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

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所讲述的是皇帝巡幸作为一种统治术，在早期清帝国，特别是乾隆皇帝时期被应用的缘由、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被统治者社会对其的反应。作者试图从这个角度切入，以理解征服王朝体制运转的内在逻辑。

巡幸，对于汉地十八省，或者说中国本部(Chinaproper)的居民来说，是他们理论上的祖先周人的遗产，作为圣明君主的统治术，被战国时形成，公认是记录商周以及更早之前美好时代的经典文献，诸如《尚书》《诗经》等所称颂。

然而周人的子嗣，其社会形态自战国时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转变，从部落-封建向郡县-官僚制度演变，形成了两大趋势：

一方面厌倦战国时代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与全民兵役，渴求一种今天称之为文治主义的梦想，减少乃至限制武力的使用，使大多数人能过上和平的生活。在离战国时代不远的汉代儒生看来，圣明的君主应该用礼仪与道德，而不是武力和刑罚统治天下，这很大程度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因为用礼仪、道德规训顺民成本低廉，而战争使普通百姓背上沉重的兵役和赋税，特别是对农耕区以外的蛮族发动战争，既劳师远征所费不菲，对其统治在经济上又不划算。

另一方面，像欧洲15、16世纪那样，频繁的灭国性战争导致整个社会趋向功利主义与理性建构，人们出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将君主各种五花八门的特权和岁入成文化、规范化，结果形成了一个理性的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官僚体制。

而巡幸，既破坏了文治主义廉价统治的梦想，又打乱了官僚制度规范化运转的流程，自然被日益吸纳为帝国官僚的儒生所抵制。这有点类似于佛陀时代的印度人，因为社会形态的骤变，经典里尚武好战嗜血食肉的武士文化被实际上的和平宁静冥思茹素的僧侣文化取代。

但在实现法律儒家化和科举制度的唐宋帝国崩溃以后，顶替鲜卑人、沙陀人，并且更接近早期周人社会形态的北方族群越来越强调自身民族的独特性，而不是像前两者满足于彻底汉化。在世人眼里，季节性巡幸越来越被视为北方蛮族君主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南方普世帝国的官僚统治形成对照，于是作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便有了反映民族性色彩的一面。

特别对于敏感多疑，又重视满洲本位 (本书作者称之为民族-王朝特性)优越性的清朝皇帝，尤其是作者重点论述的乾隆皇帝来说，他既要保护与强化满洲统治集团的特殊性，避免被茫茫人海的被征服者吞没，又要注意分寸，以免破坏帝国的稳定。

然而这种走钢丝的统治技艺显然要求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权术手腕，如果才具平庸，是无法驾驭来历五花八门，并隐隐对立，局势错综复杂的庞大领地的。所以在乾隆皇帝之后，继位的嘉庆皇帝便迅速放弃了乃父的统治策略，不再坚持巡幸，特别是巡幸晚近一千年来一直被视为汉文化腹心的江南地区，尽量避免使人想起被征服历史的痛楚，放开限制与汉人士大夫合作，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传统的汉人皇帝，之后继位的清朝皇帝满洲色彩更是越来越淡薄，到了清朝灭亡的时候，单看外表已经很难分清普通汉人与旗人的区别了。

所以旧清史将之纳入所谓“汉化”的框架里去，只不过对于清代的士大夫来说，“汉”更偏向是一个文化概念。汉与罗马一样，由于统治者族裔变得五花八门，已经无法坚持最基本的民族限定，否则无法自圆其说，导致被迫向普世性发展，使希腊人与日耳曼人也能自称罗马人。是以江南士大夫对满洲的敌视，并不只是血统上的，而是包括对异文化的排异反应，因此当士大夫彻底接受满洲统治之时，也有士大夫自认为已经将异族君主驯化，纳入汉文化-官僚帝国的规范当中这一因素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汉文献对嘉庆皇帝的鼓吹。

至于新清史则让我们意识到嘉庆之前的满洲皇帝非常不乐意放弃自身的民族本位，同时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结论：正是因为乾隆皇帝不愿意彻底顺服汉文化，所以即使清朝统治已超过百年后，江南腹心依旧隐隐敌视满洲人。

