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故园的路

郭娟2020-11-23 15:52

（图片来源：IC Photo）

郭娟/文

伤逝

通往故园的路，通往回忆。回忆起于伤逝。

在母亲去世十四年之后，那种失去至亲的钝痛，悠远而茫然，丝丝缕缕，化成一篇长文，终于得以宣泄——《通往母亲的路》，是林贤治先生写给母亲的一封私信，是在回忆中对慈母的一次执着的寻找。母亲的身世，艰难的成长，一生辛劳，默默地付出，深挚的爱……对这一切的体察与领悟，总是在母亲去世后才蓦然有了刻骨铭心的惊觉——本该匀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母亲，更多地了解母亲的一生、了解她的内心，却成为永远的遗憾。——这是天下儿女都有的悔与痛吧？“母爱是自然的、无私的，没有边际，盲目而伟大；而子女之爱——如果存在的话——是反应的、被动的、有限的，到底是自私的。唐代诗人孟郊有诗比喻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慈爱施与儿女，从来不图答报，就像太阳把光辉无言地洒落大地，而大地上的生命，获得它的恩泽却浑然不觉……”所有失去母亲的人，都可以在这样的文字中一哭，就像所有儿女在朱自清的《背影》中望见自己日渐老去的父亲。长歌当哭，《通往母亲的路》亦是林贤治写给母亲的一首挽歌。

这篇感人至深的长文，曾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授奖词有这样的评语：“林贤治以朴素的感情和缓缓流动的文字，叙述了母亲充满酸楚的少年成长史和中年劳作史，细腻地描写了她同长辈、丈夫、儿女、乡人、陌生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关系。这种回忆式的叙述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反诉，是作者在通往母亲内心世界和品格之路中的寻找。通过对母亲的细密回忆，他探寻到了只属于母亲一个人的世界、道德和人格。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农村妇女的故事，却折射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令人唏嘘，引人正视历史、敬畏生命。”

关于母亲的往事，有不少是他的三姐告诉他的。三姐年长他七岁，姐弟俩也时常聊起乡村中的人与事。但关于母亲的长文，三姐却没能看到……

三姐的死，使他陷于伤感、迷乱，人处于悬空状态，几个月几乎不能做事，想远去的亲人、故家、邻居及许许多多的乡人。伤逝。幸而有写作的积习，使他得以纾解。他陆续写出一些回忆性散文，记述村中人，都是小人物，却极具个性，各有其命运，前后三代，贯穿中国南方一个小村落70年的历史。

故园，在回望中呈现它沧桑的容颜。

乡村“畸人”

三姐的人生故事却没能单独写出。不过，注定其人生走向的关键几步，在回忆母亲的长文中已经写到过了：悲情的恋爱，逃港。

三姐和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是同一代人。她在合作化时期小学毕业后，曾到城里寻找招工单位，碰壁而返。公社化时期，村里成立“农业中学”，三姐是其中最早的学生。一年后与一年轻老师恋爱，而老师是地主的儿子。“大跃进”下马，农业中学解散，老师的父母早已亡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远走省城谋生，一边跑工地，一边做点黑市小买卖。三姐在全国实行人口管制的情况下，竟敢离家出走，紧随恋人而去。一个年轻女子天天跑工地，碰上做临时工，暂时有个地方歇脚，否则只好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直到天亮。好在她出走前让村里一位干部朋友给了一沓盖了大队公章的便签，随机填写，才不至于进收容所。

三姐与恋人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家悄悄举行婚礼。后来广州出现“大逃港”风潮，传闻政府开关一周，内地人可以买火车票直达香港。三姐的男人先走，而三姐因病错过了机会，从此，两人相隔二十年不能相见。在此期间，三姐活成了一个烈女，斥退上门提亲的媒人，虽然她的男人音信渐杳。那时三姐在村里没户口、没口粮，只好在娘家帮弟弟带孩子，充任保姆与家庭教师。那时沿海地区偷渡逃港，集体买船，三姐铤而走险，加入其中，盼着与她的男人相聚。她拖着病腿，天天上山割草，虽然卖钱很少，但她记着“聚沙成塔”的古话，攒钱，买船。然而希望一次次破灭，不是毁于告密，就是中途受阻，还被县里的监狱关押过两次……“文革”结束，三姐向公安部门多次申请，终于在1980年获准去香港。当她到了那边，才得知男人已另有家庭。

