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

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情感间的复杂关系是治思想史研究者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为纠正将精英思想之连缀等同于思想史的偏向，葛兆光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观念，以揭示被精英思想遮蔽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那是每个时代的底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一般思想史”为传统学术观念中的“精英思想史”补偏救弊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打开了全新的视界，同时也无异于凸显了二者之间难以逾越、弥合的巨大鸿沟。而在日本思想家小熊英二看来，“所谓著名思想家，更多的是能够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心情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进行表达的人，而不是具有‘独创性’思想的思想家。”这是对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一种新的观照和理解。在一些危机时代、异态时空中，这一视野将成为理解思想史的重要进路。战败和盟军占领就曾使得战后日本进入了空前的异态时空，它塑造了知识人与民众、与国家关系的非常态，又进而决定了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一书的思想取径。

小熊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中所呈现出的是与在《改变社会》《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及其与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的对谈录《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一致的、不以“8﹒15”切割历史的“贯战史”视野。在他的战后史叙事中，战争经验成为了重要的思想源头。借用上野千鹤子在对谈录后记中的话，该作“是以大河小说的方式描写战后思想史的大作，它采用了迄今为止书写战后思想史的人们都没有用过的方法：试着以未被讲述的战争体验作为光源，反照出每一位战后思想家的思想……战后的我们，第一次震撼地感受到了这一至今仍在摇摆着尾巴的巨大影子的存在。”

那么，战争经验又何以成为理解《“民主”与“爱国”》、甚至理解战后“集体性心情”的关键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战争“抹平”了日本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加藤阳子的研究显示，战争末期，知识阶层的征兵率是79%，与普通青年持平，整体上来看这已是很高的比例。相关政策一经推行，旋即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因为知识阶层特权不再，“不幸的均沾”使得征兵看起来更为“公平化”。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经相对疏离政治与战争的知识人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无论是对时局长期保持警惕和批判姿态的作家中野重治登报声明转向国家主义（《东京学艺新闻》，1942年2月1日），还是鹤见俊辅以“要呆在战败的一方”为由从美国重返日本加入海军，他们的抉择或多或少都与急转直下的战争局势、战时生存境遇等因素综合倒逼出的故园意识、“家国意识”有关——保卫“愚蠢的双亲”获得了最广泛的情感共鸣。若按现代正义战争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ser）的看法，自卫战争即是正义战争。那么，战局的转换似乎已让一些日本知识人的“家国意识”笼罩了一层“正义性”错觉。知识人与民众、国家至少在“共赴国难”的意味上迅速一体化，甚至连桑原武夫、市川房枝也都曾批判过“旁观者”。（当然，这也成为战后日本各界洗脱战争责任的口实）同时，就像小熊在书中所呈示的那样，盟军对日本城市的密集轰炸使得城市知识阶层被迫来到乡村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另外，五味川纯平、五木宽之、安部公房、木山捷平、长谷川四郎、尾崎秀树、大冈升平等后来成为战后文学、思想重镇的青年人因战败而从中国大陆、朝鲜、西伯利亚、台湾、东南亚等地被遣返归国，就像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的650万人中之一员。知识人与大众相遇、城市人与农村人相遇、文人/学生与军人相遇，这一系列遭遇所形成的精神冲击、战时生活的困苦境遇，都极大改变了战后初期日本知识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国族认同和思想形态。

另一方面，1930年代的“转向”以及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战争“协力”种种，更使得日本知识阶层斯文不复、权威失坠，不再是民众仰止的“启蒙者”和道德典范。如果说“走向民众”是战时的走投无路，那么在战后初期战争责任追究、东久迩内阁“一亿总忏悔”的风潮之下，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重建民族的道德脊梁和政治、社会秩序则成为“政治正确”的姿态和别无选择的谋身策略——龙蛇以蛰，以存其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熊英二所描述的战后知识人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共振的姿态，毋宁说是在异态时空之下前者别无选择的必然，这是理解本书的重要前提。《“民主”与“爱国”》译者序中有云，“该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同时代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相一致才称得上‘著名’。”这一论述似可略作调整——在历史剧变的风潮中，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的共振才成就了战后一代的思想家们。

求仁得仁，与民众同在、呼应同时代的集体性心情自然会为思想家们赢得声誉，但作为“悔恨的共同体”之一员，裹挟于时代风潮中的知识人如何在与政治权力、民众情绪的共生关系中把握脆弱的平衡，在战后文化、思想重建中重获公信力和领导权，是不得不慎思之所在。在第三章“忠诚与叛逆”的讨论中，作者援引了1948年8月15日《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民众中支持天皇制存续者占了90.3%，支持天皇留任的占68.5%——这便是“集体性心情”的外化。而讽刺的是，“在当时，‘天皇制’一词作为战时强迫人们成为隶属的象征而被广泛使用。”同时，就像小熊犀利指出的那样，“议员们担心，如果赞成天皇退位，会失去那些朴素表明‘支持天皇制’的人的支持。同时，如果以天皇退位挑明战争责任，政界、财经界、地方权力阶层也有可能被追究战争责任。”也就是说，民众、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盟军意志以及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家之间围绕“天皇制”存续的问题再次达成了默契的一致。围绕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续问题，知识人不得不在“原理”与“江湖”之间做出选择，此情此景亦似曾相识。

