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你的样子

郭娟2020-09-14 13:03

郭娟/文

汪曾祺写小说,一辈子写了一百六七十篇,都是短篇,没有长篇。曾经,他想写长篇,写汉武帝。为此还做了一些准备。《汪曾祺全集》书信卷,收入他写给吴阶平的一封信,是向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咨询相关专业问题——写汉武帝,一定会写司马迁,而且,很可能,在他的构思中,这两人之间的冲突会占到这部长篇小说很大篇幅。秦皇汉武,功业与威风,隔千年犹可感知,网上言论有评:汉武帝比秦始皇更称得上“千古一帝”;司马迁受宫刑,含羞忍辱,著《史记》,光耀千载,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个用刀,一个用笔,一时之较量,也是千秋百代之较量。这冲突,写出来,应该是惊心动魄的吧。

令汪曾祺感兴趣的还有汉武帝的变态心理。写小说,总是要探究人性之幽微。汉武帝赫赫威仪之下,却被宫里四处冒出来的那些诡谲的人偶所惊扰,悬疑丛丛,步步惊心,以致杀钩弋夫人、杀皇子、沙皇孙……这一切,汪曾祺觉得不可思议、有点变态了。——所以他写不出这部长篇也是必然,因为他神经太正常了,他理解不了汉武帝。

不同于刚愎自用、天下人为我役使的帝王思路,汪曾祺自称受儒家影响,而他认知的儒家,精义在于“仁”——仁者爱人。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暖男形象,思想根源在此。他也看不到鲁迅于古久簿子字里行间所看到的“吃人”二字。少年鲁迅在当铺踮起脚尖看人脸色时,汪曾祺在家里当他的“惯宝宝”,自告奋勇上树攀折宝珠梅,乖巧地送到祖母伯母、堂姐小姑们屋里去,或者负着手走在东大街上,东瞧瞧西看看,那些手艺、店铺,让他驻足、流连。生活还不曾给他切身的伤痛。他温和,早慧,善解人意,他不激烈,从小养成的性情,使他追求和谐。他的儒家的理想生活,是曾点式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散淡、诗意、其乐融融的生活,是他的向往。彼时孔子亦言:吾与点也。然而孔子点赞之后,也还得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国、受厄于陈蔡……待到要诛少正卯时,其面目已然模糊不可辨认了。所以汪曾祺的“儒”,只是他自己一团和气的认知。

汪曾祺年青时曾将《复仇》这个题目写了两遍,两篇小说都收入《汪曾祺全集》中,因为情节虽大致相同,叙事及细节却颇有变化,但两篇小说的结尾几乎是一样的——那个从小到大为仇恨所饲养、以复仇为唯一生活目标的少年,背负着母亲嘱托,江湖漂泊、苦苦追寻多年,终于在一个庙里找到仇人,在与之咫尺相见的一瞬间,突然,他放下了手中的剑。之前紧绷着的叙事张力,松弛了,原宥了,释然了,放下了。朵朵莲花开。

但汪曾祺却也没有宗教情绪。他写《受戒》,倒不如说是写无戒的“自由”。在这篇欢畅的小说中,当和尚只是一个职业,头上的戒疤,与俗世的文凭用处相仿;经文也“没什么看头”,和尚念经,直接被汪曾祺搞成了花式念经,像唱戏一样,他还得意地强调一句:“是唱哎!”和尚放焰口,也像是演艺炫技,飞铙接铙,有“犀牛望月”“苏秦背剑”种种花活儿,地藏王菩萨是否欣悦且不说,大姑娘小媳妇孩子们真是看得开心,热热闹闹,生意满满。

汪曾祺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甚至是和尚的生活,甚至是他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画马铃薯图谱,用土农药在墙报上粘制出一副“松鹤图”浮雕壁画、引得附近美院师生来参观……压抑苦闷中仍然找到了这些好玩的事。