三姐的人生可谓悲情凄怆，而宗元的人生近乎惨烈。

在贫困闭塞的乡村，很少能冒出一个骄傲的人。而宗元可能是村里仅有的一个。他独来独往，人前很少说话，与人偶有冲突，则绝不退让，但也不多纠缠，昂昂然丢下一句：“你懂什么！”就扬长而去。宗元有理由骄傲。他本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出众，老婆也精明能干，菜园、鸡场、养猪生仔卖钱，夫妻俩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四个儿女一个个送到镇上念书。村里人羡慕嫉妒，说，宗元佩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他老婆。

在宗元的骄傲人生中，年轻时一度成为“公家人”——土改时，村里仅有三个初中生，宗元是其中唯一读到毕业的，又是贫苦出身，就被乡政府保送到省城的水产学校，毕业后留省城工作。那时，整个村子的人都为他感到荣耀。但没多久，他却挑着两大包行李回村了，不再是“公家人”了。村里人猜测是他骄傲的秉性惹的祸。但，宗元秉性难移，依旧桀骜不驯。村里建公共食堂，要求家家户户铁锅充公，集中砸碎，送去大炼钢铁。宗元完全不理会，干部上门强制执行，宗元差点动手打人，亏得他老婆拉住、赔礼，保住了铁锅，却得罪了干部。

食堂风刮过，“大跃进”的形势不可逆转，要“再跃进”，全公社劳力按军队编制，拉出去修水库，红旗招展，统一行动。连队有规定：挑泥上下坡时，中途不能歇脚，而且必须喊口号。宗元却不张嘴，上坡后还常坐下抽烟。于是成为“落后分子”。连队开批斗会，“落后分子”中只有他不肯低头。于是干部上纲上线，说他一贯对党不满，众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分子”，他爆发了，喊道：你们算什么党？一帮狐群狗党！众人惊呆，也气愤至极。积极分子一致同意用“炆鹅”的方式惩治他，将他推进泥塘，遍身沾满泥浆，推来搡去，拳脚相加，直到他爬不起来。宗元倔强，几天后竟在大队营房不远处搭起简易窝棚，和老婆搬进去独居，脱离大队。如此“嚣张”，公然对抗集体。干部勒令他拆除窝棚，写检讨书交指挥部张贴，还准备拉他到各连队巡回批判。宗元一一答应,当天夜里却和老婆带着行李、用具逃跑了。

他们一去几年，逃到粤北山区修公路，每天拉土挑石头，宗元肩上耸起两坨肉疙瘩。“体制下放”时期，政策宽松了，宗元回村。公社“整改”，过去整过他的干部，反过来遭到大伙批斗。宗元当上生产队会计。“文革”来了，宗元“造反”，写大字报，跟一帮小青年一样亢奋，其批判的锋芒集中针对掌握大小权利的人，在他看来，世上没有什么比倚仗权势、独断专横更可恶的了。“文革”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宗元写材料申诉，想重回省城原单位，却碰了壁——当时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依然是领导，宗元愤愤地说了几句“官官相卫”，只有无奈懊恼。但宗元依然骄傲自信，即使借钱为老婆治病的时候，也还如运筹帷幄的将军一般谋划着未来的生活。谁也没想到，宗元因为与儿子起了争执，竟吞了烈性毒药，七窍流血而死。一辈子骄傲的宗元，希望在社会上得到足够的尊重，可是不但社会没有给他，连孩子也不给，于是他以惨烈的死完成自己的骄傲。

