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好做梦，从入世到出世都有了，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王艮的“异梦”——救世梦。    图虫创意）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走江湖的心学

心学，从创始人陆九渊、王阳明二人开始，就有着异端气质。

在陆九渊之前，谁问过“尧舜读什么书来”这样的问题？据说，赵抃这样问过王安石，他问道：“如臯、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这都是三代以前传说中的人物。当时，赵是针对与王安石改革建立他的新学发问的。而陆九渊那一问，则问向儒家传统的道统，一问就问到尧舜头上，他们读过什么书？可见陆九渊的质疑，不仅超越孔孟，而且还要绕过周公孔子，直奔尧舜去。王阳明异化得更厉害，你让他以理学的方式去“格物致知”，面对一丛修竹，他没有格出竹子的道德品格，反而居然“格”出一身病来，在他之前，闻所未闻，在他之后，亦无二人，什么叫“格格不入”？这就是。

心学的异端气质，在泰州学派里，更为明显，有人称它为“左派心学”，不知这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也许是以思想路线来分的吧。学派发展，要靠思想路线，中国传统思想，有走仕途和走江湖两条路线，如果以走仕途为“右”，那么走江湖的就是“左派”，所谓“左派心学”，也就是走江湖的心学。但这两条路线，并非必择其一，非左必右，而是可以混搭并行和互补的。

所以，走仕途时，思想上不妨有个江湖的去处，政治上走仕途，不妨碍思想上走江湖，正如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李贽和汤显祖，都是半吊子仕途人物，稍有不顺，便退出仕途，因为他们心中早就有个江湖。

可他们的祖师王艮，却比他们要决绝得多，王艮“周流天下”，但他绝不走仕途，不但自己不走，还不让他的子孙走，他自己不走，还可以说是由于他的盐丁出身所致，不让子孙走，则纯属思想路线的抉择，他没如此要求弟子，却这样要求子孙。不知王艮是否有意，他这样一抉择，便走出了儒学道统，走向了墨家侠学。

儒学走仕途，所以儒生皆为士子；墨学走江湖，故墨者多是侠客。

尽管他的弟子们大都两条腿走路，用一条儒学的腿走仕途，一条墨学的腿走江湖，但他们并未走向与理学名教决裂，而是让墨学那条腿走到名教中来，将墨学中“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侠义精神留在名教里来发扬光大，黄宗羲称墨俠为“赤手搏龙蛇”。

泰州学派好做梦，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从入世到出世都有了，但最有代表性的，用来开宗立派的，还是王艮的“异梦”——救世梦。

救世梦，见于他的《年谱》中，王艮29岁那年某夜，梦见天坠，压在人身，人皆纷纷慌张奔号，惟有他奋臂托天，救出众生。又梦见日月颠倒，星辰失序，他又一奋臂便使日月星辰归位如常。……醒来，他汗如雨下，心塞顿开，从此，他就认定，“万物一体为仁，宇宙在我即心”。

这个梦，气象格局，与王阳明不同，却与九渊相通，陆有诗句众人皆熟，可见其影响。所谓：“昂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先师如此豪迈，能不激发后学“异梦”？王阳明不是做梦，而是在“龙场悟道”，那是在游走于生死边缘之际，于“百死千难”中，孤苦独处时，终于悟到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顿然逆转了宋学儒理路，便有“一点良知”如晨曦闪烁于天际，隐隐约约，被他的理性之眼认出，硬碰硬地撞开了理学之门，开出“致良知”一路，这是一条学院式道路，王艮显然不具有那样理性的力量，他必须借助灵性思维的奇迹，依靠梦想而非思想来实现超越。

中国文化讲入世、出世的多，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皆不过尔尔。可心学中，偏偏就出了个泰州学派，要做救世的梦，梦想的源泉，不在儒道里，而在墨学中。墨子，就是有着救世梦的义士，哪里人民有难，他就往哪里去，在一个“无义战”的世界里，欲以一己之力，令天下“非攻”和平，在一个不平等的礼教社会里，欲以“兼爱”之博爱，追求人类大同。

墨子的思想，就是救世信仰，有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但未形成宗教，却形成了类似宗教的学派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并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防御性武装，他们不仅用逻辑武装了思想，还用兵法和兵器以及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武装了“非攻”的和平主张。这样的学派首领，号称“钜子”，他不光有着一个信众体系，还有着维系墨者团体的法律。