在1946年2月召开的“文学家的职责”座谈会中，德国的托马斯·曼、法国的罗曼·罗兰成为与会者心中面对法西斯强权的完美抵抗者；而在日本国内，如小熊英二所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被捕入狱18年的德田球一、宫本显治被释放后，旋即成为国民心中超人般的存在，成为道德上的无瑕无垢者、“良心的唯一见证”。1954年至1962年，以鹤见俊辅为核心、30多人参与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发起了“转向”问题的共同研究，开始系统地讨论战前、战中和战后日本各界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变节问题。然而，无论是哪一类“转向者”，都绕不过是否/如何在民众的价值、信念、情感之包围中坚守自己的“主义”的灵魂之问。诚如江口圭一所言，“民众对于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民众被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结果之一便是知识人腹背受敌、遭到孤立，“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的绑架成为压倒有良知的知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之协同、为之代言则名利双收，反之则将陷入众叛亲离的伦理困境。

而在战后初期，知识人面对民众的态度却发生了剧变。这自然与书中所论述的知识人饱受伤害和磨难的战争体验（主要是疏散体验、从军体验等）有关。小熊引述了大塚久雄在《近代文学》杂志1946年举办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坦言自己“脑海里有理想的大众形象，并不喜欢现实社会里的大众”“由于战时的经验，我有时有点憎恨大众。”丸山也在1951年指责战败后的大众“追求死气沉沉的娼妓秉性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所谓“大众”，在大塚和丸山那里，出现了观念与现实的分裂。在观念上，他们是一个与知识阶层相对的、可以进入思想家理论体系的、巨大的、意象化的单数和论资，而落实到现实中的复数个体，则不免令人绝望。不惟自由主义知识人，日共方面亦作如是观。孙歌曾在一篇讨论日本民众史研究的论文中指出，“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共产党决定放弃战后初期的和平幻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时候，发动民众一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斗争内容。而随着‘山村工作队’武装斗争的失败，日共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回到合法斗争的路线上来，这里面伴随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日本民众‘觉悟太低’。”

随着军国主义政权覆灭，盟军对日改造的全面启动，围绕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续的问题，知识人却不意在保守政治权力与“面目可憎”的民众之间再次面对两面夹击的“极端语境”。如小熊所言，“被置于‘天皇制’对立面的是‘主体性’、‘连带’、‘团结’等词”，“当时的天皇制论争强调了天皇阻碍了伦理感、责任意识，也就是‘主体性’的确立。”而“知识分子及高学历阶层，对天皇个人的爱戴与‘真正的爱国’心情发生了分离。这种心情绝不孤立于民众。”这就形成了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图景：知识人一边在原理层面讨论导致日本近代化走向歧路的“近代的自我”“主体性”缺失及其重建问题，一边却貌似又再一次在权力与民意构成的“江湖”中丧失了“主体性”。日本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引入西方观念后常将其作为学术、思想领域的对象、谈资，而鲜少经过广泛讨论、落实为共识并内化为个人行为的指针，思想与行动遂走向分裂。盟军意志、保守政治力量以及民众情感显然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力量。战后，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在讨论“转向”问题的时代，知识人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却再次以一种与历史相似的结构重现，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这并不意味着世无识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越来越看重极端语境下知识人日记的意义与价值，它们为今人提供了理解那些时代不可多得的精神志，时而让人想到南宋末年诗人郑思肖以铁盒封函、深埋在苏州承天寺院内井中的《心史》。小熊英二在讨论“忠诚与叛逆”的问题时，以曾经的海军少年兵渡边清日记《碎裂之神》为例做出了极为精到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战争体验、国际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者对战争从体制和原理层面的深刻观察与反思。《碎裂之神》是一个真诚而又极富洞见的文本，但遗憾的是，从书中注释里我们不难看到，迟至1977年此书才得以出版。无独有偶，近来我读到了数十种令人感佩的作家战败日记，其中尤以中井英夫和渡边一夫最为理性和深刻，而他们的日记则迟至1995年、2005年才公开出版。1970年代以降，美化自己的战争经验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潮流，这让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感到忍无可忍。他们意识到将自己的战争体验投放到公共空间中以正视听的必要性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性，遂于三十多年后挺身而出，向知识界传递了诸多带着温度与实感的战争经验，其拒绝遗忘的历史责任感、“以真抗玄”的介入意识和批判精神，令人肃然增敬。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些知识人提供的真诚、独立、理性的主体性思考缺席了战后初期日本的思想建设，亦大致合乎实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他们在战败至1970年代的二三十年间之缄默又意味着什么？而对此间日本的言论空间的变化、民族主义思潮起落轨迹的阐发正是小熊是著的关切所在，亦值得读者诸君为之寓目。

鹤见俊辅在与小熊、上野的对谈中盛赞道，“小熊君这次的《“民主”与“爱国”》就接近‘全历史’，能在思想史方面践行近于‘全历史’的方法，是很少见的。”在鹤见那里，所谓的“全历史”(TotalHistory)强调的是兼顾公、私两层面历史之叙事。同时，《“民主”与“爱国”》中也暗含了对“原理”与“江湖”两个层面的尊重。在讨论丸山真男对天皇退位、天皇制存续问题的抉择时，小熊意味深长地指出，“丸山敬爱的恩师南原繁也是象征天皇制的支持者，这或许是丸山远离天皇批判的又一原因。”此即“原理”之外的“江湖”。在“原理”与“江湖”的交错中，小熊并不试图为战后思想史“制作”一条明晰的秩序链条，亦不急于为“民主”“爱国”“民族主义”等在战后影响巨大的、而涵义飘忽多变的关键词给出准确的界定，他博观而约取，以面对历史的真诚和“同情之理解”的姿态，对那些抽象概念在每个时代、每个言说者那里的差异性理解与表达都给予了必要的尊重，进而表述了一种“朦胧的确定”，也许这种方式才是进入战后纷乱混沌、多元并存的政治生态、社会语境和思想文脉的不二法门。

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