而乾隆与嘉庆父子间的断裂，放到世界史上并不稀奇。在欧洲殖民主义输出以前，少数征服者统治广大被征服者，总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导致统治集团陷入内卷化，君主才干日渐平庸，起家的武士集团丧失武力，无力维持统治，于是在一个关键时间点统治者选择“汉化”，与被统治者融为一体，勉强延续一段时间王朝寿命。但被统治者同样缺乏武力，否则就不会被征服，因此免不了被推翻和灭亡的结局。

对于1751年第一次南巡的乾隆皇帝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局面：他的立身之本八旗子弟衰退严重，无法预料是否还有足够的武力征服与统治。他所要巡幸的江南地区是王朝的腹心与税收的泉府，但一直没有被完全平定，即便如今江南士大夫已没有胆量与武力造反，但还是会在诗文里阴阳怪气几句，并引来同侪的共鸣。

乾隆朝的文字狱与顺治康熙朝有所不同，后者是晚明党争的延续，康熙帝愤怒的表示都是奸诈的汉人拿满洲人当枪使。乾隆朝的文字狱，则是真正镇压士大夫的反满情绪，并且大部分没有冤枉，当然这不是说文字狱是正当的。乾隆皇帝非常痛苦和敏感的意识到，江南士大夫对朝廷的敌视是个普遍现象，具体到个人则或多或少罢了。

即便在朝廷最积极的合作者那里，为了荣华富贵我出来当官，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你不是正统，如果有一天真的反清复明，只要不损害我利益我还是会支持的。在下一个一百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满清朝廷最大且最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汉人忠臣曾国藩，也不妨碍他在做朝廷忠臣的同时，刻录再版王夫之等人的文献，撒下晚清排满革命的种子。

而为了论证巡幸的正当性，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巡幸纳入王朝政治的话语中，追忆祖父康熙皇帝巡幸的先例与其赫赫武功。祖孙两人在很多方面很相似，反倒与夹在中间的雍正皇帝大不相类，后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亲阅军事训练并检阅军队的兴趣，这也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故意模仿他心目中的满洲正统的缘故。

与康熙皇帝的意识形态一样，乾隆皇帝认为满洲朝廷是军事勤肃、勤政以及宽仁的典型，巡幸则是最重要的仪式，将民族—王朝的美德遍及整个国家。在他看来，满洲意味着充沛的正直、进取与勇气，而汉人代表着奸诈、腐化和懦弱，否则就不会被征服。乾隆将金、元的灭亡，归罪于末代皇帝不再坚持自己的民族本位，汉化对他来说就是腐化，意味着失去满洲人的美德和武力。

为了降低汉人官僚的抵触，乾隆皇帝苦口婆心地训诫臣子，强调巡幸并不是破坏行政体制运转的恶政，而是对其的有利补充：直隶的吏治、旗人和官员的军纪士气优于外省，难道不是因为皇帝经常巡视的缘故吗？

同时乾隆反复强调，巡幸并不是为了游玩，而是皇帝(比“端居深宫”“好逸而恶劳”的晚明君主)勤于政事，经常监察督促吏治的表现，如果为了游玩，皇帝又不缺乏“御园别馆”。日后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南巡是为了游玩，乾隆特意将皇太后搬了出来，意思是南巡如果有游玩的部分那也只是用来满足太后，是皇帝孝心的体现，一如整个南巡是“法祖”——效法康熙皇帝的大业。

于是在巡幸完被儒家经典推崇的泰山、祖先根基与活力所在的盛京，以及京师附近的北方边疆后，乾隆皇帝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从时间上来说，此时步入皇帝统治的中期，用孔飞力的话说，他正遭遇着一系列的大危机，帝国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各种被压下来的矛盾突然大爆发，使人措手不及，有风雨飘摇之感，包括且不限于：

1748年东巡泰山期间恩爱的结发夫妻孝贤皇后暴毙；同一年物价飞涨，百业萧条；1740和1750年代黄河—大运河的水患；1747－1749第一次金川之役和1755－1759的西师；以及围绕备办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种种困难。然而，本书作者讽刺性地指出，乾隆皇帝开始他的南巡，是为了解决而不是加重十八世纪中叶将中央和地方吞没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危机是皇帝南巡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尽管乾隆皇帝不间断的鼓吹满洲人的武德，但自康熙帝起，八旗自负的常胜无敌和纪律严明已经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满洲人军事上不可战胜正是满洲优越汉人的叙事依据。第一次金川之役令人沮丧的表现，验证了皇帝即位伊始便有的模糊认知：京城和各省八旗军队日益萎靡不振，丧失战斗力。