先秦时期，儒、墨皆为显学，风靡当世。法家韩非子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批评儒家说“儒以文乱法”，批评墨家说“侠以武犯禁”，要统统都取缔。后来，法家和儒家，先后被王权采纳，阳儒阴法，为王朝中国当家，而墨家则坚持本来的思想路线，往民间去了。

王艮，天然就是个墨者，墨子与王艮，两人有太多相似，出身相似，学儒相似，开创学派也相似，我们不知王艮是否读过墨子《非命》，但他对于天命的态度，更像是墨子的弟子。拜谒孔庙时，他曾感叹：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一念起时，顿生“我命在天，造命由我”之思，这与墨子一叹“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何其相似！

泰州学派对于墨学的复兴，有四种方式，一是力行的方式，如王艮、颜钧、何心隐等人，只管去做，“不著墨家一字，尽得墨学风流”，宛如墨侠一般；二是思想的方式，如李贽作《墨子批选》，在名教之中，独树墨学一帜，欲以墨学变革名教；三是文艺的方式，如汤显祖作《牡丹亭》，以至情而“明鬼”；四是科学的方式，如徐光启之能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就因为墨辨思维中，早已有了逻辑学的思辨活动造就了科学的认知范式。

《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序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人，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表中录入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18人，以贡士为官者23人，入《明史》者20余人，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分布在江西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东7人，四川3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1人，江苏本土百余人，可见其学传播，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和赣鄱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其中，最激进的，是两个悲剧人物，一个是何心隐，另一即李贽。

用朋友改良社会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第三代传人，他与罗汝芳同为颜钧弟子，能文能武，一身墨侠习气，早年亦曾入仕，为江西乡试第一，可他一旦发现真理，便弃仕途而去。论仕途之决绝，没人比他更为自觉，王艮自绝于仕途，有出身的原因，颜钧没走仕途，为家贫所限，唯有何心隐在仕途上，本可以水到渠成，却被他自动放弃了。

他在选择，是走仕途，到王朝中国去，还是走江湖，到文化的江山去？他跟着老师指引的路线走去，不是士人路线，而是平民路线，走向独立精神的新天地。

李贽最佩服的人就是他，心隐死后，李贽作《何心隐论》，其中就提到他对于名教的革命，说名教五伦，被他革掉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只留下师友一伦可取，因为他认为，前四伦，不是基于血缘，便是出于利害，属于自然而然，也是不得不然，唯独师友一伦，可以自我选择，给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留了取舍的空间，新社会就由此一伦而足够产生。

李贽说，人有五伦，何心隐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师友一伦，以“同志”相称，我们耳熟能详的“同志”，并非今日才有，而是由来已久，以“同志”建构新社会，亦非从现在开始，早在四百年前已经开始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对名教的革命，在名教体制里当然无法实行，那就到民间去，从自家开始，他做了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实验。

李贽说他要突破“孔子之道”的局限，局限在哪里？李贽指出，“孔子之道”有两个难处，一个是家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还有一个，便是私有财产，难在“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克服这两个难处，何心隐决定从自己做起。

他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会”，一个“师友会”，一个“同志会”，他要用这“会”来改造中国，改良社会，于是，借鉴老师颜钧在家乡成立宗族性的“萃和会”的形式，加以扩充，使之从自发性的聚众讲学，变成自觉性的自治组织，这就超越了儒者的界限，向着墨者的方向发展去，本来老师颜钧就有此倾向，他顺势就把这一倾向贯彻到底了。

他在宗族内作“会”，欲以“会”来突破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局限，遂捐其家产，立“聚和堂”——“会”，以经济平等为基础，建立耕读式乡村自治组织。

有人说，那是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空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满现实，想在现有的国家结构以外，通过自治的组织行为，改变其现状，达到其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私有制，那是空想，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完全是空想，而是一度成为现实，或部分成为现实。同样，在宗法社会里搞宗族自治也不是空想，与其说同王朝中国犯冲，也可说是对王朝中国的补充，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序列里，它属于“齐家”范畴，王艮大讲“修身”，何心隐重在“齐家”。

王艮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都二千多年了仍“未有定论”，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是“度量”的意思。

所以，“格物致知”，还有个用什么来“格”的问题，若以国家为“挈矩”来“格”天下，王朝中国就难免用它的“挈矩”——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来“格”人了，这就会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历来被忽略，突然间，被王艮提出来了，他正相反，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这样“格”出来的“国家”，当然就是个人本位的国家，这样“格”出来的“天下”，也就是个体人格的天下了。