好玩,对汪曾祺来说,是家传。他父亲用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秤鸡毛,那是为了制作蜈蚣风筝,蜈蚣两边的脚如果重量不平衡,飞起来要打旋的。玩,也搞得跟科学试验似的。熟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可以一一数出他在小说中写了多少种手艺:锡匠、车匠、铜匠、铁匠、画匠、糊棚匠、挑夫、药铺“刀上”、鸡鸭名家、做“最响的炮仗”的……几乎可以汇成“百工坊”,他对工匠们的“神乎其技”,如对古之“庖丁解牛”“核舟记”“口技”,惊叹、赞美,写入文章,是真的倾心。小说《七里茶坊》的背景是“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住车马店的人要自带口粮——但马棚附近散养的鸡倒是肥大的,因为地上有洒落的喂马的黑豆、高梁——喂马的事,在小说《王全》中更有专门铺陈。《王全》与《羊舍一夕》《看水》这三篇小说,写于60年代初摘下“右派”帽子的小欢喜情绪中,小说中的少年们也是一门心思专研各种技能,是社会主义劳动能手的新人形象了——汪曾祺的热情仍是倾注在这些事上。

汪曾祺的多才多艺,不仅体现在他小说、散文、剧作、旧体诗各文体都有名篇佳作,也与他文章中写到这些技艺、民俗有关,雅的,俗的,他都懂,他又写字、画画、做美食,这些所谓“文章余事”,玩得兴致勃勃。

谈美食,散文写过很多篇,豆腐白菜杨花萝卜,食豆饮水……多为家常菜,却别出心裁搞出一些小创制、小改良,韭菜花也写得风雅,但都是百姓大众菜。小说《金冬心》倒是罗列了一些“非时非地”的山珍海味,因为那是扬州大盐商招待新上任的盐政道大人。这篇讽刺小说写得颇含蓄,汪曾祺绷着一脸“坏笑”,写出了斯文雅人和附庸风雅之人的“俗”,骂人不带脏字。他写那一大篇菜单,念着好似相声《报菜名》大贯口: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高级菜肴”埋伏着汪曾祺的“高级黑”。这篇讽刺金冬心的妙文,也顺便把自己的家常菜反讽了一下——作为宴会上的高雅点缀,金冬心享用着满桌玉盘珍馐,不禁想起自己的文友袁枚写的《随园食谱》,“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令人忍俊不至。

人说汪曾祺“雅”,他自己却“唯求俗可耐”,做的是家常菜,画的多是草花。他不是李白,山海仙游,绝尘出世;他爱逛菜市场,近俗,接地气,倒有几分像杜甫,深尝人间五味。《七里茶坊》这篇小说,沉郁而温暖,似一首质朴感人的杜诗。小说中下放劳动的“我”,带着几位农场工人,趁着冬季农闲,到城里掏公厕积肥。夜住车马店,走南闯北的老乔看他的封面封底都没有了的卷边的《啼笑因缘》,“我”则带了两册《杜工部集》,火炕的炕沿缝隙跑烟,将《杜工部集》的一册的封面熏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那时不仅物质生活贫乏,新华书店里也“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不看书的老刘就盘腿坐着——一年到头劳累,坐着就是休息,农场人请假,就说“我要坐一天”——“我”在感叹:“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小王正为没有攒够娶媳妇的钱而发愁,他问“我”——小说里也姓“汪”——“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小王的困难,由老乔、老汪、老刘凑钱帮他解决了,这孩子就高兴了、活泼起来,毕竟人家姑娘没有提额外要求,只希望要一支钢笔——“这条件提的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这些于艰难时世中忍受、劳作、彼此互助的人们,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支柱”。还有那些坝上人,为了让坝下的“我们”过年时吃上一口肉,于天寒地冻中顶风冒雪赶牛下来——他们如天兵天降,又旋风一样在“我们”酣睡中悄然离去。小说戛然而止。这时方想起小说开头,介绍这个颇具“古意”的名字——七里茶坊,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一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这里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恍然颖悟:这是没能相送的送别曲,一曲深挚感人的离歌,是对荒寒中彼此温暖的情义一唱三叹。这样的相送,可为老杜的“三别”再加一别。

