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桂英/文

不羞于使用“希望”这个词

“请让我看看小巷，让我看看火车，请让我看看流浪失业睡在雨中的人，请让我看看这些从前很高的大楼如何变为废墟……一切不过是命运，而你我皆是过客”，这是生于1941年的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在1960年代唱过的歌，时隔多年放在2020年再来聆听，仿如欢唱难以消逝的悲伤。面对时代巨大的不确定与可能的动荡，看饱兴亡的人会冷静接受“一切不过是命运”，但对于恰逢波折之年的人们而言，很难不去反复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关于《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22岁的琼·贝兹作为金的朋友，站在他身边抱着吉他，带领几十万“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们一起唱南方黑人教会传唱的圣歌《我们一定会胜利》。她以天籁般纯净的嗓音唱的这首无惧无畏的歌，此后成为黑人民权运动最重要的歌曲，更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抗议歌曲。群体的愿望与情绪被笼到简洁的句子中，异口同声的传唱就变为道德勇气，给予单个的人以力量与支撑。然而到了2020年，79岁的琼·贝兹已经失去了她标志性的嗓音，苍老与疲倦取代了年轻时的清澈纯净，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已经告别舞台的她再次抱起吉他，在自己家里为人们录下《永远年轻》，“愿你世事洞彻，亦不摒弃光明，愿你不惧风险，永远年轻”。

满头白发的琼·贝兹把年轻作为祝福，送给危机中的陌生人，令人唏嘘。而她的同代人，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最年轻的黑人领袖约翰·刘易斯，在2020年的夏天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的去世得到美国朝野一致的哀悼。自从198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以来，约翰·刘易斯广受赞美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与马丁·路德·金并肩对抗不公，因为他的民权活动家身份，更因他在多年公共服务生涯中坚持正义与平等。他所拥有的道义资源，让他在明显的政治正确中成为披戴荣耀的人。与此同时，春夏之交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仍在扩展，并且从反种族歧视延伸到社会各层面的结构性不公正。马丁·路德·金宣告的梦想，在时与势的变迁中并没有成为众人都认可的稳健现实，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在群体运动的激情中一次次点燃暴力的火焰。当年马丁·路德·金以布道者的口气，将民权运动描述为：“善良的人们奋力反抗邪恶与不公”，但每一次群体运动，不管有如何善良的意志与温柔的信念，总伴随暴动血腥与死亡的阴影。

从历史的时间轴上看，每一代人所生活的时代，都曾是前代人心心念念的未来；每一个曾经的未来变为真实的现世，人们都会发现有些希望仍然难以抵达现实，有些梦想仍然遥不可及。把时间稍微往前调，2018年，琼·贝兹准备以一场巡演告别她近60年的舞台生涯，在巡演中途，她赶回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参加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办的一个纪念集会——2015年6月17日，21岁的白人迪兰·鲁夫（DylannRoof）进入这个教堂枪杀了9位正在参加《圣经》研习的黑人，事后他承认自己是带着挑起种族战争的攻击意图施行屠杀。《华盛顿邮报》以“琼·贝兹的暮光与力量”为题，将伊曼纽尔教堂纪念集会当日唱着《奇异恩典》的琼·贝兹，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琼·贝兹结合起来写，半个世纪过去，琼·贝兹依然是那个传奇的琼·贝兹，而美国已拥有一位黑人总统，但是种族冲突依然存在。

1961年肯尼迪将“平权运动”引入行政命令，从那时起，平权运动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国家政策，而非底层黑人的反抗活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平权运动塑造了一个庞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与精英群体，也把黑人送上了美国总统的位置。虽然像迪兰·鲁夫这样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可以被视为少数，但类似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则是经常出现。记者问琼·贝兹，你的歌声几乎贯穿了平权运动的历史，你是否感到失望？琼·贝兹说，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让希望这个词看起来依然有尊严，让人不羞于使用它。

