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邹卫国 最近一张地图广泛传播，题图的内容是南宋地图，认为中国当下投资最好的范围就是南宋所辖区域。与之近乎同时，一张全国城市GDP排名的表格被广泛关注，前十名中只有1个是北方城市——北京。

在中国经济数据表现强劲的背景下，全国区域间的差距问题正成为舆论的一个焦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无疑，民众期待决策层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的讨论。

首要的问题是：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现实，是不是正在成为趋势？

历史数据业已表明，这是显而易见的。有很多案例也表明，市场力量正在加剧这种差距。

不久前，笔者听过一个招标的故事：东北一个地方电力系统招标，其中一个产品，并没有特别高的技术含量，竞争者来自全国各地。不过当地政府要求招标能够照顾本地企业。若严格按照招标条件，本地企业很可能无法拿到订单，因为无论是企业的资金成本还是综合效率，都不如江浙的企业。那里的资金成本低，配套完整，效率更高。

但是，如果拿不到订单，当地企业就会面临危局，这又涉及到就业及规模不小的财政收入。

这个招标的故事，只是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策之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如何认知这一差异？

首先要意识到，地区差异存在是客观的。

经济体本身就存在核心和边缘地带。全球经济的核心区域本身就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带，不是平均分布的。美国的硅谷及东部的纽约、日本的大东京、英国的大伦敦、印度的大孟买等，都是该地区的经济重心所在。

对中国而言，则有发展较好的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它们经济腹地宽阔、靠近全球货物运输通道，甚至本身就是重要的贸易节点，具备巨大的区位优势。又如中国的大西北地区，这里其实是一个久经开发的老区。如经济地理学家陆卓明所言，之所以这里至今经济落后，并不是祖先没有发现它的丰富资源，而是在开发这些资源时遭遇了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

既然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存在，那么硬求地区之间的平均，就是一个错误。一定意义上，对落后区域的振兴政策，如果不遵循经济地理规律，不仅无法达成目的，反而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破坏。

如果区域经济的平均主义并不正确，那么平均主义的区域政策就应该要予以放弃。这种思路的启发是，当下各地都在争抢中心城市地位，但是，在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差的区域，不设置统御整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更为合理的选项。

其次，需要注意到，由于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企业基于效率的考虑，自然会因循地区资源的禀赋差异，展开自身的业务布局。根子上，产业集群的存在，就是企业基于效率的考虑，进而演化和积聚的结果。在上面的招标案例中，资金成本差异、产业配套差异等方面，形成了江浙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这是无法在别的地点复制的。

由于有着经济地理这个决定性因素，经济核心地带是演化出来的，并不是政策主观所能规定的。同样，对于经济的核心带，不遵循经济地理规律，单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也会适得其反。这样的例子在北方多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太多的教训。

终究，区域经济布局的立足点，不是要落在主政者的期待或者某些宏大的愿望上，而应该落在针对具体的、单个的企业的行为上。

总结起来：经济地理的决定性作用，使得经济的区域差异是客观的，微观体现为其对于具体企业业务布局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投资不出南宋界”的本质。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模式而言，其本质当是以单个企业为立足，着眼于提升单个企业的业务布局效率，进而引导出的全局模式。

这当是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底层本义。