皇帝将之归罪为汉人习俗的侵染，于是试图用巡幸恢复八旗尚武习惯，维护京营和驻防八旗的声誉。作者在本书中用一卷的篇幅讲述南巡的筹备和运作如同一场真正的战争，皇帝试图让八旗子弟习惯军事生活，因此以身作则，禁止满蒙王公乘轿，必须掌握骑马和射箭。是以皇帝总是骑马进入江南城市，并屡屡炫耀自己的箭术。

另一方面，军事上的不利促使皇帝亲自镇抚王朝腹心，确保江南地区的税赋能用来支持边疆的战事，尤其1757年第二次南巡，正是征服北疆准噶尔部和南疆回部，将今天的新疆省纳入版图的“西师”战况焦灼胜负未分的关键时刻。是以皇帝日后回忆，认为在位五十年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为了平定腹心，皇帝既豁免了部分捐税，百般叮嘱下属不得扰民，又挑起被统治者精英间的矛盾，这样仲裁的皇权就能居于优越的位置，使汉人精英牢牢地依附皇权。一方面，皇帝笑纳扬州盐商捐献的巨额资金用于南巡和其他事业，并慷慨赏赐更优渥的贸易条件和荣衔，给与盐商渴望被承认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可以拿来做南巡铺张浪费的替罪羊。

另一方面，尊重士人的传统特权，迎合士人作为地方文化保护人和统筹者的自我形象，减轻地位优越的士人与日俱增的怕被暴发户超越的忧惧。1750年代以来，诗歌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科目，并日益重要，与南巡期间推崇诗歌息息相关。相比令人气恼、渴望被承认是真正士大夫的暴发户相比，江南望族在考试诗歌上有绝对优势，同时新的科目对富裕且教育水平高的江南地区来说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由于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相比通常是官方承包商的商业精英更为独立，因此皇帝在他们身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只要不危害统治，皇帝并不介意迎合士人的自我期许，但前提是必须纳入朝廷的框架里，达到利出一孔的效果，比如对文化领袖沈德潜的拉拢，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意在突出君恩厚重。

很不幸的是，皇帝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至少并没有使臣子接受满洲相对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以及在他的治内接受满洲而不是明朝的正统性，否则孔飞力也没必要著述研究那场发生在1768年知名的“叫魂”案。

1778年，乾隆统治的第四十三个年头，皇帝震惊地发现，自己恩宠的江南士大夫，居然都涉嫌(文字上的)反清逆案，像沈德潜接受皇帝的恩宠和文字上对明朝表达忠心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出于泄愤，沈德潜被剖棺戮尸，而皇帝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绝望和痛苦。他无法接受满洲人统治以来，(他自以为的)历代皇帝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居然都不及出了一大堆混账的明朝皇帝？

皇帝有所不知的是，江南士大夫并不是特别针对清朝皇帝，他们只是讨厌所有没文化的统治者——否则明初也不会涌现一大批元朝遗民，明朝皇帝也非常头痛这批人——但自己又不能做到统治自己。

士大夫的特色是，他们缺乏武力因而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同时因为文化与阶级厌恶武力，于是总是被邪教教主、流民头领、蛮族酋长踩在脚下。由于掌握话语权，他们又瞧不起没文化的征服者，除非统治者愿意被其规训，接受儒家伦理与体制，并使士大夫成为至少第二统治者。

然而用厌恶武力的儒家文化驯化征服者，如果士大夫真的做到，那么这个征服者集团基本上已经失去武力了，并离灭亡不远了，毕竟没有武力又如何建立统治。于是士大夫就像被吊在头上的萝卜诱惑的驴，每当快实现他们的梦想时，头上的统治者就会被新的没文化的征服者取代，而他们只能骂骂咧咧重启这一进程。

尽管意识到汉化等于腐化，但乾隆皇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治下的这群整天阴阳怪气的臣子，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所以也就活该在民间的历史叙事中，被描述成一个只知道游山玩水好大喜功的丑角，反倒不如他那才具平庸但与士大夫合作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