追随信仰的人

早在1962年，琼·贝兹就已经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无论在文字还是在肖像画上，主流媒体为她塑造的形象，带有宗教人物般悠远古典意味——披着长发怀抱吉他，眼神温柔深沉。她所拥有的纯净清澈的女高音，打破了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把民谣推至严肃保守的人们面前。媒体赞美她是有着天籁之音的女先知，而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中产阶级漂亮干净的孩子，祖辈是虔诚的牧师，父辈是名校大学教授，全家人都是贵格教派的信徒。在大学教育尚属于少部分人的时候，琼·贝兹进入波士顿大学，然后很快为她的音乐放弃大学学业，这种为内心热爱的事物而作出的叛逆选择，也让人喜爱。从小接受的精英教育，独特的艺术美感，对自身所处阶层的反叛，在知识、审美与政治层面汇合为令人瞩目的格调，极大地扩展了她的受众。所以，当琼·贝兹走上街头，她的身影和歌声出现在1960年代关于民权的、反战的、爱与和平的、言论自由的一系列运动中，她所呈现的道德勇气，超然于阶级对立与政治抗争，在复杂局势中凝聚为容易辨识的单纯符号。

虽然后人对琼·贝兹的描述里，最常见的标签是“抗议歌手”“会唱歌的良心”；但正如马丁·路德·金最初的身份是牧师，他进行政治抗议时极大地借力于信仰，琼·贝兹的人生与民权运动的叠合，也源于她对信仰的追随。1956年，15岁的琼·贝兹在贵格会的聚会中听27岁的黑人牧师金的布道，为他所传达的理念深深打动。金以箴言般的口吻谈论权利与自由，谈论如何在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谈论爱能遮蔽很多罪；谈论对恶的憎恶，不应该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应憎恶恶行本身，作恶的人需要怜悯，且仍然值得爱；谈论不公与苦难，以及非暴力主义；谈论黑人的苦难与南方的自由。琼·贝兹听得泪流满面，觉得自己所持有的热切但从未被清晰表达的信仰，有了具体的形状和名称。

1961年琼·贝兹作为民谣新星开始常规巡演，她发现自己任意一场演唱会都没有黑人参加，哪怕她主动给“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打电话发出直接的邀请，她的听众里还是没有黑人，于是她决心直接去南方黑人学校唱歌。1963年春天，她抵达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跟金博士以及他的随从们一起住在加德斯顿旅馆，准备去迈尔斯学院为黑人学生唱歌。在美国民权运动史上，这个春天是一个转折点。从4月3日开始，黑人积极分子在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带领下，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警方则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到5月3日，数以千计的黑人青少年开始加入游行队伍。琼·贝兹在伯明翰迈尔斯学院为黑人唱歌、祈祷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街上，示威的黑人与白人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如潮的摄像头把野蛮的暴力画面送到了全世界面前，其规模和强烈程度震惊了美国人。

伯明翰事件推动南部近200座城市的静坐示威及游行示威，也把金推到了最伟大的黑人领袖的地位，并且驱使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演讲，重述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原则，把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中视为道德问题。历史学家特里·H·安德森在《美国平权运动史》一书中引用过一组民意调查数据，在伯明翰事件和肯尼迪演讲之后，民权被人们列为国家头等要务，替代了外交这个冷战期间常见的领跑者，1963年夏天，85%的白人认为黑人应该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而此前这个数据只有45%。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琼·贝兹反复吟唱《我们终将会胜利》，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黑人致敬。她发行的专辑里，很多内容是高度政治化的，带着浓郁的抗议与呼吁的意志，即便是温柔的福音歌曲，赞颂所有美善的力量，一样在人们心里激起的是与政治运动同行的道德热忱。社会活动家向来都会把政治运动进行道德化诠释，以获得最广泛的道义支持。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之前，美国黑人工会元老级领袖A·菲利普·伦道夫就说：“我们是一场关于工作和自由的大规模道德革命的先锋。”琼·贝兹内心的信仰与外在社会合二为一的时候，也是她声名显赫的时候。幸好她足够天真，时代选择她去担任神话的主角，在历史性时刻用她的歌声挑旺公众激情，她却将其视为自我奖励的一枚奖章，“看到自由升上头顶，在四周回响”。她所理解的自由，是宗教经卷里格言所示的，真理教人得自由，而她相信自己服侍真理所行为义。从她内心深处涌起的对献身永恒真理与更高理想的渴望，使得她在演唱任何激烈的反抗歌曲时，都像是站在永恒的边缘，为人间的苦难与不公祷告。可以说，因为琼·贝兹和她的歌声，极大地浪漫化了1960年代早期的黑人权利斗争。

