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于是/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译完的《证言》已在上海书展期间面世，引发了多场讨论和广泛关注，作为译者，我也得到了再次品读使女系列的良机，感慨颇多，更加体会到这部作品具有深邃开阔的阐释空间。《证言》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使女的故事》的续作，初版于1985年，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曾被改编为电影、戏剧、歌剧甚至芭蕾舞，2017年火爆开播的电视剧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评论家选择奖，随着美国右翼在女性权益方面推动了一系列倒退式政策，一身红袍白帽的使女成为女权运动示威游行中的标志性符号。这两部作品相隔三十四年，延续了同一个主题，而引人深思的恰恰是这段漫长的间隔——数十年过去了，在1984年写出的《使女的故事》竟像预言一般，应验了2020年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两性问题；续作《证言》勇夺2019年布克奖，昭示了一种光明的未来，那么，这种美好的愿景又将何时实现？

阿特伍德用文字虚构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基列国”，设定在环境污染、生育率骤减的未来时空，多数女性沦为杂役，少数仍具备生育能力的被强迫成为使女，沦为权贵阶层的生育工具。女性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不能读书写字，没有经济和政治权利，服装都是强制性的制服，甚至不许自由出行。《使女的故事》的主人公是奥芙弗雷德，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描述了大主教家庭的生活，和电视剧版本不同的是，小说中的这位使女并非斗士，反而有点虚弱、消极，恰如基列国对所有女性的期望。但无论在书中还是电视剧中，她的母亲都很有存在感，是经历过早期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权益的斗士形象，这位母亲不太欣赏女儿心甘情愿打工、恋爱、生孩子的平凡追求，如果后来她看到女儿竟然毫无抵抗力地当上使女，肯定会极力反对，失望透顶！

事实上，这相当真切地对应了女性主义的历史现状，早期的斗士多半是激烈而叛逆的，为西方女性赢得了参政权、选举权、工作权、乃至穿衣打扮和恋爱生育的自主权，但年轻一代未必都能珍惜这些前辈千辛万苦争来的权利，有些女性反而会认为利用性别优势、沿用传统是一种捷径：如果能依靠男性、家庭就能享受富足和安定，何必自我奋斗呢？这是女性运动中不可忽视、普遍存在的一股逆流，也是小说中这对母女间的罅隙所在。但电视剧版把握到了故事的核心精神——毋宁说是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女性诉求——因而把奥芙弗雷德改造成了不屈不挠的反叛形象，依照原著改编的第一季结束后，改编团队在第二季、第三季中让她屡次接受考验，不断激发她反思，并付诸行动。这是书中未曾得到深化的自我认知的过程，她需要在异常的社会里反思自我的本质，反思人权的构成。

续作《证言》的书名共有三层意义：遗言、遗嘱，《圣经》，证人证词，分别对应了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构建出更宏大、更开阔的时空，披露了基列国倾覆的秘闻，延续了使女系列的“见证者文学”的特质。故事的时间往后推延了十五年，奥芙弗雷德隐入背景，始终和她的命运、乃至所有使女的生存休戚相关的人物——丽迪亚嬷嬷——成为了主角。这个人物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她恰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三性”：老女人，已彻底告别了情爱生育婚姻这些事，将所有心力献给了权力斗争。其次，她又很像格里尔所论述的“女太监”：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确为专制机器的帮凶。透过她的回忆，我们仿佛能目睹耳闻暴政发生时的恐怖场面，掌权者靠暴力制造的恐惧统治了女性，且不说经济和政治权，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卫生纸、干净的水和食物——都被剥夺，女性的臣服无非只是一种求生手段。丽迪亚嬷嬷和奥芙弗雷德一样，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她们留存着开明时代的记忆和智识，并以此为武器反攻道貌岸然的男性专制集团。在此，尤其可见阿特伍德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见。丽迪亚嬷嬷创建了女界，表面上臣服于男性掌权者，实则掌握了最重要的情报，也在不受男性干扰的环境里培养、保护了一小部分年轻女性免受荼毒，接受教育，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坚韧地韬光养晦，以供未来之需。

另外两位主角都是未经世事的少女：艾格尼丝是由基列国教养出来的，妮可是被偷运出基列、在加拿大长大的。丽迪亚嬷嬷、奥芙弗雷德和她们分属“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时代，从而引申出代际传承的隐性主题。正如著名作家托妮·莫里森所说，“叙事是知识得以被组织的途径之一”，她们的故事借由叙述才能流传于世。事实上，叙事可以说是最繁复的一种努力，无论有没有文明，无论用什么语言、什么媒介，叙事化的传承始终存在于代际、种族、国家之间，没有叙事，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历史和现实，更遑论理解和打破偏见。她们的叙述各有意义，都不可替代，因为她们在现实层面分属不同的领域，却都无法坦承真实的想法，然而，将三人的叙述拼贴成的证言却能让我们看清基列国的真相，认识到这段虚构的历史的重要性。

