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进取

刘刚2020-07-10 23:04

刘刚

书院,是开放社会的标志,是思想者的家园。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从书院里可以听到思想的述说。

在《中国书院史》里,作者邓洪波描述了有宋一代书院分布的情况,宋有书院720所,分布在今日中国19个省区,南到海南、香港,北到河北。其时,书院可以分作三个人文地理带,一是黄河流域书院带,约有30余所,以河南为中心,著名者有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二是长江流域书院带,约有500余所,尤以江南为盛,以庐山为中心,形成东西向与南北向相交的书院十字架地带。往东,从庐山到会稽山,形成了陆王心学的思想山川。往西,地接衡庐,由程朱理学一贯三,把庐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衡山石鼓书院连接起来,开辟出内圣外王的思想路线。向南,从庐山往庐陵,从白鹿洞书院到白鹭洲书院,这一线造就了隐士与烈士的精神家园;三是岭南及沿海书院带,约有100多所,以闽、粤为重点,为近代化的到来预留了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中国书院主要在江南,以江西为中心,向全国发展。

滚滚财源入赣鄱

但凡书院中心,必有三多:钱多,书多,读书人多。而此三多处,除为当时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亦必为一人文地理枢纽。唐代王勃言江西水利,“襟三江而带五湖”,意其位于江南,襟带长江,连东吴出东海,西涉湘鄂,可入川滇。尚未言其内有赣江,从岭南到江南,沟通珠江和长江,顺势而北,可直抵中原。由此而南,则出河源下南海;而下一句“控蛮荆而引瓯越”,则言江西之地利。其北控荆楚,南引瓯越,东南向出武夷而入闽境,南向过梅关而临粤海,于闽粤两地,皆有通道入海。

更何况宋代基本国策,是向北防御往南发展,从河北到河南,从河南到江南,从江南到岭南,从岭南下海,开拓海疆。由打通西域丝路,转向开发西洋瓷路,在这个战略转型中,江西,以其江南枢纽之地位,连接河南和岭南,沟通江河与湖海。

当时的通商口岸,有广州和泉州。海货上岸,多走江西,由赣江北上,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转入运河,北上至汴河,就到了汴梁。产品外销,也是走运河-长江-赣江一线,过岭南后出口,太湖流域的丝,鄱阳湖流域的瓷,行销世界各地。尤其瓷,后来居上取代丝,成为了“中国”代名词——China。

试以景德镇瓷业为例。景德镇被庐山、黄山和三清山环抱,以道教说法,那便是个洞天福地。对于外来者有一定的区隔与屏蔽作用,历代战火,无及于此。

可由内而外也很通畅,不仅内地走江湖,能“财源茂盛达三江”,其于国际贸易亦能“生意兴隆通四海”。有人统计了景德镇的瓷器出海线路,计有六条。这六条都从昌江出海,其中,四条出南海,两条出东海。出南海的,一条走赣江出海,另有三条走抚河出海。出东海的,一条从长江下游出海,另一条从新安江出发,往钱塘江出海。

巨额贸易顺差,使赣江、抚河成为黄金水道,滚滚财源顺着江河,流入赣鄱大地。王安石就在贸易顺差里长大,还在11世纪,他就从中嗅到了重商主义,书院也跟着贸易顺差,一个接着一个兴起。不说别的,就一个产品——瓷,养了江西多少进士?

当然还有书院,朱熹从庐山到武夷山,走的应该就是抚河一线。他走下山来,走向海边,走到福州、漳州、泉州,走出一条连山通海的书院路线,把书院从山林湖畔,办到沿海岸边。朱熹一生开办、修复、主讲了70所书院,最重要的书院有两所,那就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虽然早在他以前两书院就已存在,但直到他出现,才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标杆。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和白鹿洞书院的朱陆会讲,开启了思想共和的新纪元,尤其在白鹿洞书院,朱熹立学规,明宗旨,定制度,形成了思想共和纲领和学术开放原则。

北土中国书院花

朱子至死,有一心愿未了,他多想率领一支书院新军,以学术开放为矛,思想共和为盾,代表文化中国出征,以书院的形式北伐,从江南到江北,从淮南到河南,从河南到河北,从大河上下到长城内外,像岳飞“还我河山”那样,“还我文化的江山”。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等到宋理宗为他“平反”时,北方的蒙元亦已认同了朱熹。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一个响应他办书院的,竟然是大漠天骄窝阔台。

