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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为什么说孔子是“为汉家立法”

文艺复兴运动有个前提，那就是要经历过轴心期。

而轴心期，不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也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到达的。能被轴心期的历史光芒照耀的民族是幸运的，能到达轴心期的文化如有神助。

文明进入轴心期，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希腊有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印度有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同一个轴心期，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诗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理性的觉醒。

轴心期是个文明概念，不是国家观念，在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国家。人类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会回到国家起源的来源处，召唤文明的原力，古希腊人对于《荷马史诗》的召唤，欧洲近世城邦国家对古希腊人的召唤，都是这样的文艺复兴。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文艺复兴，春秋时期，孔子“吾从周”的周游列国，不仅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而且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先河。

孔子从理性出发，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安顿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以尧舜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一个是以文武为代表的王朝中国，孔子用他的“中庸”思想，把这两个中国结合了，为王朝中国建立了文化的基础，为文化中国提供了国家样式。

孟子说孔子“金声玉振”，“金”为青铜时代王朝中国的标志，“玉”为玉器时代文化中国的标志，孔子把“金”和“玉”两个中国的标志都结合了，所以，孟子称他为“集大成者”，汉人说孔子“为汉家立法”，也只有两个中国相结合才说得通。

一般来说，立法者都是开国者，梭伦是雅典开国者，摩西是犹太开国者，把孔子说成“立法者”，应该也跟开国有关。他在汉家天下里开什么国？当然不是那个“马上得天下”的王朝中国，而是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新中国。而汉人正是在回到孔子的文艺复兴中找到了新王朝的复兴的合理性和契机。

班固踢开了司马迁

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超，采取了两种历史学的方式，一是司马迁的通史方式，另一是班固的王朝史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一样的历史观。通史方式，表达了文化中国的历史观，一代王朝只能算是通史的一部分，是文化中国本体的现象学存在。而王朝史的方式，则是以一代王朝为主体写史。

这样两种方式，就像《周易》之“变易”与“不易”。太史公以“变易”写史，把一代王朝写到“通古今之变”里去，而班超则以“不易”写史，要把一代王朝写入永恒；以“变易”写史，必究因果，而因果之究竟，当“究天人之际”，于天人关系中，探求国家起源的因果，而以“不易”写史，则坚持史官话语权，并以之为思想的禁区；以“变易”写史，是成史家个性的“一家之言”，而以“不易”写史，是代圣人立言，为王朝立宪，不容有史家的自我意识。

从班固开始，中国的王朝断代史肇启，通史从此不作，《史记》遂成绝响。为避“谤书”之嫌，不至于重蹈太史公覆辙，班固开了当代人不写本朝史的先例，其《汉书》仅写前汉史，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为止，于本朝并未涉及。

宋人有司马光，取战国至五代史料，作《资治通鉴》，观其巨制，貌似通史，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称这部史书为“史”，仅以“资治通鉴”四字名之，亦足见其为王朝“资治”的史观立意。

从通史到王朝史，班固立场的转变，事出有因，其来有自。

大史家班固的父亲班彪，著史初心，是想继太史公续写《史记》，作《史记》补，于是班固兄弟随父修史，班固初志与父亲同，不过，一件偶发之事，使他大惊失色，彻底转变。

一日，有人告发班固，说他私改史记，班固被捕入狱，班固弟班超，立即策马奔赴洛阳，面见汉明帝，献上班固所撰文字，没想到明帝审读后，甚是喜爱，爱其文而释其人，放了班固并授兰台一职。班固虽转祸得福，但经此一吓，遂变初衷，从君不从父，从此专为主君写史。

班固从君不从父

历代人读《汉书》，都有一疑，班固著史，为何不谈他父亲班彪？

班彪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汉书》所用，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竟无一字提起，全书中也未有一处言及，如果没有当时人转述及《后汉书》重提的话，班彪所著一节从此就会湮没无闻了。

此儿不孝不信。王充游京师，入太学，曾师从班彪，班彪续《太史公书》有百篇以上，他应该是看过的，而且还有评论：“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还说凡是看过的人，都以班彪所著为甲，太史公为乙，将老师的排名，排到太史公前面了，《论衡·超奇篇》就是这么说的。

《后汉书·班彪传》注引《谢承书》提到王充见到班固，那时，班固十三岁，已有文名。王充见了，拍着他的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王充认为，班固可以子承父业，完成班氏一门的史家大业。果如其言，班固完成了《汉书》，可父业却不见了，如果王充读了班固的《汉书》会作何感想？

西晋杨泉在《物理论》中就这样说道：“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近人顾颉刚，竟然撰文“班固窃父书”，不厌其烦详考之。