困于时代、困于贫穷，乡村中人们似乎难逃命运的囚笼。即如三姐、宗元，都是个性强悍的人，却也难逃成为悲剧人物的命运，更何况那些改嫁的妇人、失祜的孤儿、出身不好的地富子女……终其一生甚至不曾有过激烈的对命运的抗争，就无声息地消亡了。那时代，“阶级”和“运动”，常常改变人的命运，是令人惊心的字眼。而乡村中的“歌唱家”美芬，属于下一代人，她因唱歌而发生的悲喜剧，对比而言，只能算是轻愁了。林贤治也感叹母亲与许多农妇一样，对田边美丽的野花并不注意、喜欢，因为审美是需要余裕的，没有闲时光，最朴素的美学也会被扼杀掉的。

审美的畸形，人生的畸形，触目惊心。这些人物，构成了一部嚣骚的、撕裂的乡村活剧的场景。林贤治说：没有田园诗。

城市与乡村

中国的乡村，在城市出现之后，成为一个孑遗似的存在。有人说，当一个农民第一眼望见城市，他就受了伤。茅盾的《子夜》中，乡下的财主老太爷第一次进城，就被那闪烁的霓虹、疾驰的汽车以及开化的女郎暴露的大腿惊得头晕目眩，一命呜呼了。城乡的差距可以想见。作为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经过一个漫长的由农业输血城市的阶段。近些年，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关于城市“反哺”农村以及当下的“扶贫”仍然需要“攻坚战”来解决，都揭示出农村、农民的境况。

然而走出乡村的人，在城市中又往往害着怀乡病，他们在距离的迢遥与时间的流逝中，将乡村美化为田园诗中的样子。这也是情感所致，可以理解。而文人笔下的乡村之美，有些不过是观光客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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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深入到乡村的历史中，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与尊严（作者供图）

林贤治在乡村生活过，酷暑中烈日当头、脚下水田蒸腾，可谓“水深火热”，实实在在当过农民，还当过乡村医生。后来他凭一支笔挣扎出来，成为城里人，但父母姐妹还留在乡村。他经常返回，与乡村的人、事不隔，有切实的感受。他不是观光客，虽然“村子周围的原野、道路和林木，以及父老兄弟在田间劳动的场面，可以构成中世纪式的恬淡风的景”。他深入到乡村的历史中，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与尊严。他没有做田园诗的雅兴。在他目力所及、进而出现在他笔下的一个个乡村人物，从母亲父亲到亲戚、邻里、老师、同学，他们或辛苦麻木或辗转恣锥，忙着生，忙着死。

林贤治的“故园”，让人想起鲁迅的有闰土在的“故乡”、阿Q的“未庄”，想起萧红的“生死场”。热爱鲁迅、喜欢萧红，并写过两人传记，他自觉接受或自然而然会受到他们影响。《故园》的写作所承续的，是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脉传统，也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芙蓉镇》《李顺大造屋》《白鹿原》《活着》等等一批反映中国农村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的主题关注。

作为逃离了乡村的人，对于乡村，林贤治在回望中带着某种内疚似的自虐意绪。他的同学、邻里，一个一个有名有姓，年少时的模样清晰生动，在天灾人祸中无端被侮辱、被损害，他们本来可以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或者如他一样成为作家，却过早凋零、委顿。他不得不感叹所谓命运——人与世界的相遇，幸与不幸，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早早地由“出身”二字所决定了。

作为从中逃出来的幸存者，他能做的，唯有用他的笔将这一个个人的面影、挣扎、身世誊写在纸上，使芸芸众生中的这几个因此有了曾经这样活过的记录。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后浪拍打着追逐着前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写入正史的毕竟是少数，而小人物的悲欢，常常如此为作家所珍藏，写入诗歌、话本、剧作、笔记等，千古流传，构成时代历史的一个侧面，这是文学自《诗经》以来最值得骄傲的传统。“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林贤治以细致的体察与人文主义情怀，纪实而非虚构地写出他的中国版“小城畸人”，为中国乡村历史叙事留下几个真实的人证。