答案在风中飘

琼·贝兹与马丁·路德·金最有名的同框照片摄于1966年，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她与金并肩而立，一起护送一群黑人小学生进入纯白人学校，金以保护者的姿态守护着前面的黑人小学生，他的手放在孩子的肩上，姿态温柔表情坚定，另外还有很多黑人学生跟在他们身后。人群里，琼·贝兹庄严美丽的脸庞很容易成为观看者视觉的焦点。如果有一个镜头探入历史现场，他们面前是警察，他们周围是各大媒体的摄像头，还有围观的白人，以及犹豫不安的白人小学生。琼·贝兹格外珍爱这张照片，她说在决定与金一起踏上护送之旅前，就想好若因此遇难也欣然接受，她把这一行为视为是坚持信仰所必经的试炼。当然，最终并没有琼·贝兹想象中那种激烈的暴力冲突出现。事实上，在1966年，从国家行政法规层面，黑人群体已经在法律、经济、政治和教育层面获得了官方诸多许诺，《民权法案》与《投票权法案》业已出台，只等一一实施兑现。

约翰逊对当时美国实力的信任有着非理性的热诚，他宣称美国不仅要走向富裕社会，而且走向伟大社会，满足每个人对发展与美善的渴求。约翰逊的良好意图，带来的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结束种族隔离，让黑人享有平等的教育，确保黑人投票权，把黑人收入提高到与白人同等水平，官方在这些层面做出的许诺与努力越多，民权运动却越来越剧烈，在1960年代后半期，更多的许诺带来更多令人困惑的暴力与骚乱。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越南战争走向病态的高潮，黑人民权运动与高校学生运动互相强化，大规模暴力反复出现。一心要追求“伟大社会”的约翰逊在现实面前认败，无心恋战，不寻求连任。

琼·贝兹与黑人民权运动的关系，因着马丁·路德·金的离世，逐渐淡弱下去。她曾用歌声唤醒疲倦沉睡的金，看见过金含泪抱怨无力承受压力，想回退至一个小教堂布道；在跟金并肩走在街上的时候，她看到金一边对着镜头做出观众所期待的严肃的表情，一边告诫贝兹：“不要在摄像机转动的时候说话。”琼·贝兹收藏了这些私人交往的片段，并且始终把金看作是爱与和平的布道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琼·贝兹令人意外地谈论了自己与金的不同，金致力于通过行动把黑人公民纳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她认为社会腐败与不公永远存在，跟肤色和职业无关。少年时的琼·贝兹曾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在于他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人。”她所写的正是她所信的。

我们在琼·贝兹与金的理念分歧里，可以看到她朴素的直觉直接对应着黑人平权运动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分歧。自1964年《平权法案》面世以来，新的民权法案越来越多，几乎隔几年就增加一些对黑人的保护条款，平权运动在美国已经过度制度化，以及高度政治正确，以至于对平等与正义持比较严苛理解的人开始反思，法令矫枉过正，是否从一个不平等走向了另一个不平等？他们提醒人们，特惠待遇实际上赋予了黑人超越平等的特权。更激进的反对者则直接挑明，因为《平权法案》的存在，黑人可以不需要达成其他族裔一样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一样的收获，“延续了种族劣等的印象”。

美国最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亦是反复强调，黑人的出路是通过黑人的自立，而不是政策倾斜，这种表态与琼·贝兹在1968年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复杂的局势中，黑与白的冲突跟社会中其他性质的冲突一样，容易被借力造势而导致更深的分裂与冲突。也许在回答“公正如何是好”时，我们只能借用贝兹曾经的恋人鲍勃·迪伦的歌来回答：答案在风中飘。而当某种公共激情推着我们去呼唤“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时，贝兹的声音是另一种提醒：念及生命，让生命高于一切。高于领土。高于法律。高于利益。高于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