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对世界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一是战争，二是贸易。战争，用的是帝国尺度，以马力来计算帝国的生存空间；贸易，用的是文明尺度，或以丝绸、瓷器作为文明样式。

蒙元帝国的尺度有多大？从中国长江出海口到欧洲多瑙河流域，都被蒙元帝国以马力尺度化了，在得马力者得天下的古代世界，马力所及便是帝国的范围。除了蒙古马的马力，还有宋人的帆船和伊斯兰骆驼，也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前者缔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蒙元大帝国，那么后两者则以贸易维系着国际化的民生。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来中国，一越过地中海，就进入蒙古马的马力控制的地界，从西亚经由中亚，长途跋涉来到东亚，这一路，都是骑着伊斯兰骆驼来的。可他返回时，因为陆路干戈四起，战火不断，所以，转从元大都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由苏州、杭州等地，往东南沿海泉州港，乘宋帆渡海而归。

一个中世纪帝国，竟然同时拥有了这三大文明的战力及运力。这是多么难得！须知汉唐通西域，短缺岂止马力？还有驼力。

汉将李广利兵行费尔干纳，运力靠牛来解决，在斯坦因发现的吐鲁番唐马城里，很少人提骆驼，说起来也是贡品，未能形成生产力，更未作为战略资源投入。蒙元帝国自产蒙古马，拥有无敌于天下的马力，作为战略动力是足够了，但于战略耐力方面，尚需驼力支撑，形成战略资源的驼力，蒙元取自伊斯兰世界，而制海权则取自宋帆船。

像这样横跨欧亚、海陆通吃的特大型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有人以地理形态给它命名，称它为“草原帝国”，其范围有多大？法国人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指出，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有一个沿欧亚大陆中部北方伸展的辽阔地带，就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北缘穿过，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

但蒙元帝国比这个草原帝国还要大，它的长弓强弩往西射，直射到东欧草原，才成了强弩之末；它的铁骑南下，踏破东南沿海，除了日本，把整个东亚都控制了。如果说草原帝国的代表是成吉思汗，那么蒙元帝国的代表则是忽必烈，二者的区别在于，成吉思汗纵横大漠，所向无敌，但是“只知弯弓射大雕”，而忽必烈却懂得书院重要；如果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底色还是草原帝国游牧文化，那么忽必烈已转向农牧混合型文化。

榆林塞外，至今保留了历史上那样一条著名的农牧分界线，随随便便的就立了若干木桩，扎了一溜栏杆，作为农牧分界的标志横在那里。

沿着草原帝国的历史老路，跟着匈奴人往前走，成吉思汗的前面还有个阿提拉，若就草原帝国而言，蒙古人未必就比匈奴人更伟大，成吉思汗未必就能胜过阿提拉，真正使蒙古人伟大起来的，是蒙元帝国，是打破了农牧分界线的农牧混合型文化。

最近，有一项考古研究，证明了蒙元时期的农牧混合型文化。过去，人们对于蒙古未有集约化农业却拥有密集人口，并表现出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感到疑惑，于是，有人对古代蒙古人的饮食结构作了分析，发现早期蒙古人饮食以肉奶为主，后来小米食量增加，饮食趋于多样化，说明蒙古完成了农牧混合转化。

有人说，小米支撑了蒙元帝国。经研究发现，古代蒙古人食用了大量以小米为主的食物，尤其帝国中心及其附近地带的人，食之尤甚。有一种食物，人称“蒙古炒米”，蒙语曰“蒙古勒巴达”，以蒸、炒、碾等工序对小米加工，再伴以酸奶、白糖，以之为牧民早餐，外出放牧则随身携带，午时，煮奶茶泡炒米，极为方便，故蒙谚有“暖穿皮子，饱吃糜子”，不仅为牧民日用之必备食物，且为蒙古军队行军备战之最佳食品。