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什么最重要？非国家，乃“吾身”。

请注意，他已从陆王心学的“吾心”转向泰州学派的“吾身”，反复强调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

对此，何心隐另有一说法，他说《中庸》言修身，王艮就从“吾身”立论；《大学》说齐家，他就从《中庸》转向《大学》，从“吾身”转向“吾家”。然后以“吾家”为矩，度量天下，以“吾家”为本，聚族而居，化小家为大家，欲以“社会”——“兼相爱，交相利”的经济组织来“齐家”，达到“天下一家”。

这样的追求，虽然是从《中庸》和《大学》的名教出发，但还是突破了理学规定的名教范畴。再加上何心隐于五伦之中，惟重师友一伦，“天地之交”，不在君，也不在父，而在友，友大于君，重于父。

如此看重友谊，在《荷马史诗》里，也曾有过，阿喀琉斯终极一战，不为国家，不为王权，不为财富，只为友谊，可见，他心中，朋友大于国家，高于王权，重于财富，连宙斯都为之感叹：人类终于成熟！因为，君和父的权威，还属于自然法则，而友谊则是人道，超越自然法则，表现出纯粹的人道之爱，人类从此就可以挑战命运的主宰。因为，人类可以超越血缘自然之道，而有友谊之人道。

何心隐不走仕途，君臣一伦，便离他远了，父子、兄弟，也非人自己所能选择，要由血缘来决定，夫妇一伦，也难由己，也得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总之，五伦之中，唯独师友一伦，可以自己选择，能藉以表达自我意识，实现自由意志。如果孟子有知，会不会把他当做墨子信徒，骂他个“无君无父”？

若以师友一伦，建立新社会，那社会，就得“兼相爱，交相利”，就得“尚同”，以“同志”为基础，在志同道合中“齐家”——完成“天下一家”的大业。

心隐不走仕途，回到“吾家”，他在家干什么？李贽说他“不肯治生”，这是针对他自家说的，他“家世饶财”，对于自家生计，李贽说“公独弃置不事”，他把自家全部都捐了出去，搞了一个“会”——“聚和堂”，“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他把一己之家捐了，“齐”了个一族之家，他要把一族之家做大，做成个“天下一家”。

他不为己计，却为国计，不治己生，却治民生，因此，他需要一个组织，叫做“会”，“会”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文化团体，就此而言，还属于自治性的耕读互助合作形式，但他还要关心政治，一涉及政治，情形就变了，就有了会党的嫌疑。

以耕读出仕，为儒学正道，何心隐与仕途决裂，就注定了要走墨学一路，他的“会”，就像先秦墨者团体，具有士农工商全社会的性质，黄宗羲说“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梁汝元者，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梁汝元”，为其原姓名，他为何要改名“何心隐”？

这就跟他搞的“会”——聚和堂有关，因官府加征“皇木银两”税，他聚“会”抗争，被捕入狱，发配贵州，运营了六年的“会”——聚和堂破产，他从流放地逃走，从此行游四方，改姓易名，自称“何心隐”，他究竟有一颗怎样的“心”要“隐”？

有人对他三教九流不分来者不拒的做法表示不满，跑来责备他，他对来者说，万物皆备于我，我还要去挑三拣四去分别好坏吗？哈哈哈，五湖四海来者皆友，看你怎么处！不过，他这样回答，就难免士林与草莽聚“会”，耕读与江湖相“会”了。

中国读书人，儒、墨怎么分？有一分水岭，即仕途。走仕途的，都是儒生，不走仕途的，即使他“言必称孔子”，那也是墨者。平时，墨隐于儒，其表现，多为儒学异端和激进儒者，从走江湖到走上革命之路，“何心隐”，隐的就是这样一条“心路”？

他不走仕途，却积极参与政治，前期扳倒严嵩，后来针对张居正，他都是活跃分子，但他参与的，不是王朝中国里的官场政治，而是文化中国的士林政治，张居正新政，要关闭天下书院，取缔民间讲学，他就针锋相对，天天讲，在讲学中发动士林，打到张居正！这就使他的“会”发生转变，从一个民生的经济组织转向民间的政治组织。

为此，他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必死无疑，打死他就是打死组织。

心隐死了，李贽说他“为道而死”，“重于泰山”，还说“何公布衣之杰，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能量有守恒定律，荣辱也有吗？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