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本土创新药领军企业君实生物发出问询函，要求就“临床试验不良反应发生率水平”“原研专利独家许可是否符合一般商业逻辑”“公司研发人员的具体构成”等问题进行公开答复。监管层的书面关注让国产创新药再次卷入公共争论。笔者无意对君实生物及其关联方的所有公司业务、研发管线进行任何评论，仅希望以上交所问询为起点，提醒本土创新药更加重视药物疗效、患者安全，并确保新药专利交易更加合规。

2015年以来，随着国务院持续推进新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业界长期诟病的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数据显示，2019年，国产1类创新药的临床申请多达503件，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上述新药如能顺利通过临床试验的“压力测试”将顺利上市——中国创新药产业后劲十足。

然而，表面上欣欣向荣的本土创新药，仍然存在三大“命门”，并被本次上交所问询函一一点到。笔者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临床疗效关。《中国新药》杂志的一篇文章揭示，我国新药靶点的源头创新不足，在研靶点以追随为主；基础研究向应用的转化匮乏等。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上市申请环节，与抗肿瘤药领域一家独大相比，疫情防控工作急缺的抗感染药物、预防性疫苗品种有限，儿童、罕见病等特殊患者的大量临床需求未被满足；体现一国生物药研发“高峰”水平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创新药占比较小。

当风险投资、产业资本纷纷涌向抗肿瘤药物赛道，甚至押宝PD-1、PD-L1（免疫治疗药物类别），扎堆上市的创新药难免被资本“催熟”，为抢占首个（批）上市销售、医院开方、医保谈判而压缩临床试验周期，聘用频繁跳槽、追求涨薪的临床试验人员，引发业界对临床疗效确证性的质疑。由于我国尚未对创新药适用于更精细化的分级管理，当部分创业公司搭上政策与产业便车，将“尖端创新药”的定义从全球首创的“突破性疗法”降格为“疗效与境外原研药对标有优势”，甚至只满足于“在临床试验的理想状态下疗效比得上境外原研药”，“创新”的成色已经被蒙上了阴影。

二是患者安全关。今年，中央巡视组向国家药监局反馈的巡视意见中有一条：“按照‘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履行药品监管职责不够到位。”国家药监局近日也将“‘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作为下一阶段首要工作。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与境外原研药相比，暂无任何一款国产一类原研药品被国家药监局推荐为参比试剂，即入选为后来者研发创新药和仿制药的“模范”对标物。由于本土创新药上市时间晚，患者数量有限，药物不良反应仍有待进一步跟踪，这需要尽快在全国建立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特别是加强对上市后药物的真实世界研究，并应用于药品附带条件暂停使用、退出上市等政策中。

此外，大部分PD-1、PD-L1具有跨适应症（跨癌种）用药的特性，因此要遏制部分创新药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违规对主治医生开展游说或收买，在“处方自主权”的掩盖下跨适应症滥用药物，从而严重威胁患者安全。

三是合规交易关。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至少有66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完成融资。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吸引到许多外行业资本涌入，特别是资金体量大、转型诉求强、利润要求高的房地产、金融行业资本。部分投资方“重科学轻疗效”“重产业轻政策”，对创新技术的疗效确证性、不良反应发生率缺乏足够兴趣，对相关在研管线未来三五年将面临的医保准入政策、医院准入政策可能缺乏充分洞察。这些投资方普遍预期在5至7年内收割套现，一旦入错坑，只能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因此，迫切需要对外行业资本开展生物医药投资辅导，并大力发展投资咨询、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业，逐步提高投资方专业水平，确保投资方不会成为本土创新药行业深度洗牌、优胜劣汰的阻力。

（作者为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