“蒙古炒米”，可以说是农牧混合型饮食文化的产物，是与耕战合一、牧战合一的国家战略配套的，其战略价值，一句“小米加步枪”就足以表达了。不过，对于蒙元帝国，则应说是“小米加骑射”。正是农牧合一的“小米加骑射”，缔造了蒙元帝国。

中国是小米的原始产地，最早出现在八千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里，盛产于农牧分界线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地，据说，小米要黄河水浇灌的才好吃，所以，大都分布在黄河流域，游牧民族一旦控制了农牧分界线，尤其是河套地区，就拥有了小米。

蒙古人有了小米，就具备了草原帝国向农业帝国转化的能力，正是这两种类型的帝国的合力——战略化的流动性与组织性相结合，推动着蒙元帝国的兴起。

一个游牧民族以一种游牧文化缔造一个草原帝国，这其实不算什么，匈奴人这样做过，突厥人也做过，连契丹人也这样做了。在中国北部——长城以北游击的游牧民族，但凡能入主中原的，都被同化了，不能入主的，不愿被同化的，都往西边去了。那些往西边去的，基本上都能发展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草原帝国。而被同化的，也就打着文化中国旗帜，同原来的王朝中国争正统。

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南北朝，一种是游牧族入主中原之前以长城为界形成的南北朝，还有就是入主中原以后以江淮为界的出现的南北朝。所以，南北朝之争，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在农牧分界线上站稳脚跟，然后，越长城，度阴山，逐鹿中原；第二步，立国于中原，用兵于江淮之间，进行王朝中国的统一战争。能将这两步进行到底的，满清以前，唯有蒙元。第一步蒙人灭了金人，是由窝阔台发动的，第二步是元灭宋，是由忽必烈完成的。

中国文明有两大奇迹，有长城，万里不动，还有运河，千里奔流。

蒙元帝国对于长城是敌视的，因为长城的作用，就是限制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并且作为对游牧民族的歧视性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标志而蜿蜒耸立，所以被毁弃。

对于运河，蒙元则情有独钟，立国大都，扎根江南，欲以江南财赋为支撑，故使运河改道，北上至元大都，京杭大运河便由此而生，南来北往者，皆为财源。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长城早已被游牧民族干趴下了，所以，《马可·波罗游记》里也就没有提到，有人以此便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所见的长城，其实都是明长城的遗产，马可·波罗当然没有见过。可运河他是亲身经历过的，他目睹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富庶，为之惊叹不已，其故土威尼斯之于欧洲，虽堪称繁花之都，可以作为城市文明桂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但若与运河两岸城市尤其是苏、杭比起来，它就显得不那么成熟，有点小巫见大巫。

宋元时期的中国，还真是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大巫，不但远迈汉、唐，使欧洲无以匹敌，让阿拉伯相形见绌，就连后来的明、清两代，也都难以企及。就文明的广度而言，元是大巫，硕大无比，就文明的高度而言，宋为顶峰，但宋已到了农业文明增长的极限，一个熟透了的文明的果实，却不知从哪儿去寻找新增长点，因而堕入危机边缘。

新的增长点，并非如蒙元那样仅把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相加，一味做大做强，做成农牧混合型文明，而是要从文明的横盘整理中走出来，找到一个突破口。

由此突破口起跳，打开文明上升的通道，把握文明转型的转折点。而中国文明已陶醉在自己的成熟里，如千里蚁穴般防范着突破口。

但此时的欧洲，正相反，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马可·波罗一行到中国来，他不知不觉的也在寻求，当他把中国的文明样式带到欧洲，呈现在基督教文明跟前，欧洲就找到了重商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突破口——到中国去！于是，中国成为欧洲远大目标。

大航海从此起航，地理大发现始于对中国的追求……如果说古希腊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古典目标，那么宋元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则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现实追求。不光重商主义要到中国去，还有人文主义者也在呼喊：到中国去！