大汗有一名汉人养子,名叫杨惟中,是蒙人灭金时窝阔台收养的孤儿,长大后,被窝阔台重用,史载他“知读书,有谋略”,大概也受到了王子般的教育。大漠里竟然出了一个读书人,那人必定是一粒天生的读书种子。

读书的种子既已问世,就要有文化的江山供他生根、发芽、开花。

他要将自己播种在哪里?他是北人,所以首先想到中原,中原有伊洛之学。接着便想到了江南,因为文化的正统性已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伊洛之学在江南发展为朱子之学,代表伊洛之学的嵩阳书院,在江南发展为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因此,他要在北土中国也开一朵书院之花,一朵像岳麓和白鹿洞那样的书院之花。在燕京,他相遇了另一位中原人士,那人名叫姚枢,两人一见相知,遂共图文化中国复兴之大举。

刚好皇子阔出用兵,南下中原,杨惟中受命,随军行中书省事。此次南下,他一身二任,一任在王朝,他要助北蒙统一中国;一任在文化,他要以书院的形式复兴文化中国。他认为,书院传道继学,当如岳麓白鹿,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

此行,姚枢于刀兵水火中救了宋儒赵复,据《宋元学案》,元师伐宋,屠德安今湖北安陆,姚枢奉诏求儒、道、释、医、卜者,适逢赵复被俘,“枢与之言,奇之。但复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沉。枢觉而追之,在积尸间,见复解发脱屦,呼天而泣,枢挽之出。”当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方,姚枢正协助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敦颐祠,选取二程、朱熹遗书八千余卷,有请赵复讲授。姚枢“首受其学”,从学者达百人,从此,理学复兴于北蒙。

赵复又本照伏羲、神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回、孟子所以垂世立教,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且列书目于后,由此程、朱之学在北蒙广为传播。赵复曾被元世祖召见,世祖问“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答曰“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义之,也就不勉强他了。

黄百家说,北方久为异域,与中国声教不通,自赵江汉(赵复),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父亲的未竟之业和未了之志,由他来继承,黄氏父子同处于明清之际,其际遇与宋元更替,何其相似!总之,要重启书院,留住文化的根,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文明。

中国思想者,文明“未亡人”,以思想的传播和书院的拓展,收复国土和国权。蒙元重武轻文,其于武力方面,对汉人管控甚严,连每家每户的菜刀都要管。在文化方面,则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最好让汉人都入书院,在读书中而非马背上,度过一生。而这正中“未亡人”下怀,于是,大办书院,开辟了一条新的思想战线。

蒙元对此反而网开一面,欲使汉人尽入书院彀中,纳入他们的文治安排,在文化中趋于文弱,蒙元贵族起于牧武,不解耕读,因而认为文弱可以欺负。文何至于弱?此乃蒙元大错觉。当《正气歌》传入北土,当程朱理学君临北国,重新唤醒了北人的中国意识。自从南宋秦桧与金人定了个“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和约以来,断了北人南归的路,北人就不得不与南人分开而被“去中国化”了。

蒙元王朝谋正统

蒙元统一中国,都道是武力取胜,然而,都未深究其所以然。也没问一声:何以窝阔台与蒙哥汗皆败,而元世祖忽必烈能成?

个中缘由,在于忽必烈完成了转型,将蒙宋两国战争,转变为中国内部的南北朝战争,而忽必烈本人,也从蒙古大汗向中国皇帝转化了,使北蒙对南宋战争,具有了中国历史的争正统的性质,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用北人打南人。

百年之后的北人,虽与南人同属一个中国,但相去已久,分隔已深,且已奉蒙元为正统,故其欲以北朝自居,而与南宋争天下之心常在,跃跃而欲试矣。他们参与到宋元战争中来,将战争纳入了中国历史传统。

元朝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说是北人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功,它使得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宋元之战,不再是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那样的战争,而是变成了中国内部的南北朝战争,蒙元与北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其胜利之本。

南宋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失去了北人。当宋元联手灭金时,宋本已趁机收复中原,但似乎并未得到中原民众的响应,蒙元一反攻,宋师就退回了南方,从此,开启了宋元四十年战争。战争进行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窝阔台时期;第二阶段,是蒙哥时期;第三阶段,是忽必烈时期。前两个时期还是大汗制,到了第三阶段,就开始了从大汗向皇帝转移。