班固已经这么做了，对与不对，是是非非，历代都有人批评。本文不想参与到批评中来，而是想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里，或许就藏着历史学的“哥白尼倒转”，很可能就这一转，将文化中国的历史叙事转移到王朝中国的政治正确上来，将文化中国对历史的话语权，转移到一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上来，将历史对文明的传承，转移到以历史学的方式终结历史上来。

显然，班固已经背叛了父亲。起初，他以历史为家学，以写史为父业，作为孝子，他应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续写《史记》，完成父亲的遗稿《史记后传》，但一场飞来横祸改变了这一切。他在狱中，才真正懂得了写史不仅艰辛，而且艰险，被明帝赏识后，他又发现，写史不光站在地狱的门槛上，还能站在平步青云的天梯上，他可以选。

在君与父之间，他应做个选择，要能了断：是接着父亲续《史记》，跟着太史公走下去，还是走到《史记》的反面去，对着《史记》大喝一声：到此为止！

沿着父亲的道路走，他已走进了监狱，可见此路不通，太史公也给了他生不如死的前车之覆，还有他自己的亲身体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用了《诗经·大雅》里的一句诗，给太史公做了论定，诗云：“‘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他不仅不能重蹈太史公的覆辙，让自己陷于极刑，还得有所超越，这就要“明哲保身”了。为此，他用儒家“明哲保身”的政治眼光，重新打量了一下太史公，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太史公的历史观有那么多的问题。于是，他开批太史公，还真能上纲上线，说太史公“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对于这些问题，他不仅要指出，还要纠正，所以，他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而根源就在于，要解决一个为谁写史的问题，这是历史观的首要问题，要首先考虑。

问题中，含有历史目的论。历史的目的是历史本身，还是现实？是将现实看做历史的一部分，还是把现实当做历史的终结？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条是通史致用路线，通过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来看现实，另一条是通经致用路线，把现实放在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上来，以永恒的原则终结带有不确定性的、特别是那还有兴衰的历史。

历代王朝和帝王，都不想成为通史里的过客，都有个万世一系的抱负，都揣了个终结历史的企图，他们心中的愿景，要有人为他们提出，为他们描绘盛世蓝图，这样的人物千年等一回，终于来了，他就是班固，要颠覆太史公，让王朝来做主。

且看太史公的“史识”

我们读《史记》，通读下来总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太史公成为了历史之王，他史书中，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凌驾于历代帝王之上。他写史，是以个人立场，而非国家主张，所以，他把一代王朝、汉家天下放到了一旁，从五帝写到今上，从人文之初，写到人文之殇，写出一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衰落模样，也写出他本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迈担当。

一代王朝之汉高祖何等神圣！可在太史公笔下，他就成了市井之子、无赖之徒和流氓天子。这还不够，还要用一面英雄的镜子对照他，让他的子孙们不得不自惭形秽，在梦里都会恨得咬牙切齿，就在汉朝帝王本纪旁，司马迁为英雄立本纪，那就是项羽。项羽失败了，项羽也没兴趣建一代王朝，但司马迁偏把他拉进帝王“本纪”。

对于圣人孔子，他也并不十分在意，弄个草根陈涉，一同搁在世家里，如果说孔子为汉家立法，那陈涉岂不为汉朝开基？人皆可以为尧舜，陈涉不亚于孔子。

这就不光冒犯了王朝，还冒犯了儒生，用历史洪流冲了经学的大庙。

所以，班固要拨乱反正，不但基于王朝立场，还基于儒门经学立场，他要为一代王朝提供一个具有正统性的历史样式，建立一个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历史学范畴。

可父亲班彪，还在沿着太史公开辟的历史道路行走，而且越来越有了自己的步调——“彪”。他真的“彪”起来了，思想与文采同“彪”，超过司马迁。“彪”得连思想的刺头王充，都连忙从江南赶来拜师问学，可从《汉书》里，我们已感觉不到那股子“彪”气。

班彪的故事

就在班固出生那一年，天下方定未定，中国尚有二帝，一为中原汉光武帝刘秀，一为国号“成家”建元“龙兴”在蜀地称帝的公孙述。

二帝之间，还有陇右王隗嚣，且与公孙述结盟，还有河西大将军窦融仍在观望中，而窦之向背，则是两帝成败的关键。

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班彪避难，前往天水投奔隗嚣，班彪对隗嚣说，“汉必复兴”。隗嚣不高兴，驳斥班彪说：你只知历史之过去而不知未来，但见愚民习惯刘氏姓号，就说汉家复兴。当年秦朝二世而亡，刘邦逐而得之，那时老百姓谁知道汉家?　　　　二人话不投机，班彪一“彪”而去，走前，还奋笔疾书，“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文呈隗嚣，遭拒，遂改投汉朝外戚河西大将军窦融，为窦融出谋划策，专意事汉。