马可·波罗是基督徒，他来到中国，从基督教世界以外，用一个基督徒的眼睛，看到了一种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新型的城市文明，他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文主义学者，不知道该怎样为亲眼所见的文明样式命名，他在《游记》里，甚至称南宋为“蛮子国”，称江南为“蛮子省”，这显然是用了蒙古人的口吻，正如南方人称蒙古人为“鞑子”。

南蛮子和北鞑子，这样的说法，都带有歧视，不能用来给宋元时期的文明命名，当马可·波罗以口授和笔录方式，将中国文明的样式呈现给欧洲人时，使得笃信基督教的欧洲人不得不相信，在基督教文明之外，有一种不一样的文明存在，它在提醒欧洲人，文明不是一神，不能强调唯一性。但也有人对中国文明表示怀疑，问：中国在哪里？

这一问，问出了两面性，一面是现代性，还有一面就是古典性。

宋元文明样式，呈现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就如同欧美之于今日。以宋元文明为镜，欧洲人似乎看到了古希腊人的影子，这不仅因为希腊化世界因素，在宋元文明中广泛存在，更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本质同宋元文明一样，充满了人文思想，宋元理学与古希腊哲学，都属于人文思想的学术范式，宋元艺术和古希腊艺术也都属于人文思想的艺术形式。还有，古希腊属于航海民族，宋元也向航海发展，古希腊自西向东出了个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帝国，宋元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了世界性的蒙元帝国。

眺望宋元文明，欧洲人也许就联想到古希腊，宋元文明的启示，也许就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契机，而寻找中国，可能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原始动力。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农耕文明的十分精细的消费文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到这一步，便可见增长的极限，要进一步，那就只能跟游牧文明结合，形成农牧混合型的经济。混合的过程，本该由市场经济的交换活动来完成，但由于国家参与，战争在所难免，宋、辽、金、元反复融合，充满了血与火，最终，统一于蒙元帝国。

如果说宋代农耕文明已登峰造极，且无以复加，那么蒙元农牧混合也臻于极限。但这两者相加，只是一个平面扩张，仅为量的增长，未有质的突破。

一旦蒙元帝国崩溃，农牧混合型文明的扩张也随之衰退，到明朝时，文明虽未倒挂，却已受损，高度有损于宋，广度未及于元，而西方文明，则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一浪接着一浪涌向中国，终于突破农业文明的极限，进入工业化时代。

马可·波罗之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中国也在复兴中。

比较一下那时中国与欧洲，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世界文明样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中国有明一代，继宋元复兴的明朝，其陆疆已与草原帝国脱钩，而海疆，也被海禁了。期间，虽然有过郑和下西洋，但那是欲以制海权同帖木儿帝国相抗衡，一旦帖木儿帝国解体，下西洋也就停止了，当欧洲人扬帆东来时，那些自宋元以来就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出海人，在明朝的海禁中，早已变成了倭寇。

欧洲人却找到了文明的突破口，一个接着一个，驶往中国来了。最先到来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接着便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明朝一如南宋，南宋曾牵制蒙元挽救过欧洲，明朝也牵制住了要攻击欧洲的帖木儿帝国，正如当年窝阔台死于南征巴蜀，帖木儿也死于东征明朝途中，这就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留出了时间和空间，中国人曾两次不经意地拯救了欧洲。

蒙古人两次兵临欧洲，都是浅尝辄止，未果而还，那是因为它把重心放在了中国。试想一下，如果蒙古人两次入侵，有一次能够成功，我们就很难想象欧洲还会有什么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承受了草原帝国的一次次冲击，欧洲人才有了闲暇和富裕来从事科学与文艺，研究国体与个体，并赋予国家以民族民主的样式。

有明之初，承担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西北边疆的草原帝国的压力，一是来自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压力，倭寇稍息了，西方列强又扬帆东来，帖木儿的草原帝国垮了，俄罗斯帝国又席卷草原而来，这两大压力，终于压垮了中国的明清两代。可压力下，文化中国还在发展着，开始了与西洋思想的共和。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