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瞿依贤 9月1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第四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下称《报告》），用全新的数据说明，新冠肺炎疫情掀起的涟漪效应如何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又称“全球目标”）20年来取得的进展陷入停滞。

《报告》提供的全球最新数据显示，几乎在每个指标的衡量下，世界都在倒退。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7%。疫苗覆盖率从84%跌至7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倒退了25年。

此外，根据推测，新冠疫情很可能使过去5年全球在防止疟疾和结核病上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或将导致每十万人中结核病发病人数和每千人中疟疾发病人数上涨6%。

《报告》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应对这一挑战。一个国家为保护本国而忽视其他国家所做的任何尝试都只会延长疫情造成的困境。如果不能保证疫苗的公平分配，那么仅凭开发和生产疫苗并不能快速遏止疫情。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在这份共同撰写的《报告》中呼吁，全世界在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开发上展开合作；以最快的速度生产检测试剂和疫苗；并根据需求而非支付能力公平提供这些工具。

全球健康事业受影响

这份报告从多个维度指出，全球健康事业在多方面受到影响。以疫苗覆盖率为例，它是一个有效衡量卫生系统运转情况的间接指标。

盖茨基金会的数据合作方，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简称IHME）发现，2020年全球疫苗覆盖率正在跌落至1990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在短短25周之内，疫苗覆盖率倒退了25年。

再以结核病为例，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前，已有 300 万结核病“未报告病例”，即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在不知晓自身病情且尚未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将疾病传给他人。《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会进一步增长。为了避免暴露于新冠病毒，人们可能不能或不愿前往医疗机构接受诊断。出于同样的原因，已被诊断患有结核病的人可能也不会去医院接受治疗。

此外，《报告》还指出，由于新冠疫情，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中断意味着艾滋病患者无法得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这将导致更多的死亡和感染（因为得不到治疗的病人的病毒载量更高，更有可能传染给他人）。目前来看，虽然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发生，但一些国家的医疗服务已经是在勉力维持。

一种似乎有效的创新方式是一次性分发数月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一简单方法可以让人们将治疗纳入日常生活，而无需前往已经负担过重的诊所。即使将来疫情得到控制，这也将成为分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更高效的方式。

根据《报告》，全球健康事业受到的影响还表现在热带病方面。

通常来说，15 种被忽视的热带病的发展趋势可以用一条曲线来统一追溯。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方法已不再奏效。每一种疾病都非常不同，需要不同的治疗、预防工具和方案，而此次疫情对每种疾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很多国家每年通过大规模药物管理行动（也被称为“全民服药”）对一些被忽视的热带病进行治疗。但由于担心医疗工作者可能会传播新冠病毒，今年不少国家都推迟了这项行动。对于某些被忽视的热带病来说，这种延迟的影响不大，因为事后再补相对容易。然而，对于更具传染性的那些疾病（譬如沙眼、血吸虫病和内脏利什曼病），大规模药物管理行动的延迟可能会造成感染数量激增。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的一些情况下，此类被忽视的热带病的防控进展过于缓慢。这份《报告》数据建模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进行一年两次或四次的大规模药物管理行动（如沙眼）或检测病例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内脏利什曼病）。

经济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即使各国已经投入了18万亿美元刺激全球经济，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仍将损失12万亿美元，甚至更多。

按全球GDP计算，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倍，上一次如此多国家同时陷入衰退是在1870年。

《报告》指出，在一些国家，用于紧急刺激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能够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做到的。这些国家需要足够富有，可以通过大量借贷和扩大货币供应来筹集数十亿乃至数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不论管理水平如何有效，低收入国家支撑其经济的能力仍有内在制约。平均来说，2000年至2015年之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但那里依然是全世界收入最低的地区。在那里，大多数国家无法筹措到所需资金来将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他们的中央银行也不像欧洲中央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那样拥有许多选择。

在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中，刺激资金平均占到各国GDP总额的22%。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个占比仅仅是3%，而且它们的GDP要低得多。

在这些限制下，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正在通过不断创新的方式应对挑战。包括越南、加纳、尼日利亚、印度、非洲、西非等。

此外，据IHME估算，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短短几个月内上升了7 个百分点，终结了此前20年不间断的进步。疫情在今年就已经使近3700万人跌落至日收入1.9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下。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是日收入3.2美元，自去年以来，已有6800万人跌落至该贫困线以下。

公平分配疫苗

《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开发新疫苗的关键，尤其在早期阶段，是寻找尽可能多的候选疫苗。一些国家已经与制药公司达成协议：一旦某种候选疫苗成功，他们将采购一定数量的疫苗。各国政府的投资有助于加大研发力度、扩大疫苗产能。

但是人们通常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研发工作本身的高风险：处于早期研究阶段的候选疫苗的成功概率只有7%，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候选疫苗的成功率也仅有17%。各国政府把赌注压在了那些最有希望“胜出”的候选疫苗上，但事实是，大部分候选疫苗最终都会失败。而降低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各国共同投资大量的候选疫苗组合。

《目标守卫者报告》认为，相比研发疫苗，生产疫苗所面临的挑战则更加不为人知：一旦发现有效的疫苗，需要尽快生产出数十亿剂疫苗，目前的生产力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此外，如果无法实现新冠疫苗的公平分配，开发和制造疫苗本身并不能快速结束疫情。在押注候选疫苗的政府中，有些会赌赢。但如果政府只将疫苗用于保护本国的人民，那将会继续延长疾病全球大流行的时间，导致更多死亡。

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模型，如果富裕国家购买了前20亿支疫苗，而不是按照全球人口比例分配的话，那么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将几乎翻倍。如果30亿剂新冠疫苗按人口比例分配给所有国家，将能够避免61%的新冠死亡病例；如果50个高收入国家获得了前20亿剂疫苗，则只能避免33%的死亡。

目前，世界应该如何进行协同合作还没有一套精密的设计。但在今年4月，多方共同发起了“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 ，简称ACT Accelerator）的国际合作倡议，这是迄今为止为终止大流行疫情开展的最严肃的一次协同合作。

该倡议下的疫苗支柱有两大主要合作伙伴：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前者拥有9种候选疫苗组合，后者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7.5亿剂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