此事，初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却未载于班固《汉书》叙传中，司马光《资治通鉴》据范晔所言，继言班彪于二帝相争中起了影响窦融的关键作用。

可事成之后，班彪却再也“彪”不起来了，随窦融迁入内地，被东汉光武帝刘秀猜忌，被搁置于冷席，仅能蛰居于下僚之位。然其“彪”心尚在，遂尽发之于史，作《史记后传》约百篇，一度惊悚王充，说他老师“彪”之所至，已甲于太史公。

所以，我们从王充的《论衡》里反倒能感受到那种思想的“彪”气，可惜的是，这“彪”气在班固身上没有了，在官修的《汉书》里也没有了。说班固窃取了父亲的著作，如此说来，可能是冤枉他了，即使用了父亲的原稿，也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他都不好意思请父亲出来认领，所以，干脆就不提了。不是说“三年无改于父道”吗？他改了，改得很彻底，从私修改成官修，从续写《史记》改成反《史记》，不是从史学方法论的立场反《史记》，而是从历史目的论上反《史记》，把历史写成断代史——用历史的方式终结历史。

班固还是失算了

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班家与窦家的关系，从班彪起，两家就以西域为纽带，结成命运共同体，自班彪与窦融之后，班超与窦固，班固与窦宪，皆为一体。

王莽新朝大乱后，匈奴重返西域，据天山南北地窥视河西，汉光武帝不用窦氏，闭玉门关而内守，至汉明帝想要重振西域，不得已再次起用窦氏，窦固战于天山，班超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而“彪”炳史册，可见班窦为一体。汉章帝欲除匈奴后患，再命窦宪出击，班固也随军旅。汉和帝时，窦宪深入漠北，连连获胜，犁庭扫穴不遗，班固为之作《封燕然山铭》，用《尚书》体，颂窦宪如周公。

和帝初立，年方十岁，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主政，窦氏兄妹手握王纲，权倾朝野，班固早已视为理所当然，大概也想与窦家分享，故铭文以周公隐喻窦宪。周公王叔，窦宪帝舅，班固用“圣明”、“王室”、“大麓”，是模仿如《诗·大雅·裕高》中“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诗句，只“元舅”一词，就将窦宪尊贵表露无遗，德如周公，实为摄政。

铭文处处引用“诗经”中颂扬周初开国的先祖诗句，把用兵于匈奴朔方说成“王师远征”，“述职巡御”，可谓从容不迫，真乃端拱之至。甚至以“师尚父”喻窦宪，暗言其为小皇帝和帝的“尚父”。“尚父”是姜尚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的太师。后来，董卓进京，为太师，就自号“尚父”。

很显然，这铭文里，包含了向窦宪劝进的意思，要将窦宪置于儿皇帝之上。很难想象，像班固那样以儒术安身、以经学立命、以正统自居、以王权至上的儒生，竟然会有这样一副“霸王道杂之”的僭越心肠，当他背叛父亲，还可以说是移孝作忠，而今，他又从儿皇帝头顶，将周公的灵光寄托于窦宪身上。此前，王莽以《周礼》改革，开了新朝，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以周公期待窦宪。

这个班固又再一次悖于父亲的初衷，班、窦初盟，实以汉家为归宗，而班固之于窦宪，则以经学为梯，帮助窦宪往皇帝头上爬，显然，他忘了父亲遗《王命论》，当然《汉书》亦未录存，更为要命的是，他居然小瞧了那位儿皇帝，以为可任由窦氏安排，故奉窦宪为周公。

谁知那儿皇帝是个帝王学里的神童，年方十四，尚带乳臭气，却不惑如四十，观其仅以孤子一人，用一宦官对外联络，就发动了一场政变，一举推翻压在头上的帝舅、周公、尚父三座大山集于一身的窦氏，如朝廷上一道闪电，深宫里一声霹雳，叫人目瞪口呆。

有人将他同康熙皇帝相比，同样十四岁，康熙擒鳌拜定朝纲，被人赞叹不已，但较之和帝还是难于媲美，鳌拜权重，怎比窦氏？更何况康熙身后还有太后做主，而和帝在深宫之中，依然被窦氏监视，却能一骑突围擒了窦氏，实令人匪夷所思。

窦氏败了，无脸活下去，自杀而死。班固亦因之下狱而死，活在王朝中国里也就那么一回事。班固写《汉书》，为一代王朝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样式，赋予王朝中国以永恒的经学气质，可他本人却在狱中死去，《汉书》未完的部分，由妹妹班昭接续。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