文人不幸文章幸。一辈子扎风筝消磨,倒也实现了曾点式理想,文章却也会是轻飘的吧?其实,汪曾祺是远离政治的。但当了一次右派,又编过“样板戏”,政治的巨手,两次在他背上拍下了掌印——三生有幸,他说,否则一生太平淡了。他又说,丁玲同志的“逆来顺受”太苦涩了,他的表达是“随遇而安”。没有下放劳动的三年底层生活,汪曾祺不会写出《七里茶坊》这样悲欣交集、感人至深的名篇。

生活是悲壮的——他参观半坡遗址时曾这样感慨,那些房屋的遗址、防御野兽的深沟、烧制陶器的残窑、埋葬儿童的瓮棺,祖先用那些完全没有锋刃、几乎是浑圆的石锛劈开了大树……然而陈列室里一枚牙签大小、微扁而极光滑的骨针让他眼睛一亮,他惊叹:针是怎样发明的呢?谁想出在针上刻出个针鼻来的呢?这个人真是一个大发明家,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他说: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磨制一根骨针,想出在骨针上刻个针鼻。——作家汪曾祺的全部创作,也是在磨制一根骨针吧?

90年代某出版社要给他出文集,汪曾祺把自己的文章拢到一起,悲从中来:怎么写得这么少?!几十年的时光都干嘛去了?历史的账也真是不好算。好在,他赶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已是近黄昏”的时候,“梅开二度”,有了一个“夕阳无限好”的结局。与他同为40年代两个新锐小说家的另一位——路翎,却没有这样的幸运,精神失常,才华折损,再也写不出什么了。“犹及回乡听楚声”,这是汪曾祺写给老师沈从文的贺寿诗的起句,端木蕻良看了,大赞“犹及”二字——熬过了“文革”的人们都感受到这样惊心的庆幸吧:一切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让才子汪曾祺再写十几年。虽然,他本该写得更多。

所以,没有长篇,倒算不得遗憾,鲁迅也没有写出计划中的关于杨贵妃的长篇——他去了一趟西安,感觉那里的天空也不是唐朝的天空了,就此没了意兴;而且汪曾祺喜爱的契诃夫也是个短篇圣手。不论鲁迅还是契诃夫,文学史上都是巨大的存在。汪曾祺生前对家人说过,他是能入文学史的,这个自信是有的。

汪曾祺的晚年还是颇为怡然而自得的。在家构思小说,凝神,想象,坐在那个破沙发里“孵蛋”——儿女们这样形容,他自己倒感觉仿佛“独坐幽篁里”,如唐朝诗人王维似的,“弹琴复长啸”,脑海里人物、情节也波涌云聚般激动不宁吧。他写作,亦不忘记晒在阳台上的小平鱼,得翻个身了。“返景入深林,明月松间照”,一看日光西斜,汪曾祺赶紧起身,找围裙,披挂上,去厨房,给家人做晚饭。

晚年,他写过一篇文章:《老年的爱憎》,说他被当作悠闲文学的代表人物,虽不算是冤枉,但他也并不总是悠然,他有沉痛的一面,只不过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的确,《七里茶坊》是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他后来的《郝有才趣事》《唐门三杰》等篇什,其讽刺与抨击,其实是很激烈的。他的“骨针”是精制的,但那是有底子的,是超拔于“悲壮的生活”之上的。然而他的悠闲形象如此令人愉悦,任他急赤白脸地剖白,也少人会、登临意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他已然入了文学史。但他的作品在他身后大热,他却没有想到。今年正逢他的百年诞辰,“汪曾祺热”热度更高,而且看起来还将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