大汗与皇帝不一样,主要是权力的来源不一样,虽然都是家天下,但大汗产生是通过部落式的家族民主制议会——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产生,帝国则采取兄弟共和的联邦形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都是这么产生的。到忽必烈时,他因常在漠南汉地经营,受了儒术影响,便自称大汗,由于未经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干脆改称皇帝。

而皇帝与大汉不同,大汗由选举产生,皇帝则以世袭制。大汗制采取联邦共和,皇帝则以君主专制。忽里勒台大会因而解体,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和统一大漠之间作了取舍,他选择了做皇帝统一中国,故其生前和死后,都未能在整个大漠行使最高的统治权力,亦不被四大汗国认可为“大蒙古国大汗”。直到元成宗时,经过铁坚古山一战,元朝得胜,乘势与四大汗国达成和议,四大汗国从此承认元朝皇帝世袭“大蒙古国大汗”称号。

为统一中国,忽必烈改制,把大汗改成皇帝。大汗要选举产生,皇帝则可以世袭,哪个帝王经得起这样的诱惑?所以,他把政治中心从大漠向中国转移,宁可不做蒙古大汗,也要做中国皇帝。为了当皇帝,他可以改国号,接受中国儒士建议,改国号为“元”。

胡人对“元”字有独钟,还在隋唐以前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就有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让鲜卑人改用汉家姓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为元,而蒙人则以国号为元。

历朝历代,本来都是以自己在王朝中国里的出身为本朝国号的。汉朝是以汉王出身,唐朝以唐国公出身,宋朝在宋州起家,唯有元朝,在王朝中国里没有来历,但它却有着文化中国的依据,它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之元,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使它进入了中国历史传统,又从历史传统中,获得了王朝中国的北朝身份。

有了北朝身份,它就能争取北人支持。宋元对峙,势均力敌,谁能得到北人支持,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窝阔台和蒙哥时期,元朝未立,故宋元之战难有结局,蒙哥合州一战,甚至命丧汉地。到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兴起,才从国力上对南宋形成压倒优势——蒙人加北人大于南人,而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才有的奇观:文化中国北上与王朝中国南下。

蒙元没有王朝中国出身,故亟需文化中国确认。还在南宋灭亡之前,朱子就被北方士人拥戴,朱子之学就被蒙元王朝定于一尊,连朱子在南宋的悲惨遭遇,也成了蒙元声讨南宋并南下征伐的理由。于是,书院北上,蒙元南下,如此南来北往,中国就统一了,当蒙元恢复科举时,便诏以朱子《四书集注》为准试取士子,把朱子之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熹胜利了,不仅在于王朝中国对他的认同,更在于他的弟子们衍生了一支文化中国的思想大军,用他的思想——理学、以他的书院,北定中原。

蒙元王朝,以理学和书院,确认了它在文化中国的正统性。

今古都输梦一场

北人早已断了南望王师的念想,但他们却看到了王道南来,重现文化中国的景象,而这一切却是蒙元带给他们的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

南下灭宋的张弘范,就是北人。他死后,有人骂他“不是胡儿是汉儿”,就是站在了笼统的宋人立场来看他。其实,自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宋人的范围就缩小到南方去了,北人已不在宋人之列,河北的人归金,河南的人归齐,齐是由金人册封的刘豫政权。所以,把张弘范当作宋人,是文化上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宋张弘范灭宋于此”,那样的反讽毫无意义。

张弘范非宋人,但他却是文化中国人,他对宋朝没有感觉,但对于江南却不能无动于衷,他在《过江》诗中,宛如国殇般吟曰:“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红袍,尽是江南儿女血”,好个“江南儿女血”,都是王朝造的孽!

南下之初,他有《木兰花慢·征南》词一首,曰:“混鱼龙人海,快一夕,起鲲鹏。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闲、生死一毫轻。落日旌旗万马,秋风鼓角连营。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爱铜柱新功,玉兰奇节,特请高缨。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战后,他对战争进行了反思,诗句“十年鞍马是非场,虚名半纸多几张”,已透露出人生的无奈与无聊,他叹曰:“世事莫论量,今古都输梦一场,笑煞名利途上客,干忙!千丈红尘两鬓霜”。北归后,他被身病与心病夹击,殉了王朝中国。被他带到燕京的文天祥,也以一死殉了文化中国。此二人者,可为当时两个中国的代表。他们的死,也都死得其所,张弘范以一死,统一了王朝中国,而文天祥的死,则预告了文化中国的胜利。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