪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尽管近三十年来全球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日益加剧，但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左翼”却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长期衰落状态。比方说，在英美，富人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的财富，而传统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都在衰微，然而，发生的事情却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福山认为，当代政治中的很多事情与其说是与资源有关，倒不如说跟地位有关。右翼民粹主义者非常善于将相对经济地位的丧失转化成身份与地位丧失的叙事，“是外人、懒汉和精英同胞在合伙诈骗你们，你们的国家不再是你们的国家。”从而激起了相当多脆弱中下阶层的情绪。当然，板子不能光打在右派身上。福山指出，当代左派对自己的失败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过分聚焦于不断增殖的边缘群体，不去强调社会共性或阶级团结。当然，左派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理由：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越来越执着于获得社会承认；而当代通信技术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结成了一个个小圈子，跨界交流与经验共享日益减少；可能更重要的是，制定能够带来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的政策的难度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左派拥抱多元文化与身份政治，跟他们在社会经济改革上的无能是有关系的（认同政治作为一种廉价的替代品出现，以避免政治风险）。正因为畏难，所以才将政策重心转向照顾边缘群体的心理需要。

左派这么做的问题首先是忽视了社会中下层的共同困境。对此，福山的说法是，帮助少部分人实现更大的平等虽然是件好事，但是无助于解决当前的结构性经济/社会矛盾；其次，也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本身。原因是当尊严问题成为首要政治问题时，很多事物就成为了象征，而象征是很难进行理性的检验和探讨的（讨论某个问题会被认为是缺乏同情心）。身份/认同政治更关注群体的心理感受，而非协商政治所需要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妥协/磋商。

福山认为，在左右两翼都各自聚焦于身份/认同政治之上的时候（他们彼此刺激），他们其实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认为自己所在的特定群体是社会/政治不公的受害者，是弱势一方，认为自己的处境和遭受到的痛苦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体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结构，需要大动手脚。于是身份/认同政治呈现出了相当的“怨恨”色彩。

在这种不公/怨恨情绪下，身份群体的互动就类似于族群政治。双方争夺的不仅仅是资源（即绝对获得），也是地位（即相对获得），而地位竞争通常是无法妥协、交易的。这样，民主政治制度就容易被这种原始部族竞争式的思维方式所拖累、阻塞以及失效。这正是目前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福山继而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多样性往往既是生活的事实，也是价值所在。但是，一个建立在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与共同经验上的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也还是必需的。它既有助于整体上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政府素质和经济，也对社会信任与社会平等有正面影响。

福山描述了美国身份/认同的成长史，指出美国身份/认同在两百年间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在早期，美国身份同许多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都立足于种族、宗教与特定文化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黑人解放）与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认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种族化。当今美国右翼是要回到那个早先的版本（通过做减法实现“真正美国人”），而这是早先以巨大的代价打破的。但是，福山也不认为左翼所主张的多元文化本身有能力成为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福山同他的老师亨廷顿一样，相信美国认同不能只靠最低限度的政治信条与制度认同，还取决于某些文化规范和美德。但是假如说亨廷顿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同化能力表示悲观，福山则觉得应该剥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族裔-宗教根源，使之成为一种共享资源（怎么剥离，该文化又怎么能起到统合作用，福山则没有回答）。

不管如何，福山认为，身份与身份/认同政治其实是无法摆脱的（这是人类的心灵之需）。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只能靠做大身份的方式来迂回攻击。他说：“如果身份政治的逻辑是将社会分割成更小、更自私的群体，那么也有可能创造出更广泛、更具整合性的认同。”左右两翼都在做减法，真正需要的是做加法。

那怎么具体来做呢？福山的主张是：首先，以退为进。在美国，这一方面指的是承认并尊重各边缘群体的尊严和合法要求，比方说反警察种族暴力、反性别歧视等等，“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判都不应该暗示这些不是需要具体解决的、真实而紧迫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左派也应该对右派做出让步，比如放弃边缘群体的“被排斥”叙事，放弃以多样性为目的的国家认同观，加强对移民的同化，对公民权本身(及其所带来的特权）应更具尊重，控制边界等等；其次，则是聚合性的工作。比如说，美国社会应将政策重心放在经济（而非文化）议题上，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联盟，出台一些改善底层经济生活的社会政策等等。

以上就是福山对认同政治的大致叙述（本文省略了他对欧洲的讨论）。

二

在书的最后，福山提醒道，“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同时走向高度集中和无尽分裂的反乌托邦。”这就是促使他写作本书的动机。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反乌托邦确实在美国影影绰绰的出现了。这首先体现在越来越大的政治分裂上。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做了一个分析，用两个图(参考图1、2）相当清晰的表现了美国政治中越来越大的政党分歧。

撰写这份报告的人辛酸的打趣道，美国人唯一的共识是大家没有共识。与这种政治极化相伴随的现象是，美国人对政治的热情却是在显著上升。在二十年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自称相当关注政治，在2016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39%。美国人中的真正的无党派人士在1952-2000年间平均是11%，但是2020年的数据显示只有3%左右。在政治分裂的当下，可想而知，这种政治热情并不是什么好事。

更严重的事情是，这种政治分裂跟族群边界有所重合。在2013年，盖洛普机构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内部种族是多元化的，而共和党则主要由白人构成（见图3）。

