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文  曾被视为港币与金融稳定之基石的联系汇率制度会变吗？它关乎市场诸多预期。

自1983年开始，香港政府一直推行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行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这一切是否会因为政策环境、相关法律制度的变化而相应被改变？

走出“银本位”、“与英镑挂钩”时期，囿于“浮动汇率”时期之历史镜鉴而产生、运行37年的联系汇率制度——经历了1987年“股灾”、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风暴、1994/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诸多挑战与考验，看似仍稳如磐石……

现在，这个利弊皆存的货币制度需要怎样权衡轻重？其“利”在于减少不确性、及投机资本导致的汇率波动；其“弊”则是信用承压，且缺失运用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的能力。

而采取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是香港政府的选择，并非外界的安排，更无须其同意与批准。与之相仿的新加坡、卢森堡、迪拜等国际化城市就提供了相关借鉴价值。

那么，香港的货币制度该“变”还是“不变”？

一

这得从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基本内容与本质说起。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简称“联系汇率制”）。法例规定，从1983年10月17日起，经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授权的发钞银行一律以1美元兑换7.8港元的比价，事先向金管局管理的“外汇基金”缴纳美元，换取等值的港币“负债证明书”后，才能增发港币现钞，所缴纳的美元就成为港币现钞的价值储备物。发钞银行回笼并销毁港币现钞时，金管局会以美元按照1：7.8的规定比价赎回负债证明书并监督银行销毁相应的港币现钞，银行则从外汇基金收回相应的美元。

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后，维护港币与美元稳定的汇率就成为香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资金流入或流出只能允许影响利率而非汇率出现超出允许范围（以7.8为基准，上下各留出0.05个基点的波动区间，即港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允许空间为7.75至7.85）的调整。为了减少利率过度波动，金管局主要通过贴现窗口扩大或收缩资金拆放对利率进行调节。为有效应对国际资本对港币汇率的冲击，金管局于2005年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保护措施：将1美元兑换7.75港元确定为强方兑换保证汇率，即金管局保证在港元对美元转强至7.75时，按此汇率抛售美元兑换港元；将1美元兑换7.85港元确定为弱方兑换保证汇率，金管局保证在港元对美元转弱至7.85时，按此汇率以港元收购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直观看港币应该都是有美元作为支撑的，但实际上主要是港币现钞具有美元储备作为支撑。而在当今社会，现金并不是货币总量的全部，随着银行“记账清算”日益替代“现金清算”，随着社会移动支付的不断发展，全社会货币总量中，现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低于4%），绝大部分货币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来的，这种货币投放主要是建立在债务人能够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的基础上，银行能够保持充足流动性以保证存款人对外支付需要的基础上，但并不是建立在保证这些货币能够完全兑换成外汇的基础上的。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存在，本质上，货币总量越大，现金所占比重越低，香港金管局维持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就会越大。

二

由此，不得不提及的是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之关系。

实施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就意味着香港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更多地受制于美元体系的货币政策，难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宏观调节作用。但考虑到香港主要是发展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重点是发展商品转口与服务贸易，以及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好地融入国际法律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其中，与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建立稳固的联系汇率制，可以大大增强港币的国际认可度和流通性，因此，联系汇率制曾对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后的一定时期可能更为重要。

当然，由于香港经济毕竟不同于美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很大不同，当双方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出现明显偏离时，当国际社会对两种货币的需求发生明显偏离时，要维持这种联系汇率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挑战，需要香港金管局和政府具有很强的美元储备实力、信用背书以及对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监控与管理能力。

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披露，香港现在约有4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香港流通货币（实际是指现金）折合美元数的两倍多，较好地支撑了港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但44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对于超过14万亿港元（约合1.8万亿美元）的货币总量而言，也就只有25%左右，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以港币兑换美元的需求，香港政府和金管局仍然可能面临巨大压力，需要提前与中国大陆央行以及其他国家央行做好美元融资的安排。

但需要明确的是，采取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是香港政府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界的安排，也无须它们的同意与批准。实际上，这种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实施，有利于增强美元和其主权国的国际影响力，对该主权国有益而无害。当然，如果美元主权国能够予以支持（如在香港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上不予限制，在货币互换等方面做出支持的承诺等），就更加有利于这种联系汇率制的实施。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被美元主权国列入制裁名单，其美元收付受到该国控制，这种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也许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

所以，美元主权国可能不会直接谋求切断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其能做的，或是加大对香港一些企业、个人、金融机构乃至政府的制裁，并通过该国控制的美元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如SWIFT）控制被制裁对象的美元收付，直至更广泛地控制美元进出香港，相应削弱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基础。

但考虑到香港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港币发钞行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美元主权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乃至该国政府在香港拥有很大投资和权益，如果美元主权国贸然实施较大范围、较大力度地控制美元进出香港，不仅会对香港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美元主权国本身和很多国家及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包括重挫国家关系乃至全球资产价格；若是，相信届时香港定会得到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全力支持。

所以，除非发生特殊事件，否则，美元主权国也许不会轻易采取强力措施直接冲击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对美元主权国可能采取制裁措施带来的影响，仍需要做出最坏情况的应对准备。

三

其实，联系汇率制并非香港唯一选择。

对香港而言，采取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有利有弊，而且需要非常重要的条件，包括高度开放并积极融入由美元主权国主导的国际法律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但随着香港相关新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欧美等国家对待香港的态度和政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当今世界日益明显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维持港币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将面临何种挑战，其利弊关系可能发生何种变化，是否需要做出根本性调整（改变联系汇率制），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确实需要认真仔细的考虑。

实际上，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并非香港唯一的选择。

比如，与香港类似的新加坡、卢森堡、迪拜等高度开放与国际化的城市国家或政府，就没有选择与美元或欧元等国际货币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是实施独立自主的货币与政策体系，在利率与汇率管理上拥有更大协调运作空间。同在亚洲的新加坡，并未因为实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而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反而使其在国际竞争与货币管理上拥有更强的灵活性，其与港币相比的优势正在逐步增强而不是减弱。

这里还需要看到的是，与黄金或某种外币固定挂钩的做法本身就不符合国家信用货币发展的方向，因此，即使是美元主权国，其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时做出的“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承诺，到1971年也被迫放弃。

所以，无论从应对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以保持香港货币与金融体系稳定考虑，还是从新加坡等国独立自主货币政策的实践效果看，香港可能都有必要认真考虑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何去何从——是否需尽快转化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并且拿出必要的实施方案。

从具体运作上看，也许调整港币与美元固定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很难做到的转变。似乎金融管理局可以承担香港中央银行的职责，并通过改变与发钞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缴存的“外汇基金”转化成为直接归金管局所有的外汇储备（相对货币总量而言，香港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大）。当然，调整与美元的固定挂钩联系汇率制度，转为独立自主的货币与政策体系，需要香港金管局要像新加坡金管局一样，切实增强货币兑换与金融市场的监控以及利率、汇率管控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