妮可担负了重任，代表了民主自由教育下的健康少女，但不是假大空的脸谱人物，她的胆怯、善良、天真、正义最终融汇成一种生猛的力量，催生出了勇敢。妮可的身边有好些勇敢、正义的男性伙伴，这是让人读来欣慰的。与妮可相比，艾格尼丝的性格更复杂，从小受到基列国的洗脑式教育，但她并不心甘情愿，反而备受困扰，因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只是暴政的工具，只会让每个家庭分崩离析，每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得到幸福。艾格尼丝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能以她的视角看到马大们、年轻女生、准新娘们、嬷嬷们等一众女性的生活实况：她们全都压抑着真正的身心感受，在自我审查、自我保护中如履薄冰，包括宝拉这样的毒辣女人，甚至包括舒拉蜜这样天真又粗鄙的新一代新娘。她们的状态最能映衬出基列是何等畸形——但坦白的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女性间的互相倾轧存在于任何形态的社会，是从属于人性本身的卑劣。但在危机到来时，艾格尼丝的表现更隐忍，更坚韧，这不仅源于个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深思：女界对年轻女性的教育未必都是坏的洗脑，也有美德的传承——美德仍是美德，但不应该用这些美德局限、界定女性的存在价值。

奥芙弗雷德、艾格尼丝和妮可都是普通女性，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实行任何复仇或造反的行动。她们原本也可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阿特伍德用这番创作告诉了广大读者：哪怕在表面的沉默背后，仍会有自知自觉的反思和反叛，这样的潜流始终涌动在母亲和女儿、前辈和晚辈之间。丽迪亚嬷嬷在“前基列时代”就已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在《使女的故事》里，她凭借亦正亦邪的铁腕执行力构建出父权政体里的母系小社会，在《证言》中，她又将一生积攒下的情报托付给晚辈，同时传递出去的还有拨乱反正的决心。这个推翻霸权的故事给我们一种启示，甚至可以说是警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要推翻压迫，必须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必须历经沉默和爆发，民主和自由得来不易，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小说的时空是虚构的，略显遥远，但阿特伍德并没有用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设定——嬷嬷们掌管的阿杜瓦堂并非乌托邦，与基列国持对立政见的加拿大也不是乌托邦，“雅各之子”智囊团及其他男性也并没有享有乌托邦里的特权——事实上，乌托邦和荒诞只有一步之遥，大多数的荒诞都源自于尝试理想中的计划社会：原本说要让生活更美好，后来却偏离了轨道，对完美的渴望反而催生了暴政或笑话。阿特伍德选用的都是最现实的细节，将人物摆在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在《使女的故事》出版后她就曾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她为此做了充沛的功课，搜集了二战集中营、焚书、克格勃、蓄奴制、770法令、在铀矿作苦工的苏联囚犯等历史资料……不言自明的是：这些史实也可能在未来重演。同样，在《证言》中出现的“五月天”反抗组织建立的地下铁道式的救助路线、间谍的惯用手法、掌权阶层内部的肃清和内斗……也显然都有历史原型。历史需要不断被认知，被重新解读，这就是叙事的意义所在。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使女系列的主角都是女性，围绕的是生育问题，但本质矛盾并非男女两性间的斗争，归根结底在于人性之恶，迫使男女两性都成了贪欲和霸权的牺牲品。因而，大部分人都会认同阿特伍德的看法：这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她不想成为任何形式主义的传声器。确实，若仅以性别来定义身份，很容易让人忽视其他形式的压迫，从而篡改了那些压迫的实质。她写过《可以吃的女人》《别名格蕾丝》《珀涅罗珀》等为女性发声的杰作，也写过《女巫的子孙》《疯癫亚当》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她一直致力于探讨所有人类的权益。正如著名评论家毛尖所说，“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文本，也不仅是科幻文本，女性和科幻都是被镶嵌在一个更大的权利关系和广阔世界里。阿特伍德的小说中镶嵌了大量更大、更复杂的叙事，因此如果把女性主义或科幻单纯提取出来推为首要议题，就不准确。”

无论读者如何解读使女系列，都不得不承认：这两本书和衍生影视都绝非类型作品，也无法否认作家的创作初衷具有宏大的人文关怀。这部旷世杰作描绘了三代女性的自我认知、自觉的改造、自发反抗不公正的现实，阿特伍德创造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小宇宙，而非仅仅是女性的独角戏，因为女性的问题也势必折射出男性的问题。女性读者都会关注这部作品，天然地产生共情，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呼吁男性投入这场阅读，得出男性该有的思考，否则，本该基于人性的探讨就将永远偏颇下去，永远在男女两界间处于失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