从图3上，我们可以看出，白人占共和党的近九成，而民主党中白人与少数族裔之比为六比四。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做出的另一份报告显示，这种构成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为什么说这种情况后果更严重呢？

如果福山认为美国之患在身份/认同无尽分裂的话，他似乎仍然小瞧了认同政治的可能破坏力。原因在于这些分裂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也存在着彼此重合/强化的情况。如果这些宗教、文化与社会身份同族群身份有所重叠，那就会出现某种强化分裂，制造出某种真正的民族冲突（而众所周知，民族冲突是最麻烦、最难以妥善解决的一种政治冲突）。宗教保守的白人群体同更自由、多元的左翼社群的冲突，是一个危险的先兆（福山有所暗示，但没有明确说出的是，不少美国右翼已经显现出某种“白人民族主义”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的美国可以引以为戒的应该是19世纪末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福山在书中也以它为反面教训）。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谈起哈布斯堡帝国，通常都会指出，其实在19世纪中晚期的时候这个帝国形势还不错，谈不上是什么“各民族的监狱”，倒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建立了某种自由宪政体系，得到了全国绝大部分人的效忠与认同。在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说道，“命运使我们这个边区的农民家庭成了奥地利人。我们要永远地做奥地利人。”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声。

对一个帝国来说，挑战最大的永远不是边缘地方的分裂主义，而是主体人群的封闭心态。幸运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帝国中的德意志人都没有显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归化为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在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别的时候，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发展问题，而不是种族特性问题。这样就为这个帝国输入了相当的宽容与灵活性。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的时候，哈布斯堡帝国在各方面的发展使得社会分歧也在显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艾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Roshwald）所指出的：“整个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平均：它对双重君主制的各个地区、民族和社会阶层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商业农业的发展让波兰人/马扎尔人地主与乌克兰/斯洛伐克小农户冲突频频，工业进步让捷克工人同德意志工厂主之间争斗不断。帝国当时执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在推动不同语言群体的隔离/自治，从而也促进了当时各人群以族群边界政治动员起来，要求社会与经济上的利益。

其他族群的政治动员反过来也促使帝国里的德意志人发现了自己的“德意志性”，他们日益把自己看作是“失去国家的人”。当时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舍内雷尔（GeorgRittervonSch觟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谓的《林茨纲领》，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将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帝国议会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议员跟他一样，每听到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帝的家族）的名称时就欢呼叫好。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开始以血缘来区分内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犹太人虽然有很强的奥地利认同，但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对德意志人构成了很强的竞争）。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维也纳，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Lueger，1844-1910）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揉为一团。而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维也纳，他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埃格尔，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也患上了同样的“哈布斯堡病”。同样是社会发展中多元认同的繁衍导致了各种冲突，同样是文化议题纷争与民族主义相伴而行，同样是“减法”盛行、“怨恨”四起。虽然美国的病症无疑轻微的多，但这个可能的前景仍然是足以令人警醒的。

三

正如福山所言，身份/认同政治是人类心灵之需，但从政治协商、妥协与交流的角度上讲，却是一场麻烦乃至噩梦。怎么解决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福山最后开出的药方是“普遍承认”四字（即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老实说，这个药方过于理想化了，因为有的时候构成一个人/群体认同基础的东西就是跟其他人/群体有根本冲突，无法兼顾。

幸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族群政治可以被看做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特殊子门类，那么在该领域的学者已经有一些初步意见与方案，可资借鉴。

有些学者，如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Lijphart），认为应该采取“安全换忠诚”的方式来解决族群间的可能冲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多元化是一个政治现实，靠“同化”来化众为一在道德上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就要承认现实，给各族群以相应的承认，让它们自治（从而将它们隔离起来），同时在中央政府采取联合政府的方式，政策的出台与执行要讲共识，以及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要考虑配额制。

另外一些学者，如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则认为，族群冲突是非理性的，跟普通的政治冲突有根本差别（族群不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团体忠诚纽带，而且其目的是更高的社会地位而非仅仅只是更多的资源）。换句话说，族群政治往往是零和博弈。既然如此，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稀释和化解族群认同。通过强调族群内冲突、鼓励族群间合作，鼓励各族群因各种其他因素而结盟，从而引导个人向更具建设性的忠诚方向转变。

这两种思路/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各有实验，也各有成败。前一种思路/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分割，这会导致某一族群的政治精英对吸引其他族群的选民不感兴趣，因此存在着固化社会分裂的可能。同时，由于此分割的存在，也许会有政治领导人刻意制造族群争端，以便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外，由于该思路/模式极端重视共识，假如一个国家由很多族群构成，那么可想而知，其政府施政效率恐怕是会比较低下的，其政治制度也会倾向于僵化。而后一种思路/模式的问题是，要找到合适的合作点其实是千难万难的，很有可能高不成低不就，同时也容易堕落成一种同化手段。

好，让我们回到认同政治这个话题与美国的现实上，福山提出的解决思路更接近于后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人们的交流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国家认同，以“大我”冲淡“小我”。此处的问题是，这个“大我”的文化根基是什么呢，以谁为主体？福山提出，以去种族化、宗教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作为认同统合的基础，但真能做到这点吗？我暂且存疑。

（因版面有限，省略了文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