以往读过他的关于鲁迅、萧红、胡风、巴金等人物的传记和评论，那是学者的笔墨，挥洒、劲宕；然而当他写现实回忆的时候，他的笔则显得迟滞、沉重，并为伤感所濡湿。他站在他的乡村“畸人”一边。选择并坚持这个站位，是他不肯背离弱者的道德；另一面，他似乎也不忍对弱者有所责备，他少有鲁迅同情之外仍不放弃的批判意识。他与他的乡人站在一起时，满怀悲悯，有所回护；而这样的背负，当然是沉重的。

读这部沉重的书之后，真需要找本轻巧的书来平衡一下，透一口气。当然，轻快地飘一阵，还是要踅回“土谷祠”，碰一下历史的现实的坚硬的壁，做人论事都会踏实一点。

自传的前奏

与“畸人”的黯淡命运相对照的，是写作者本人的人生回顾——这也许是未来他将写出的自传的开篇。这些关于自己的回忆，散落在记母亲、父亲、同学、老师的篇章里，以及《小屋》这样的抒情短章中。

作为乡村农家的独生子，林贤治从小是家中的宝贝。母亲勤劳能干，父亲是受村人尊敬的乡村医生，有能力，终年勤勉，为子女撑起一个稳定、丰足、和平的家庭环境。林贤治的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是殷实而温馨的。母亲给他以悉心的、甚至是小心的照料与无限的爱，父亲则给以严格的教育。私塾教师出身的父亲，在他入学前夕，命他离开母亲，到自己兼做诊室的小屋里睡。为了不让他和野孩子混在一起，父亲看管他，给他安排念诗和习字的功课，教他如何查字典。甚至如何穿夹衣、系鞋带，睡觉时如何预防着凉等生活的常识，也由父亲一一教导。

11岁，他入读镇上的中学，父亲更是领着他去学校里拜名师，他成了谢绍祯老师的“私淑弟子”。谢老师讲课精彩，课下更给他颇多启迪：教他从文学史入手，选择经典作品阅读，使他幸运地早早与大师相遇，领略伟大作家的灵魂之美与艺术魅力；教他学习方法，讲“目录学”、归纳法和演绎法，让他在阅读中反复试炼，提高自学能力；鼓励他以胡适主张的“克读法”要求自己，他果然以一天一本书的速度阅读，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几乎读遍了文学书籍。谢老师在县城的家，经常有文化人相聚，林贤治读高中时常参与其中，他耽于那种沙龙似的人文气氛。

谢老师为他叩开文学大门，梁永熙老师则是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教他学会思考，懂得真理的价值和风险，给他以政治启蒙的人。这位1939年入党、参加过广西钦州武装起义、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而仍然做地下工作、参与解放海南岛的资深革命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其自身的经历与深邃的思考，极大地影响了林贤治。从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到对个人崇拜的明察预见，从历史到现实，梁老师常有与当时的宣传颇为不同的看法。但梁老师的谈话很有技巧，也许是习惯性地保持某种警惕，很多问题引而不发，引发开来也往往言在彼而意在此——因为那些违背“文革”潮流的观点，在当时足以被戴上“攻击”的罪名而招祸。年轻的林贤治在惊悸与思索中看清历史与眼前的事物。林贤治称梁老师为“古典共产党人”——他葆有着革命的初心和原始正义。

林贤治那一代人在浓重的政治氛围下成长，关注社会、政治，严肃地思考人生意义，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而激动，熟读《革命烈士诗抄》，向往着“入蜀莫嫌蜀道难，助人吟兴是青山”、“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即便后来因为幼稚、轻信、盲从，为人所利用，被现实消磨了少年意气，但生命基因中仍保留着革命的符码，他说自己“至今未敢放弃曾经作为一个革命信徒的关于社会改造的虔诚的愿望。不要说马克思和毛泽东，即便后来阅读葛兰西和卢森堡，卢卡契和哈贝马斯，吉拉斯和哈维尔，都会使我随时回到从前的小屋”（《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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